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元峰:文学研究中的城乡意识错乱及其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18-01-21 20: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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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元峰  

   作为文学语境的城市经验,可前溯到民国时期甚至更早的帝国时代。改革开放将当代中国推上日渐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城市文化为视角的文学研究,包括专门的城市文学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城建在“赶工”模式中进行,因而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撑,城市化的跛行状态明显,甚至城市化本身就在破坏城市文化。由于城市化中的文化偏废,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建筑现象存在的,城市文化停留在对西方商业街区的摹仿和文学想象中,是文化偏废格局中的一道幻景。

   这种失去了文化共建的硬性城市化,也可称之为“片面城市化”,使当下城市文学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审美困境。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文学境遇,认为城市文学作家笔下“依然表现出叙述方法的幼稚和美学风格的孱弱”,并尴尬地发现,“如果盲目平移像‘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和‘中产阶层’等西方社会学概念来对大陆的都市社会文化进行对号入座式的理论演绎,不仅无助于阐明当下都市化复杂多变的文化现实,而且很容易以某种字面上统一的西方‘现代性’标准垄断了我们解读具体文本的路向”。在城市化引起的所谓“城市文化”幻象中,这是一种可贵的醒觉。

   但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因城市文化幻景而发生的文学误认,并非仅止于当下城市文学,也关乎乡土文学。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的迅速国际化,在50年代以后的长期停滞,以及在90年代的再次迅猛崛起,都证明一个超级都会的建立可能仅仅需要十几年时间,甚至更短。然而,城市文化的聚合与成熟却非常艰难,不会像建筑学意义上的城市那样一夜之间美梦成真,“老上海”因而在文学想象中成为一个替代性的文化时空。目前所见的事实是,近一个世纪的宏观城市化运动中,城市文化的发展作为一种意识运动,尚未在中国大陆林立的都市群走向成熟,而乡村文化也遭遇到了生存危机。与此同时,在城市文化视角的文学研究中,部分学者对城市文化向西方的近乎狂热的比附和盲目乐观,导致他们形成了关于中国都市文化繁荣的表象判定:他们对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基于题材和叙事场景进行简单指认,进而遮蔽了乡土文学的都市审美倾向和城市文学的乡村文化本质,失去对复杂文学现象的评判力。

  

围绕侨寓者的城乡互训

  

   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城市作为文化要素,在审美层面有了显著成果的文学类型并非城市文学,而是乡土文学。城市的兴起促成了对乡村的文化认知,“乡村”或“乡土社会”是20世纪中国伴随现代城市意识的觉醒而获得的社会意识。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曾援引R. 莱德弗尔德的一个著名论断:“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或一个精英集团来定义自身的,只要没有城市,就不会有‘农民’。”这个论断也被中国学者广泛转引。整个20世纪,对城乡进行定义的社会团体相当复杂,城乡文学现象和审美观念也光怪陆离。人们习惯城乡对举,能轻易离析它们,却未意识到二者在学理上的依存关系。

   中国最早的乡土小说,是依靠城市文化才描述清了它的起源。20世纪初,乡村的经济凋敝和新学的蓬勃兴起形成合力,将乡村知识分子聚拢到城市,中国新文学有了第一批对乡村经验有表达能力和表达兴趣的侨寓者:“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者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说的‘侨寓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有趣的是,鲁迅这篇首次发现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文章,却是对北京“城市文学”的研究论文:导论围绕北京的文学期刊和文学社团抽样分析,不但分析了黎锦明北京城中“灰色的人生”,也举证了“逃离十字街头”的向培良。“侨寓者”是早期乡土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由乡向城的生存空间变化导致了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迷茫和痛苦,他们侨寓城市,看到了“乡土”,把它从“城市”和“田园”中区分出来。叙事者的文化身份产生的独特叙事视角和情感体验,是早期乡土小说形成的重要因素。“城市”的异乡体验使他们无法作为现代城市生活的观赏者来陶醉其中,批判城市生活并充满痛苦地怀乡,是早期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

   20世纪初的北京或上海是侨寓者的集中去处,它们与19世纪波德莱尔的巴黎有着根本区别。巴黎帮助波德莱尔看见了城市中的捡垃圾者、妓女等可以视为家园的游手好闲者,他不是把他们作为社会问题和物化景观来批判,而是作为探险、珍爱和栖息之所。北京或上海却只能让王鲁彦、许杰、潘训、许钦文、彭家煌、施蛰存、沈从文等中国作家看见穷困的乡下人和猥琐的城里人,让刘呐鸥和穆时英看见并无切实生命和灵魂的欲望躯壳。波德莱尔摆脱了对19世纪巴黎老套的“生理学”讲述,本雅明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波德莱尔与大城市的资产阶级不同,在阶级论和阶层论的城市人群中看见了“物”,并赋予它们生命。“人群”也是曾经被阶级论观点物化的一个文学存在。按照本雅明的观点,雨果与波德莱尔对待人群的不同姿态,应是“写城市的文学”与“城市文学”的根本区别,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与城市人群的关系上:“在跟随雨果的大众和雨果跟随的大众中都没有波德莱尔。”雨果小说中的人群是一种笼统的物象,大概与鲁迅作品中的乡村人群和城镇“看客”性质相类。但波德莱尔的抒情主体能在人群中安居,这个由捡垃圾者和游手好闲者组成的神奇主体,酝酿出都市文化环境中的早期现代派景观。

   20世纪20年代末,鲁迅影响下的早期乡土小说潮刚刚兴起不久,从梁漱溟“乡治十讲”广东开讲的1928年到《乡村建设理论》书稿出版的1937年,一场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即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在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及政府合力下展开。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梁漱溟、晏阳初、俞庆棠等身处城市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社会实践解决乡土小说中比比皆是的农民的困苦。那时,来自乡村的文学的侨寓者和来自城市的乡村建设者对都市文化的敌对情绪是一致的,他们倾向于认为,是既“安插不上”又“失其意义”的近代都市文明写下了近百年中国乡村破坏史。在21世纪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风潮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路失去了耐心,只有像王铭铭这样的人类学家还对梁漱溟乡村文化建设的那部分设想存有兴趣,去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绕开破坏乡村的城市,在乡土和现代性之间建立单独的联系,在乡村提炼一种不是朝向城市的公共性,使它连结到现代社会。在以城市为发展中心和最终路向的经济社会,城市对乡村的破坏一直延续至今,乡土文学里侨寓者的哀鸣也同样持续下来。物理城市化进程甚至已经剥夺了阶级运动给工人和农民带来的某些主体性福利,消费时代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当代中国工人“主体性的黄昏”和农民“主体性的丧失”,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这些乡土苦难曾被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工农颂歌替换多年,如今又悉数以早期乡土小说的方式在当代文学中卷土重来。

   由于特定历史时期对城市的阶级定性,曾于民国繁荣一时的城市与题材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一度消亡,某种意义上,民国风范的乡村和乡土文学也未能幸存——这是阶级论、土地革命和工业建设作为城乡认知逻辑后的必然结果,是共和国文学的特殊现象。王彬彬曾以两部作品,即发表于1950年的《我们夫妇之间》与发表于1983年的《美食家》,准确勾勒出大陆城市与城市文学的命运:“如果说《我们夫妇之间》的发表并受到严厉批判,意味着‘城市’和‘城市文学’在‘当代’的消亡,那《美食家》的发表并好评如潮、且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则意味着‘城市’和‘城市文学’在‘当代’的再生。”《美食家》之后,随着此类城市文学作品的陆续出现,中国大陆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启了城市文学的讨论。

  

被城市“震惊”的主体与客体


   然而,城市和城市文学的再生,也很容易让一些学者不去深究中国城市文化在本质上的乡土性质,从而形成错觉。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李洁非判断中国已经完成了由乡向城的文化轴心的转换,并言之凿凿地宣称:“毫无疑问,中国进入了一个城市时代:城市社会是当下中国社会的轴心,城市文化是当下中国的轴心。”

   城市化引起了中国大陆人口的大迁移,农民工进城的小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量涌现,触发了人们关于“城市异乡者”写作的城乡归属讨论。成为经济轴心的城市是否也具有了相应的城市文化,并成为文学现代审美精神的策源地?饶有趣味的是,曾有学者借用本雅明分析波德莱尔诗歌的“震惊”理论对进城的农民工作过精彩分析,他这样来描述农民工进城后的“文化震惊”和“心理防御”:

   乡下人进城是一场自愿的放逐,他们在现代化的幻影的召唤下自愿离开本土,开始了自我流放的过程,但是他们在客地的心理、物质地位永远是浮动的。迁移者到达异地都市受到陌生文化环境的冲击,感情产生异常强烈的焦虑反应。他们失去了对乡亲式人际关系的把握,面对的是城里人及其文化对乡下人的拒斥与敌意。对进城的角色期待的错误,他者身份引起心中的种种混乱,与乡间完全不同的文化让乡下人紧张甚至愤怒,是记忆帮助乡下人让这种震惊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

   生存环境迁移后的城市他者有认同的焦虑,把生存环境的应激性反应与艺术创造心理的震惊(这种理论被本雅明和瓦雷里用来分析波德莱尔诗歌同巴黎的关系)并列,是把西方都市文化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简单比附的常见现象。这两种震惊有不同的来源,用不同的方式施加于各自的对象,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景观:中国式的震惊来源于大城市这个谋生环境,施加于文学中的叙事对象或客体之上,揭示了一个城市生存阶层的灵魂和肉体的双重苦难;西方式的震惊则来源于附身于巴黎的所有物象(甚至包括心象),是一个诗人在快要被物质世界击倒时敏感地预见了它,并因此脱离常识的轨道,有了特殊的言说能力。他不像中国的农民工那样依靠具有历史时间属性的记忆,而是靠城市中的人群分化了这种危险的震惊:受惊形象与城市大众融合,并无明显的底层意识,大众“并不为阶级或任何集团而生存……仅仅是街道上的人,无定形的过往的人群”。城市在中西文学中触发的不同震惊效应显示,对都市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平移会产生错讹。城市并未作为精神因素在艺术主体层面起作用,而是仅仅作为环境和场景施加于客体。

中国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研究的最大误区是,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于叙事对象与城市空间的联系,未对城乡文化与叙事主体的相关性展开充分讨论。在当下中国迅速兴起的城市丛林,那些现代化的街景所包裹着的,并非是游荡的艺术家,而是像近一个世纪前杭州城里的木匠阿贵(潘训《乡心》)那样的进城淘金的乡下人,怀揣着几乎未曾改变的一颗乡心。很多评论者用“新乡土文学”、“新城市文学”、“农民工文学”等名称来界说近年来新的城乡文学,产生了“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命名的困惑。2009年,甚至有学者提出了“乡土文学”的终结。格非认为,“从写作对象来看,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学现象”,“乡土文学”已经终结;张清华则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起,“乡土文学的认知论基础由社会学、阶级论变成文化哲学和人类学,‘乡土文学’变成了广义的历史文化或者农业经验的一种书写,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也就终结”。事实上,这些论调所在的真实语境是,乡土文学尚未在阶级休克中完全清醒,城市文化在城市化的文化“偏枯”中,依然只是作家想象出来的幻景。只要来自城市的震惊还只是作用在乡下人的异乡感知层面,只是用来传达苦难,那么当下城市文学就依然没有完成城市文化的补课,在现代审美精神意义上,城市文学的存在也就十分可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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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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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皇华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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