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经典:文本及其解读

——阅读法学经典的五重进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5 次 更新时间:2017-12-02 23: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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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坏处则是因为法律是一种人世生活的规则,而人世生活是关于坛坛罐罐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没有具体人生的历练,如何理解这些规则。所以东亚文化中孩子成熟年龄较晚,却确立这样的一种制度,确实有问题。在当下中国,要首先培养负责任的公民,才会产生负责任的政治制度,而要培养负责任的政治公民,政治参予是最主要的渠道。在此之前,主要依靠教育来担负养育“负责任的政治公民”的任务,而关键是在他人生的某个阶段给他灌输我们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动物,如何获致理想而有意义的生活等等的人文关怀。所以教育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错过了人文启蒙的最佳阶段,也是很可惜的,而后果可能是可怕的。

   一言以蔽之,关于人文精神的启蒙和人文关怀的养育,乃是包括法律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的基本教义。康德说法律是文明的产物,而非什么社会的产物。因为社会历来就有,文明的人却是历史的概念,因而人具有道义责任。“时间始者,今日是也”,时间开始于此刻,这是中国式的创世纪。道义责任意识,公平正义观念,程序理性等等,应当是法律从业者诞生的“创世纪”。

   问:您刚才提到文本解读的问题,我想提的问题是,法律史这个专业在修习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会接触许多史料与原著,而这些所谓的史料是伪的,假的。如何辨别呢?刚才您提到我们把当下人的阐述或是现在的观点注入到古人的思想里去,产生一种新的解读。我想请教许老师,怎样才能不会把后人添加上去的东西误作古人的思想呢?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我根本无力回答,因为我没有做过真正法制史意义上的研究,对于史料真伪的辨识、类如古典今典的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的确,读古人书,先领会其意,才能欣赏其义,而读书必先识字,厘清自己所领会之意是否即古人之意,乃是首当其冲的考验。譬如“学而优则仕”,多半解释为学习优秀,学养渊厚,可得出仕为官。但据说也有人解释为学之余而有空闲,此时此刻,不想治学了,就去当当官。据说,昔年俞平伯先生清华授课,即引经据典,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的“不勤”、“不分”,一律作相反训释,径解为“勤”与“分”。“不勤”即“勤”,“不分”即“分”。

   我相信对于文本是能够进行客观解读的,但是既然所有的文本都是当时的作者的主张和表达的一个映象,而映象总是影影绰绰的,在这种情况下,后人对他的解读出现歧义,是否一定就背离文本真意了呢?今日我们研读法制史的人,基本不曾受过小学训练,亦无读经功底,是读教科书长大的,难以望乾嘉诸老自是必然,即便守成而传续古典,也出现了危机。据说报考政法大学中国法制史专业的考生,面试时答不出“四书”“五经”的篇目,岂非欹欤盛哉!这牵扯道教育体制,可能也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看来,有时候历史真的是个负担。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与你的提问有关。在西方英文世界,对于中国法律,尤其是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是引用率最高的。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老先生的这本书是抗战时在昆明写的,也是运用自己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接受的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写的。其分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使用了诸如“阶级”这样的概念工具(至于说此处的“阶级”即此刻语境意义上的“阶层”,则又另当别论),全书透露的是一种近世进步的历史观。我们要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它们都是“五四”以后传自西方的社会学、历史学,经由西方人的传播、中国人的介绍而流布得来的。本来,“进步”或者“进化”,就是一种典型的近世西方的意识形态叙事,一种藉由此一叙事而建构的时间意象。中国学者在西方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它们内化为研究者自己的知识、价值和历史观,然后在自己并不自觉的情形下,再用这种知识、价值和历史观来分析自己国家的传统,而以汉语作为表意工具写出来,流布传播。汉语文本译为英文,再以英文本传播,后来的英语文明的中国法律研究者,再以此作为证据——中国学人自己研究得出的结论——反过来证明中国传统法制的什么什么。后来,中国的学习者、研究者再以这些洋人的研究来证明心中的同一命题。这一过程,颇类下述这个小故事的寓意:印第安人去问自己的巫师,“今年冬天会很冷吗?”巫师吃不准,跑去问美国气象局。后者回答:“是的,肯定会很冷,你看那些印第安人正在疯狂地储存过冬的柴火呢!”

   还有一件事,也是颇具说明性的。已故美国汉学大家费正清教授以“挑战-反应”模式解释近代中国变革,将中国“前近代”的历史与进现代历史相对立,如同圣·奥古斯丁将“世俗之城”与“上帝之城”相对立。在他看来,中国的近代化主要事回应西方强权挑战的结果,而中国近代化的开始即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连接。对此,现任教于美国罗文大学的王晴佳教授即已指出,费氏在中国游学和学思酝酿之际,曾与民国年代一批不可救药的秉持直线历史进步观的现代化论者过从甚密,所谓“挑战-反应”模式,与蒋廷黼、胡适之、丁文江诸公对于中国近代转型的诠释,“不无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受到了后者的启发。”例如,有关“挑战-反应”的代表作,就是费氏与邓嗣禹合编的《中国对于西方的回应》一书(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而邓氏毕业于燕京大学,在获得哈佛学位后回国任教,与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交往颇多。[⑥] 实际上,梁漱溟先生也持“挑战-反应”观点,并且引用西人中国是一条大船,如无风浪,则永远不动的比喻来状述中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及其所激起的内部改革。只不过,费氏可能受到蒋、胡等人的影响,而漱溟的理解却引用甚至受到了西人的启发,而蒋、胡二公也许在西人那里也有所本,又变成一种中国学思,转而影响到也是“西人”的费氏。

   当年鲁迅阐说“中国人的劣根性”,而此说并非周氏之“发现”,事实上,大多来自他1916年阅读的阿瑟·史密斯(明恩博)的《中国人的特性》(1895),一本在建构和传播“中国人的劣根性”方面起了非同小可作用的名著。正如论者所言,鲁迅先生只要愿意,同样可以发现“劣根性”的对立面——优异性。对此,早在1915年,辜鸿铭以一个早熟的“后现代”批评家的犀利眼光,指出阿瑟·史密斯之流的“汉学”与在西方掌权并奴役东方的“约翰·史密斯”之流的殖民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极想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则为此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阿瑟·史密斯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的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也就成为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正是在此语境下,日俄之战时发生的“幻灯片事件”成为多年后鲁迅展开他的“中国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叙事策略。但是,他将见于一切民族的弱点说成“中国人的劣根性”,将“人类性”表述为某个民族的特性,就重建了被日俄战争所动摇的一种西方殖民主义的种族偏见,恰恰属于一种“东西”之间理论旅行,而彼此采为信说以为己说佐证,却又不知不觉的实例。[⑦]而且,同样还是鲁迅先生,属于中国第一代向西方文学取径的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如今持续地对于西方作家产生影响,这一现象使得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发出这样的感喟:“外国作家学习鲁迅,中国作家学习外国作家;而那被中国作家所学习的外国作家,又正是从鲁迅那里获得了滋养的……”。[⑧] 这又是一则适例,同样令人回味无穷。

   据说,所谓的“法国梧桐”原本生长于中国云南。传教士们将树种带回,蔚为“法梧”。吾邦后来再引植,号之“法国”梧桐。——不知是不是真的。[⑨]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知识史,也是一桩近世东西方互为阐释对象的公案,其间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的换位,文本以及意义的扭曲,纠缠百结,而最终塑造的是强势文明的话语权。中国文明中以汉语作为表意工具的写作者于不知不觉之间,完成了这一转换过程。所以,有无客观的意义?如何以及是否能够追求到客观的意义?还真是不说则已,一说“治丝愈棼”,剪不断,理还乱,已经超过了我的解释能力了。

   2005年7月27日修订完毕

   2010年8月补充于清华明理楼

   [①] 文收 Collected Legal Papers, 页 164,164-5.

   [②] 《朱子语类》卷二十,论语二,学而篇上。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重排版,页403。

   [③] (德)约阿希姆·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现代性”,系作者提交“法理学与法律现代性国际研讨会”论文(清华大学法学院2005年4月1日)。

   [④] 详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3年版,页231。

   [⑤] 同上。

   [⑥] 参详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美国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的缘起和现状探究”,收见王斑、钟雪萍编:《美国大学课堂里的中国:旅美学者自述》,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89。

   [⑦] 本段例证文字采自程巍:“鲁迅:‘幻灯片事件’与‘国民性’的构建”,载《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2010年6月9日,第13版,并此致谢。

   [⑧] 参详王彬彬:“漫议顾彬”,载见《跨文化对话》,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6辑,页234-235。

   [⑨]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第二章开头这样写道:“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据说,一部论述鲁迅思想的中文作品袭用此句,将“梁启超”改为“鲁迅”,其余部分照录。如果此著译为英文,再流布于英语世界,那么,可就算是此种“理论旅行”的无厘头搞笑版了。

   本文为2004年6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文化论坛”上的讲座。根据记录稿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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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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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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