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犯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7 次 更新时间:2017-12-25 20: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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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洪 (进入专栏)  

   三是地方性权力的黑恶化。一些地方政府在强征强拆中,不仅与资本相互勾结,而且与社会的恶势力沆瀣一气,甚至自身蜕变为黑社会势力,突破法律与道德的底线,共同对付普通老百姓,侵害百姓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成为践踏法律和正义的黑恶势力的代表。有的公然绑架百姓,强拆民宅,例如2014年8月8日深夜,河南新郑市龙湖镇107公路旁的张红伟家被十几个不明来历的人撬门而入。睡梦中的张红伟和妻子被强行拖入一辆轿车拉到附近一处公墓,二人在墓地被困4小时后回家时发现房屋已成废墟。有的公然暴力殴打百姓,逼民就范,例如2016年4月30日,海口市秀英区政府对琼华村进行强拆,执法人员凶残暴打妇女、儿童的视频曝光,平民百姓被执法人员殴打得哭声震天。有的公然纵火烧死老百姓,例如2014年3月21日凌晨,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疃村村民因对开发商征地手续有异议,在该村被征土地上支起帐篷轮流守地,被村主任指使纵火烧死村民耿付林,另有李崇暖、杜永军和李德连三名村民被烧伤。有的强拆民宅时公然将老百姓活埋在家中,例如2016年6月16日,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茶子山村龚雪辉家被非法强拆,村民龚雪辉被强拆活埋死亡,等等。可以说,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为了谋利暴利,视百姓生命财产权如草芥,恣意践踏和毁灭之,完全丧失了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

  

   四是刑法面临普遍的失灵。由地方政府策划、组织、实施或纵容的暴力强征强拆,严重侵犯老百姓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犯罪,理当追究地方政府的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虽然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案例不断发生,但在司法实践中,至今尚未有地方政府被追求刑事责任的司法案例。刑法在地方政府犯罪面前形同虚设,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在地方政府犯罪面前的无所作为的刑法失灵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一些享有强征强拆盛名的地方明星级官员如李春城、仇和、季建业、王洪钟、吴天君等因腐败而落马,他们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咎由自取。但这些以强拆而名闻天下的地方官员,并不是因为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而落马,而是因为腐败而落马。虽然一些强拆型地方官员受到了刑事处罚,但他们是因为贪污受贿而不是因为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刑法惩处。同时,一些强拆型地方官员个人虽然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但作为一级地方政府,却并没有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因侵害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却没有受到刑法追究,这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普遍性的严重问题。

  

   三、思考和建议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公然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犯罪现象,这是城市化进程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国家提出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从根本上制止和消除地方政府犯罪现象,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一是要理性认识和对待权力与资本

  

   权力与资本都是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两种现实力量,并且是社会中最强大的支配型力量。但在如何认识和对待权力与资本上,我们还存在许多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在如何对待权力上,有三种基本的认识和态度,一是消灭权力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二是迷信权力的国家主义观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是20世纪国家主义的代表。三是驯服权力的现代法治主义。既然公共权力既不能消灭,也不能迷信,那么唯一现实和理性的选择,就是驯服权力,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罗素曾说过,除非权力能被驯服,否则世界是没有希望的。[⑨]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驯服公共权力上,迫切需要树立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培育和营造现代民主法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加强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大批侵害老百姓基本权利的腐败分子落马,为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治理目标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下一步,应当按照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强以政治文明建设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将执政党的党权和国家的公共权力全面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良法善治。

  

   在如何对待资本上,也有三种基本的认识和态度,一是消灭资本,这就是传统共产主义的理论学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对原始资本主义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1950年代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权力与人民群众结盟,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但客观地说,将资本消灭了,当然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了。但问题是,没有资本的社会,虽然免除了资本的祸害,但却陷入了极权主义的深渊,导致了社会的普遍贫困和对公权力的普遍迷信之中。二是崇拜资本,放纵资本的横行。这就造成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泛滥成灾。改革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我们从消灭资本的极端走向崇拜资本的极端,各地方政府不择手段招商引资,做大做强GDP,实现了公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地方公权力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服务,致使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民众则饱受资本横行和权力滥用之苦。三是驾驭资本。既然资本不能消灭,同时也不能崇拜和放纵它,那么现实的理性选择就是在法治的框架内,驾驭资本,节制资本,发掘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抑制资本的为害。对于资本的贪婪,古人曾有非常深刻的分析:“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⑩]我们既要看到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取代与超越,也要看到市场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当借鉴《资本论》对资本的批判精神,加强对资本的驾驭,着力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驯服权力和驾驭资本,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二是必须严格追究地方政府犯罪的刑事责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地方当政者为推进城镇化,心无底线良知,目无党纪国法,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肆无忌惮地实施非法强拆,有的野蛮摧毁百姓住宅,有的公然对百姓进行绑架,有的逼迫百姓自焚甚至直接打死百姓。在和平时期,如此触目惊心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现象,史无前例,世所罕见。这种以对人民犯罪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制止。那些热衷于实施和推进犯罪式城镇化的直接责任人,也鲜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犯罪式城镇化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最现实、最严峻的挑战。

  

   2011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30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的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31条规定:“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说明地方政府在房屋强拆中可能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央纪委、监察部也曾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切实加强对征地拆迁政策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并明确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作出修订之前,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精神执行。

  

   在侵犯财产罪上,《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限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侵犯人身权利罪上,《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刑法》对侵犯人身权利罪和财产权利罪都作了明确规定,但长期以来各地非法强拆现象屡禁不止,关键在于《刑法》失灵,就是说《刑法》在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非法强拆面前也畏缩了。这是国家法律被地方权贵绑架的结果,是国家治理极不正常的表现。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如果公民在基本权利遭受严重侵犯之时,法律不却能及时公开站出来保障公民权利,那么,不仅是法律,甚至整个国家,在公民心中的地位就会自然坍塌了。

  

   一些地方政府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暴力强拆,决不仅仅是违规、违纪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犯罪或其他单位犯罪,不但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的党纪政纪责任,而且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但要依法追究侵权者的个人刑事责任,而且要依法追究侵权的地方政府或其他侵权单位的刑事责任。建议修改《刑法》,进一步明确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侵犯公民私有财产和人身权利的罪名,可以根据城市化中的普遍性问题,单独设立强征土地罪、强拆住宅罪。同时,要大力加强《刑法》的实施,使任何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和犯罪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追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就不会相信政法机关,从而也不会相信党和政府。”非法强拆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以推进城镇化的名义,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在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最大的破坏性力量是政府违法,最艰巨的任务是政府守法,最关键的进步是政府法治化。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建设法治政府决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一件事一件事地推进,一点一滴地积累,以点带面,以个案的公正处理带动全社会的法治进步。

  

   前不久,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搞强拆从根本上说是对农民没有感情的问题”。没错,地方当政者敢于无情强拆农民的房屋,肯定对农民毫无感情。但实质上,搞强拆是典型的严重侵犯百姓产权和人权的刑事犯罪行为。退一步说,地方当政者可以对农民没有感情,但绝对不能对农民犯罪。凡是侵占农民私有产权和基本人权的犯罪行为,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普法十年,不如判刑一回。如果侵犯百姓基本权利、触犯刑法的地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不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既使是供职于政府部门的法学专业毕业的公职人员,也难以树立法治信念和法治精神。如此,则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将遥遥无期。

  

在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当让广大老百姓在城镇化进程中享有基本的权利和尊严,而不是失去家园和生命。当前,必须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以犯罪的方式推进城镇化的现象,尽快终结犯罪式城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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