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递刀者?替罪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8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2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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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这显然有点人身攻击的味道了。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直扑白学堂,将“白学堂”中那些“无五伦之禽兽”统统吃掉,“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这种拙劣的比附,显然有失一个读书人的体面。

   林纾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将《妖梦》手稿交给张厚载寄往《新申报》的时候,蔡元培却来了一封信。蔡元培在信中说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计划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著,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以及林纾等学术名家作序或题辞。

   蔡元培无意中的好意感动了林纾,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而已。现在自己写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说,似乎有点不好,所以致信张厚载,介绍了蔡元培请其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无奈,“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

   另一方面,林纾公开致信蔡元培:

   “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嘱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当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者,幸也。”

   由此引出林纾对清末民初政治变动的看法:

   “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书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凡百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林纾的意思是,外国虽然不知道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逻辑结论,中国进步与否,并不在观念,不在伦理,更不在倡导“叛亲蔑伦”之论,完全废弃传统。”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主题,林纾在这封长信中直抒己见,以为

   “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以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

   如果不是后来矛盾加剧,林纾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要与蔡元培套近乎,因为在白话文问题上,蔡元培的主张与林纾相似,一方面承认并促进白话文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国文明的保存,力主不要废文言,应该知识人群体中为雅言、文言保留一个足够空间。

   至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伦理革命,林纾也是一直反对,他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及这个问题,无疑期待引起蔡元培的重视,而且他内心深处似乎以为蔡元培与他的观念比较接近。林纾说:

   “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林纾批评的这个说法,既见于古典中国异端思想家,如王充、袁枚等,也见于同时代的鲁迅、胡适。从新伦理的立场看,这些看法对于思想解放似乎有帮助,但从老派知识人看来,无疑属于离经叛道。林纾在这封信中说这些,无非期待蔡元培能够以北大校长的身份,“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方能对得起全国人民之重托:“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就林纾致蔡元培书信立意看,他将蔡元培视为传统伦理的坚守者,尽管与蔡元培不可能观点完全一致,但总会有不少相同点。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蔡元培此时正在遭遇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再加上南北媒体传言不断,因而蔡元培将林纾这封信视为挑衅,一反温文尔雅忠厚长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开示复。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项情事,外间传言并无根据。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至于嫖、赌、娶妾等事,为北大进德会所戒,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引诱学生与之一起堕落,则亦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如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并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也?”

   林纾的公开信不仅没有让蔡元培理解,反而引发更多分歧,特别是林纾的影射小说《妖梦》也没有被张厚载追回来,而是在其公开信发表同时,《公言报》还有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略谓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

   “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账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顺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亦澎拜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舆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有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流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

   这段评论,素来被新派知识人视为旧派人物不惜构陷向政府递刀,充当了稍后政府刁难北京大学,摧残新文学、新思想、新势力的马前卒。

   这篇文章还纠正了一个传言:

   “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惟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鲁莽灭裂,实亦太过。”

   这篇文章一方面纠正了先前不实传言,另一方面表明作者反对新文学的立场坚定不移,这使新旧冲突愈发不可调解。

  

替罪羊


   综上所述,新知识人最先利用“双簧”对林纾进行人身攻击,林纾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发表了影射小说。恰当此时,蔡元培来信邀请林纾为刘应秋遗著题词,林纾借此时机萌发缓和的想法,写给蔡元培的公开信坦然讲出自己的忧虑,但其用意是期待蔡元培利用大学校长的身份,纠正新文化运动的过激部分。为消解误会,林纾通知张厚载将还没有发表的第二篇小说追回来,可惜张厚载没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追回来。张厚载并不隐瞒这层意思,他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有所流露:

   “《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由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

   张厚载或许无法追回已经寄出的《妖梦》,但从描述看,发信、发电阻止这篇小说发表,特别是长达四天的连载,并不是不可能。张厚载之所以不愿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个媒体人“事情不嫌大,只怕不大”的奇怪心理,他在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话可以做注解:

   “又,林先生致先生一函,先生对之有何感想,曾作复函否?生以为此实研究思想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务肯先生对于此事之态度与意见赐示。”

   张厚载完全是一个新闻人的“专业主义”,是就新闻弄新闻,根本没有顾及相关者的利益。

   在张厚载致信蔡元培之前,蔡元培、新知识人并不知道林纾影射小说背后的故事,张厚载的来信揭示出许多细节,因而引起蔡元培的震怒: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平生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温和的蔡元培其内心愤怒从这段文字中不难体察。

   同一天(3月19日),蔡元培致信《神州日报》编辑部,直接交涉并明确否认张厚载散布的几个关于北大的传闻。根据3月4日《神州日报》学海要闻版“半谷通信”栏目: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

   针对《神州日报》这段报道,蔡元培致信否认,指出此段“有数误点”:

   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必绝对否认之。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

   二、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有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今报告中有下学期之说,一误也。又,本校现已有教授会十一,各会均推主任一人,共有十一人。而将来之教务长,则由诸主任互推一人任之。今报告中乃云“设一教授主任”,二误也。在陈学长赞成不设学长之议,纯粹为校务进行起见,于其个人之辞职与否,无关系。

三、贵报上月两次登半谷通信,皆谓陈学长及胡适、陶履恭、刘复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谓陈学长已在天津,态度颇消极。而陶、胡等三人,则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云云。全是谣言。此次报告中虚构一陈学长辞职之证据,而即云“记者前函报告信而有征矣”。阅报者试合两次通信及鄙人此函观之,所谓信而有征者安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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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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