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雪: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思想”论战

——试论陈映真小说《忠孝公园》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5 次 更新时间:2017-11-27 22: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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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雪  
其背后都是反共反华的基本立场。吴叡人念兹在兹“台湾全体人的解放”,而这个“台湾全体人”的意义只存在于与大陆的对立格局中。在台湾社会内部,这个“台湾全体人”不过是少数中上层强加于大多数底层的主张。陈映真在八十年代曾批判党内党外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为幌子来取消阶级视角,实则是台湾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改变台湾现状,只能跟随美国提出“自决”的口号,在形式上改变台湾。三十年过后,台湾的资产阶级运动换汤不换药,依然是反共反华的冷战底色,置中国(大陆)于死地,台湾就诞生了吗?“台湾全体人”所追求的“独立”只是以“独立”为伪装,隐蔽自己承袭美日后殖民地的真面目。陈映真曾指出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下,党内党外所呈现出相似的戒严体质;赵刚曾指出民进党和战后台湾自由主义在“社会政治哲学”上的同构性;如前所述,陈光兴与吴叡人对“民族-国家”的彻底批判,这些殊途同归的理论或主张,借用赵刚的概念,都是“方法论台独”的产物。他们的共同点——“没有主体性的、盲目的反共,并且从这非主体性的反共热情,延长为反中国”——都要从台湾的社会性质说起。这些相反相成的价值观念无一不是在台湾“冷战—国家分裂”结构下“新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具体的物质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产物。

   陈光兴在《大和解?》中提出重新理解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性,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国家对于民众文化与情绪上的形塑,但没有进一步从国民党的政权性质来理解台湾社会。陈映真在八十年代指出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台湾在美国冷战体制中的战略地位,是在作为“世界反共军事基地”的政、经条件下得以产生并发展。美国为了巩固台湾在冷战中的位置,防止台湾内部赤化,拨发巨额美援来扶植国民党政府,帮助其进行土地、经济和政治改革,发展来台和本省的资产阶级企业,从上到下地形成巩固国府统治的阶级和社会基础。一八九五年被切断的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在一九四五年光复后仍然没有连结,台湾反而进一步编入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完成陈映真所谓的“国家分裂—冷战—依赖”性经济的发展。这种条件下发展的台湾资本主义必然没有独立性,对美日霸权毫无批判,承认国家分裂的现状,并产生维持分裂甚至意欲永久分裂的主张。如此一来,才能理解台湾资产阶级运动所具有的共同属性——都是在不触动两岸分断的格局之上来谈台湾的未来,陈映真一语道破:“所谓‘台湾结’,其实是从四十年代后半期由美国霸权展开的亚太地区两极对立下‘中国国家分裂—冷战—反共安全’体制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所谓台湾的主体性是通过承认“冷战—内战”双战结构下台湾的位置为前提,并尽力融入美国在亚太主导的霸权体制当中,而非相反。这就决定了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向着“现代化”的朝圣之旅,美国是现代化的唯一指向。这种冷战时期所延续下来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必然是去历史的,要切断台湾与中国近现代的联系。陈映真强调“美国结”与“日本结”才是台湾的根本大结,正是在对美日依附的社会基础之上,去殖民的任务无法开展,反而被一再拦截。为了维持台湾在冷战体系中的战略位置,防止战后依赖性经济发展的休克,台湾无法真正在去殖民的路上迈开步子,只好拉来所谓“在路上”的“中帝”作为稻草人加以攻击。而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并存的“美帝”和“日帝”,最多作为“中帝”的陪衬捎带着口头上反抗一下。对美、日的态度,仍然停留在国民党统治的戒严时期,甚至在切除中国民族主义(即使后来渗入了右翼的族群民族主义倾向)所带的张力后,更加肆无忌惮的成为其附庸。在小说中,陈映真正是以林标这个台湾人日本兵为主角,通过讨要恩给金这一曲折过程折射出冷战背景下台湾与日本之间持续着的殖民关系。作为日本兵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林标,战后理应得到殖民宗主国的妥善处理。但日本政府不仅在战后对滞留在太平洋的台湾兵置之不理,还拖欠军饷,对于曾经为之作战的异族殖民者毫无补偿。日本战后处理问题上的残酷令台湾人日本兵寒心,那么,是否可以追问一句:在安放多桑殖民进步性所种下的日本情结之时,林标这样的后殖民伤痕该如何抚慰?虽然在小说中,美国并未出现,但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的反共防线如何扭曲台湾人对于日本的殖民及战争记忆,却通过战时与战后林标个人记忆的歪扭得以呈现。

   陈映真之所以将战时和战后两条线索并置起来,并将各个殖民空间凝缩到“忠孝公园”这一个空间中,正是因为台湾的位置使其成为战时以及战后东亚殖民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直到《忠孝公园》,陈映真在小说中才真正从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来剖析两岸分断,从日本的殖民主义,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脉络考察台湾跟大陆、台湾跟满洲国、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以及从国共内战及战后的冷战体制来看台湾、日本、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这才是陈映真广大的历史视野所在。总而言之,只有在陈映真与陈光兴的“对话”中,我们才能理解《忠孝公园》——作为一出“思想剧”式的小说——内在的论辩过程,而这正是《忠孝公园》这篇小说最大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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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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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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