葛兆光:“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1 次 更新时间:2018-02-03 23: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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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一、“中国论”与“正统论”:中国意识的真正凸显

  

   在思想史上,北宋时期有两篇文献相当引人瞩目。一篇是石介的《中国论》,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古代中国第一篇专以“中国”为题的著名政治论文,不仅因为作者是北宋学术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而且这篇论文中民族情绪非常激烈,甚至可以说非常极端,显示了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1]。一篇是欧阳修的《正统论》[2],这篇论文在当时反应颇热烈,不仅因为作者是思想史、文学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枢轴式的人物,而且他的意见与他自己对前代历史的深刻认识和书写实践有关,历史的认识和书写又关系到当时知识阶层对于传统经验与教训的梳理和对现实政治合法性的确认。现代研究者从这些文献中普遍看出,古代中国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民族、国家和天下的朝贡体制和华夷观念,正是在这一时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这种情况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说一直延续至今。

   发生在唐宋之际的这一变化,很多学者都讨论过,比如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指出,从安史之乱开始,“夷夏之防亦因而转严,然一种具有悠久传统之观念,往往不易于短时间完全改变,故有唐后期国人之夷夏观念,犹不若宋人之严”[3],他看出宋代华夷观念越来越严厉的历史事实。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他又具体指出,这种观念变化的原因,“一是由于外族叛乱及侵凌的刺激”,“二是科举制度的发达。……社会上逐渐形成重文轻武的风气,进而产生中国文化至上的观念”,“基于上述两点原因,国人仇视外族及其文化的态度,日益坚决,相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热爱,逐渐建立了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4]。陈芳明在讨论宋代正统论的时候,也指出宋以前“只有实际的正统之争,没有正统理论的出现”[5],因此唐宋两代,关于“正统”的观念在表面上似乎相同,但在本质上却差别很大。而论旨相近的陈学霖在《欧阳修<正统论>新释》也指出,欧阳修《正统论》的写作,有四个背景值得注意,一是“大宋与前朝的统属问题”,二是“《春秋》学复兴的影响”,三是“纂修前史所遭遇的问题”,四是“北宋外交挫折的反应”[6]。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国家如何定位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宋王朝究竟有没有政治合法性,这个政权如何得到传统与经典的支持,如何书写他人与自我的历史,其实,这都是由于“敌国外患”逼出来的问题,如果不存在这些“对手”,或者“对手”不足以使自己国家的存在意义有任何疑问,这些问题是不必要那么严重地提出来,那么郑重地来讨论的。

   以上这些研究都相当有价值,结论也毋庸置疑。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国”这个观念来历久远,传统的“华夷”之辩里面,这个华夏共同体的族群、区域与文化也一直被普遍认同,异国异族的存在这一现实也从来没有被否认过,“华夷”、“中国”、“正统”等等观念更不是这个时代才有的,那么,北宋出现的这种关于中国和正统的重新确认,如果不是一种历史言说的延续或者重复,那么,在思想史上,这种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想象和定位,与前代究竟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为什么我们要说,到了这个时候,关于“中国”的意识才真正地凸显起来呢?


二、实际政治与观念想象的差异:天下、四夷、朝贡、敌国


   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象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中国”概念。在古代中国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这种观念和想象并不奇怪,西谚说“既无背景亦无中心”,大凡人都是从自己的眼里看外界的,自己站的那一点,就是观察的出发点,也是确定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中心,离自己远的,在自己聚焦关注的那一点后面的就是背景,我是你的视点,你也可能是我的焦点,但是可能你也是另一个东西的背景,我也可能是他的背景。古代中国历史的记录和书写者处在中原江河之间,他们当然要以这一点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大空间,更何况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文明确实优越于他们周围的各族。

   古代中国人一直对这一点很固执,固执的原因是,除了佛教以外,古代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汉族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文化上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在西晋的时候,曾经有个叫江统的人写过一篇《徙戎论》,想把汉族和其他民族在居住地理空间上分开,可是后来影响并不大。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常常是一个关于文明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观念。所以,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像古代的《职贡图》,画的是各边缘民族的代表向中央王朝进贡,总是把中国人的皇帝画得特别大,而外族人的使节很矮小。不过,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尽管古代文献中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很明显,但是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并不完全是空间的,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而且,这种关于世界的想象,空间意味与文明意味常常互相冲突和混融,有时候文明高下的判断代替了空间远近的认知。所以,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三章《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7]。

   应当说,这种观念多少给中国古代人的世界想象,带来一些弹性空间,使他们不至于为了异族的崛起或异文明的进入而感到心理震撼,可以从容地用“礼失求诸野”、“乘桴浮于海”、“子欲居九夷”等等说法[8],宽慰自己的紧张,所以,在充满自信的古代中国,很多儒家学者一直倾向于夷夏之间分别在于文明不在于地域、种族,比如汉代扬雄《法言·问道》在谈到“中国”时就说,这是以有没有“礼乐”也就是“文明”来分别的,“无则禽,异则貉”,《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在说到夷夏之分的时候也说,“虽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而唐代皇甫湜在《东晋、元魏正闰论》中也说“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9]。显然,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由于相信天下并没有另一个足以与汉族文明相颉亢的文明,因此相当自信地愿意承认,凡是吻合这种文明的就是“夏”,而不符合这种文明的则是“夷”,这个时候,国族的民族因素、空间和边界因素,都相当地薄弱。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到唐代中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宋代,这种变化更是剧烈。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指出,经过唐代九至十世纪的衰落,“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只有唐称君主、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10]。

   这一转变相当重要,这使得传统中国的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在观念史上,由实际的策略转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变成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在政治史上,过去那种傲慢的天朝大国态度,变成了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在思想史上,士大夫知识阶层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观念主流,也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对于国际政治的实际策略,与对于世界秩序的传统想象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这一差异,当然有其观念上的内在来源,陶晋生曾一再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及朝贡制度,虽然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朝贡制度不足以涵盖整个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传统中国固然有一个很强的传统来维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要求邻国称臣进贡,但是另一个传统也不可以忽视,那就是与邻国实际维持的对等关系”[11],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策略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策略上,而在想象天下的思想史上,汉唐以来,似乎从来没有多少平等的意识,“天下之中”和“天朝大国”的观念仍然支配着所有人对世界的想象。

   可是,正如Morris Rossabi所编一部讨论宋代国际关系的论文集的书名China among Equals所显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开始,“中国棋逢对手”(也有人翻译为“势均力敌国家中的中国”),也正如它的副题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 –14th Centuries显示的那样,十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国和他的邻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2]。什么变化呢?这就是宋帝国不像以前的唐帝国,唐帝国曾经有过的“天可汗”气象不再出现,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后来的女真与更后来的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使它不得不一想起这一现实,就有些英雄气短。宋太祖传说中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只是一句自我安慰式的大话。陶晋生曾经提到,景德誓书以后,宋、辽间常用“南北朝”的称呼,虽然李焘《长编》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说景德誓书只是“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但是,陶晋生指出,当时事实上已经习惯并且承认了这一称呼。因此他说,宋人有关“多元国际系统”的两个重要观念是,“一、认知中原是一个‘国’,辽也是一‘国’。二、认知国界的存在”。前者,表现在文件中常常有“邻国”、“兄弟之国”等名词。后者,陶氏指出,“宋人对于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的看法”[13]。

  

三、中国:“边界”的浮现

  

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观念其实套不到中国历史上面,中国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应当自己书写。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并不很清楚。《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曾经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很表现古代中国对于四夷的观念和态度,“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这种“怀柔远人”的方式背后,是一种自足与自满,觉得在道德上和在经济上,自己都高人一等。但是,在北宋一切都变化了,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天下缩小成中国,而四夷却成了敌手[14]。宋辽间的“南北朝”称呼,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对等外交的意识,漫无边界的天下幻影散去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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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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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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