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生命美学:“我将归来开放”

——重返八十年代美学现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0 次 更新时间:2017-11-23 14: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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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流行文化》(江苏教育,2002)。可是,后来我却开始对自己开始有所怀疑了。因为我意识到:文化研究当然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经转行研究文化了——哪怕是视觉文化,就不必要再羞羞答答地躲在美学研究的招牌背后了,而完全可以勇敢地独立出去,自立旗号。当然,这也是我后来没有再继续介入文化研究的根本原因。

  

   四

  

   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现代化大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直接牵动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精魂。而这也正是生命美学的优长之处。在此,也有必要予以简单提示。

  

   首先是中国自古至今的生命美学传统。

  

   生命美学当然是自1991年我的《生命美学》一书的出版才宣告正式诞生的,[5]但是,它却与中国美学的源头活水密切相关。在中国美学,所谓审美活动,指的就是生命自身的转化、提升。它涵融全部生命,致力于对生命的开拓、涵养,使被尘浊沉埋着的生命得以超拔、扩充。可以认为,正是对于诗性人生的关注,才构成了中国美学的中心。这导致中国美学的方方面面,无不围绕着诗性的人生而展开,也导致中国美学毅然以诗性人生的实现,作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地。同时,这还意味着,中国美学并不关注审美与艺术的现实价值、现实关怀,而是转而关注审美与艺术的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并且以之作为世界之“本”、价值之“本”、人生之“本”,因此以自由为经。以爱为纬,以守护“自由存在”并追问“自由存在”作为自身的美学使命。遗憾的是,中国美学对于诗性人生的关注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关注都没有真正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因此不是“救赎”,而是“逍遥”,甚至是“解脱”,不但没有真正达到审美形而上学的高度,而且也没有达到审美救赎的高度,而这,也正是生命美学自诞生以来的努力方向。

  

   更加令人瞩目的是,在上个世纪的前半页,我们惊喜地发现,尽管尚未提出生命美学这个名称,但是,从王国维的“生命意志”开始,鲁迅的“进化的生命”、张竞生的“生命扩张”、宗白华的“生命形式”,方东美的“‘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吕澂的美是“主体生命和情感在物象上的投射”、范寿康的美的价值就是“赋予生命的一种活动”、朱光潜(早期)的“人生的艺术化”……都已经在逐渐把目光集中“生命”这样一个焦点之上。必须要指出,这无疑是一个二十世纪美学的历史奇观,由此开始,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命美学在中国的呱呱坠地,应该说,是一个中国的美学家们已经作出的重大学术贡献。并且,可以预言,随着百年美学历史的流逝,它一定也会逐渐成为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频频瞩目的重大学术课题。

  

   再从西方美学的发展来看,对于诗性人生以及审美与艺术的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关注也无疑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生命美学传统。也因此,从康德到叔本华、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福柯、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阿多诺、本雅明、佛洛姆等)以及现代主义美学与后现代主义美学中的诸多美学家,等等,都属于生命美学的美学一族。为此,西方学者甚至会断言:就西方而言,在希腊,关注的是“存在”;在中世纪,关注的是“上帝”;在十七、十八世纪,关注的是“自然”;在十九世纪,关注的是“社会”;在二十世纪,关注的则是“生命”。而从哲学史的视角看,生存论哲学也是继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之后出现的哲学的第三大发展阶段。“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在‘唯美主义’的幌子下,美学越来越多地假定了某种成熟的生命哲学的特征。正是这个信念把从席勒到福楼拜、再到尼采,再到王尔德,一直到超现实主义者的各个不同的审美领域的理论家们统一起来了。尽管这些人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和区别,但他们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审美领域体现了价值和意义的源泉,它显然高于单调刻板日常状态中的‘单一生活’。”[6] “与美学相比,没有一种哲学学说、也没有一种科学学说更接近于人类存在的本质了。”“每一个新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新的深度,并且因此而重新创造人类。” [7]

  

   而且,在这当中,特别需要予以关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因为对于诗性人生以及审美与艺术的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关注,亦即因此而形成的两大主题:对于审美形而上学的关注与对审美救赎的关注,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正如韦伯所说:“在生活的理智化和合理化的发展条件下,艺术正越来越变成一个掌握了独立价值的世界。无论怎样解释,它确实承担起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从而将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从越来越沉重的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下拯救出来。”[8]而这与中国的生命美学的对于审美形而上学的关注与对审美救赎的关注则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也有不同,西方的生命美学更加侧重于理性的丰富性,以便给予自我感觉以充分的形而上的根据,而中国侧重的则是自由意志与自由权利。在西方,是期望从窒息理性的使人不成其为人的“铁笼”中破“笼”而出,在中国,却应当是从窒息人性的不把人当人的“铁屋”中破“屋”而出。自由意志与自由权利的成长,也因此而成为审美救赎的中国特色、中国方案。

  

   换言之,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生命美学的与西欧从康徳、尼采、海德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西方西欧的"西马")的对话与互补,以及实践美学的与把西方东欧的列宁、卢卡契等的美学思想的对话与互补,无疑是中国当代美学史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当代美学所作出的世界级的美学贡献。

  

   而且,生命美学也同样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中汲取了宝贵的营养。对于审美活动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所处的本体地位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特色。它提示着我们要从传统的被局限在对于作为把握方式的审美活动的操作过程(外部特征)的认识论的美学传统中摆脱出来,进而转向对于作为生存方式的审美活动的本体意义、存在意义、生命意义的阐释。对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着大量论述。例如,“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9] “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并且,就一般意义而言,我“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人的“正常的生命活动” [10]、是“生命的表现和证实”,[11]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2]就现实意义而言,人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13]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14]等等。因此,就审美活动而言,必须看到,不是马克思所阐释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思想,而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自我确证”的思想、“自由地实现自由”的思想、“生命的自由表现”的思想,才真正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由此,马克思的美学同样与生命美学息息相通,同样存在着对于审美形而上学的与审美救赎的关注(当然,主要是劳动救赎),也就毫无疑义了。不过,这一切毕竟都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也毕竟未成体系,而这,则正是中国的生命美学自诞生以来的努力方向。

  

   五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造就了中国的生命美学,也造就了中国的生命美学的“‘后美学时代’的审美哲学”、“‘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审美形而上学”以及“‘后宗教时代’的审美救赎” 这三大贡献(详可参见我的论文:《生命美学:从”新时期“到”新时代“》)。这无疑是时代为我们所提供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中”、“西”、“马”三者作为中国生命美学的源头活水,激发着中国美学的整整一代的美学家们的苦苦求索。而且,这求索并不是中国美学的直接提升,也不是马克思美学的简单照搬,更不是西方美学——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西马”(法兰克福学派)的平行挪移,而恰恰是意义重大的时代创新。

  

   遥想当年,佛教东来,中国的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在与佛教文化的千年对话中产生了三大成果:宗教方面的禅宗、哲学方面的心学,美学方面的《红楼梦》,亦即惠能禅学、阳明心学和《红楼》美学,而今,在“中”、“西”、“马”的新千年对话中,中国同样期待着新宗教、新哲学和新美学的出现。

  

   无疑,在我看来,对于生命美学而言,是完全可以寄予“新美学的诞生”这一厚望的。

  

   再则,对于生命美学的厚望,还来自我们所置身其中的“新时代”。

  

   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我们现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从“发展起来前”的主要矛盾向“发展起来后”的主要矛盾的一个转移,也是从“患寡”问题的解决向“患不均”问题的解决的一个转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看,它意味着我们从“站起来”(1.0版)、“富起来”(2.0版)到“强起来”(3.0版)的一种新的飞跃,亦即:原来的“硬需求”无疑并没有消失,而且继续呈现出升级态势,但是新生的“软需求”则不断涌现,而且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其中,“强起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美起来”。

  

   它包括“美好生活”亟待从“好的生活”向“美的生活”的提升,也包括公民的民主、文化需求以及自由权利(包括审美权利)等方面的不充分、不平衡的解决。

  

   首先从从“好的生活”向“美的生活”的提升来看,“美起来”体现为在愉悦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自由、尊严、当家作主基础上的审美愉悦等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求”的满足,或者说,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等等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求”的满足。

  

   生活美本来就是审美活动的应有之义。它构成了审美活动的真实的一极。

  

   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从社会看,生活美是始终存在的。然而在传统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造成了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分离,生活美因此而被压抑。美被从艺术美的角度加以强化,艺术美取代了生活美。进入当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日益融合,生活美的由隐而显,是必然的。

  

第二,从劳动过程看,在传统社会,人们往往更重视精神产品,轻视物质产品。劳动过程也被区别为“动脑”(设计)和“动手”(制作)两部分。对此,恩格斯早就提出批评:“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马克思也提示我们要注意传统社会“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即物质生产这一根本缺撼,因为它造成了技术与艺术的分离。人们称机器为“钢铁的怪物”、“丑陋的机器”,正是着眼于此。在当代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逐渐合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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