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白毛女》与诉苦传统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7 次 更新时间:2017-12-20 21: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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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当然,《白毛女》中黄、杨的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发生在中共到来并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之前。但既然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以后都承认收租和放高利贷的合法性,那黄、杨之间的租佃行为和借贷行为就仍然受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保护。何况,中共的减租,是指“今后”的租额必须下降,并不追究过去。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指示》也做了强调:“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11)。即便是按照减租后的租额,杨对黄的欠租,也只是一个额度过高而应该减低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应该一笔勾销的问题。

   正因为抗战期间中共在自己的根据地对地主实行的是“一打一拉”而非一棍打死的政策,正因为既要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又要团结地主“共同抗日”,正因为既要迫使地主减租减息又要动员农民交租交息,所以,在理念上地主一般不是恶贯满盈、罪该万死,应予消灭的。各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在描绘地主形象时,当然也受这种中央精神的影响、制约。抗战期间中共各根据地文艺作品中的地主,往往是贪婪但并不贪得无厌;奸诈但并不丧尽天良;凶狠但并不蛇蝎心肠。对于这一点,沈仲亮在《在小说修辞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从峻青<水落石出>看解放区小说“地主”形象的嬗变》一文中,有这样的概括:“这一时期的‘地主’形象主要以懒惰、无赖、吝啬、贪婪、狡猾、阳奉阴违的面目示人。如《租佃之间》(李束为,1943)中的金卯、《红契》(李束为,1944)中的胡丙仁、《石磙》(韶华,1944)中的马三爷……等。他们贪图便宜、剥削劳动、偷奸耍滑,也搞些傻气十足的小破坏、耍点自以为是的小伎俩,这些缺点很容易和他们的个人性格结合起来,他们是可笑的、可厌的,但与十恶不赦的坏面貌还相差很远。”(12)这样的概括大体是准确的。

   《白毛女》中黄世仁的出现,带动了文艺作品中地主形象的改变。《白毛女》是根据晋察冀边区河北西部某地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创作的。根据贺敬之的说法,《白毛女》所依据的“白毛仙姑”的故事,本身已经是一种“文学创作”:“这个故事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是经过了不知多少人的口,不断地在修正、充实、加工,才成为这样一个完整的东西。”(13)一九四四年,这个故事流传到延安,贺敬之等人便据此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一九四五年四月,《白毛女》在延安上演。

   一九四五年春,世界历史面临着转折,亚洲历史面临着转折,中国历史面临着转折,中共的历史也面临着转折。这时候,在欧洲战场上,德国败局已定;在亚洲战场上,日本也徒然作垂死挣扎。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二月三日,已经获知此信息的毛泽东给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发来了电报,指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在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又指出苏联红军已经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大。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14)。这意味着,形势可能变得对中共很有利。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的成果之一,是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欧战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毛泽东的预见很准确,苏联果然直接介入东方事务,而这对中共当然是大好消息。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指出:“目前的时机是很好的。在西方,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即将胜利地结束了。在东方,反对法西斯日本的战争,也接近了胜利,我们现在是处在胜利的前夜。”这样的话语显示出毛泽东的好心情。一个旧时期即将结束了。一个新时期即将开始了。既然旧时期即将结束,旧时期的政策也便即将废弃了;既然新时期即将开始,新时期的新政策也就必须产生了。紧接着,毛泽东强调,在打败日本后,中国存在着“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国,或者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而“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力争光明前途,反对黑暗前途”(15)。这样的话语,则显示了毛泽东建设“光明”的“新中国”的政治雄心。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歌剧”《白毛女》上演了。据张庚回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白毛女》在中央党校礼堂首次公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和参加七大的代表观看了演出。剧中,当喜儿被从山洞救出时,后台响起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闻歌起立、热烈鼓掌。率先起立的,应该是毛泽东。在这样的场合,毛泽东不站起来,其他人不宜起身,而毛泽东起立了,其他人当然也会跟着。刚刚在七大开幕式上强调过“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的毛泽东,有理由为“旧社会”与“新社会”、“人”与“鬼”的对比而兴奋。这样的戏,出现得真是时候。眼下太需要这样的文艺作品了。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张庚说:

   意见一共有三条: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传达者并且解释这些意见说: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所谓农民问题,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斗争的问题。这个戏反映了这种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起来,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很快广泛地流行起来的。不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他,这反映了作者们的右倾情绪,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广大观众一定不答应的。(16)

   中央首先肯定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什么“时宜”呢?就是抗战胜利后的“时宜”。抗战时期,理论上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地主阶层也是团结的对象。抗战胜利,意味着阶级矛盾再次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因为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阶级矛盾就主要体现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就主要体现为农民与地主的斗争。抗战的胜利,当然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终结。既然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地主当然就不再是团结的对象,而是斗争的主要目标。一九四六年五月,陈毅在论及如何执行中央“五四指示”时指出:“减租减息政策本身是带有妥协性的”(17)。减租减息、承认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抗战时期的政治妥协,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抗战胜利了,妥协便变得没有必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也必须被“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所取代。

   而《白毛女》在这样的时候登场,对于唤醒和强化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对于动员广大农民与地主做斗争,对于让社会各阶级理解、认同新一轮的土地革命,都有重大意义,所以,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袖的赞赏。不过,认为作者没有让黄世仁被枪毙是因为有“右倾情绪”,却是一种不公正的批评。贺敬之等人的思想还受着抗战时期中央对待地主政策的影响,不敢把黄世仁往死里写。没有枪毙黄世仁这一点,虽不适合抗战胜利后的“时宜”,却是适合抗战时期的“时宜”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看重《白毛女》中的诉苦内容,十分看重《白毛女》的控诉功能。此后的“土改运动”中,诉苦成为常用甚至必用的动员手段。“土改”工作组在任何一个村庄发动群众起来与地主做斗争时,总是先开诉苦大会。这当然不是说,中央是从《白毛女》中懂得了诉苦的动员功能。实际上,群众性的诉苦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在井冈山地区“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时,毛泽东就发明了诉苦大会这种动员形式。当年跟随毛泽东闹革命者回忆了在湖南酃县中村分田的情形:分田以前,工农革命军师委和中共酃县县委在中村的圩头开了一个“军民诉苦大会”,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会上讲话,号召穷苦农民团结起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刘寅生等十几个贫苦农民在会上发了言、诉了苦。“会后,斩杀了两个土豪劣绅”(18)。诉苦作为一种动员形式,本是毛泽东十几年前的政治创造,而《白毛女》强烈的诉苦色彩,可能唤醒了毛泽东的记忆。毛泽东为《白毛女》起立鼓掌,实在很有道理。

   所以,虽然不能说是《白毛女》使中央领导人懂得了诉苦的重要性,但却可以说是《白毛女》提醒了中央领导人在新一轮的土地革命中,必须充分发挥诉苦的动员作用。此后,诉苦运动始终伴随着“土改运动”,诉苦运动总是“土改”的序曲、前奏。在中央的布置下,各地党委都很重视以诉苦的方式发动群众。例如,中共西北局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发出的《关于修正土地征购条例的指示》中强调:“征购必须与群众诉苦清算斗争结合起来。诉苦诉得越深越好,群众就越能发动,觉悟越加提高。”(19)又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在《关于太行土地改革的报告》中说,在旧历年关,武安县四千多农民代表一齐进城,斗争住在城里的地主,“全城到处开起了‘诉苦会’”(20)。

   “土改运动”开展起来后,“各解放区”的文艺创作,面貌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诉苦,出现于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戏剧,都争写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苦难,地主也变得凶残之极、歹毒万分。“诉苦文学”大潮中的作品,不少都能看到《白毛女》的影子。可以说,许多这类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仿效了《白毛女》。一九四六年九月,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在《解放日报》发表,也轰动一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撰文,热情赞许(21)。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极口称颂。《王贵与李香香》的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青年农民王贵父亲因为交不起地主崔二爷的租子,被崔二爷鞭打而死;王贵则被李家收养,并与李香香相爱;荒淫的崔二爷早就打起了李香香的主意,在王贵参加革命时逮捕了他,欲置之死地;在爱情的作用下变得十分勇敢的李香香给游击队报信,王贵获救;王贵与李香香终于洞房花烛。这样的故事情节,明显与《白毛女》有承袭关系。《王贵与李香香》写了穷人的穷而善、富人的富而恶。“羊肚子毛巾包冰糖,虽然人穷好心肠”,这是说李香香的父亲李德瑞。而地主崔二爷则是:“一颗脑袋像山药蛋,两颗鼠眼笑成一条线”;“县长面前说上一句话,刮风下雨都由他”。更写了穷人的苦难和贫富的差距:“掏完了苦菜上树梢,遍地不见绿苗苗。百草吃尽吃树杆,捣碎树杆磨面面。二三月饿死人装棺材,五六月饿死人没人埋。”而崔二爷则是“窖里粮食霉个遍”。崔二爷凶恶之极、歹毒之极、残暴之极,在穷人不断饿死时,还逼租不止。王贵的父亲交不起租,竟被活活打死。十三岁的王贵则被迫成了崔二爷家的“没头长工”。可以说,《王贵与李香香》中崔二爷的形象,脱胎于《白毛女》中的黄世仁。

   这时期,以“诉苦”为诗题而载入史册的诗歌,就不止一首。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述了这时期的“工农兵群众诗歌创作”,特意介绍了诗歌《赵清泰诉苦》。在诉苦会上,赵清泰悲愤地唱道:“同泰会呀!吃人虫呀!真可恨呀!你逼死我九口人呀!今天反了同泰会呀,明天打了我黑枪也甘心呀!”(22)一九四七年,《晋察冀日报》发表了长篇叙事诗《王九诉苦》,也产生轰动效应,作者张志民也一举成名。《王九诉苦》中的孙老财是:“进了村子不用问,大小石头都姓孙”;“孙老财算盘劈扒打,算光一家又一家。”而王九的苦难是:“我双手捧起那没梁的斗,眼泪滚滚顺斗流。量了一石又一石,那一粒谷子不是血和汗。”“我王九心像钝刀儿割,饭到嘴边把碗夺。”“长工三顿稀汤汤,树叶馍馍掺上糠。划根洋火点着了,长工的生活苦难熬。”

峻青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的小说《水落石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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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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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子江评论》 , 2016 (1)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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