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写在前面的话

——读《张政烺论易丛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6 次 更新时间:2017-11-22 20: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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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2005年1月29日凌晨1点55分,张政烺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3岁。他的墓地选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里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国维在其北,邹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红柳绿,我们会去祭扫。他的墓碑,就像他的为人,朴实无华,上面写着他的人生信条:“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张先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1)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般称为“史语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的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这是第一段。[1]

   (2)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历史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京大学培养过许多优秀的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这是第二段。[2]

   (3)1960年,由于有关部门禁止在高校讲授魏晋封建论,张先生被迫离开北大。中华书局的副总编徐俊先生告我说,他们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调令,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是调他到中华书局当副总编。然而我没想到,他的人事关系虽在中华书局,但他本人却从未到任。师母说,当时他在迷摄影,他赌气说,他要到农村开照相馆,而其实呢,1960-1966年,这六年里,他是待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是第三段。[3]

   (4)他回忆说,从1966年以来,他一直是历史所的研究员。[4]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曾用魏晋封建论讲中国历史,很想编一部《中国历史图谱》。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的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语所的老人。

   遗体告别会那天,学术界的方方面面来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台湾方面,史语所的所长王汎森送来了花圈。

   回想当年,我读研究生那阵儿,史语所的老前辈,很多人还在,夏鼐先生还在,尹达先生还在;罗王之学的传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除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走了,别的老前辈,差不多都在。[5]

   说实话,我有个错觉,一直有个错觉,这些先生始终都是“老先生”。当时我们只把这批先生叫“先生”,年纪轻一点儿的只叫“老师”。但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么老。比如,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他在红楼整理组时,不过六十二三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带我读书时,也只有六十七八岁。

   在我们称为“老先生”的古文字学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轻的了。

   1979年,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兰先生读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张先生。这以后,秋风骤起,大树飘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济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后,就连张先生也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老师走后,留下一部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稿子,放在一个大纸盒里。师母把它托付给我,要我负责整理。这部文稿,现在已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红色大开本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整理经过见我的整理说明,这里不再重复。

   现在出版的《张政烺论易丛稿》,是汇集张先生研究易学的所有文稿。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先生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有关,三篇与商周数字卦有关。

   下编是先生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即上《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一书的排印本,我们为每一篇写了简要说明,并在存有疑问的地方加注了整理者的案语。

   最后,我们还在书后加了三个附录:

   附录一是摘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长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会议纪要,这篇纪要记录了张先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最初提出他对数字卦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

   附录二是外国友人的纪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让我转交张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写于2000年1月14日,我把它翻译出来,加了个题目,收进张先生九十寿辰的纪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张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给《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号)写的讣告。吉德炜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甲骨学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国很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对张先生的为人和学问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特别是张先生对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们视作张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

   附录三是我记录上述纸盒内其他材料的清单,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个纸盒里,对理解张先生的思路或许有帮助。

   最后,我从张先生的自述《我与古文字学》中摘录了一段话,是他自己讲自己对易学的研究,作为全书的引子,放在最前面。

  

  

   古人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想,读张先生的书,首先要了解他的为人。

   第一,他是个老实人,少言寡语,非常低调,老实到近于木讷。

   第二,他深居简出,很少串门,散步,总是破帽遮颜,低头而行,避免和人打招呼。

   第三,他不爱争论,不好攻击,对别人的伤害,从不分辩,哪怕是最伤自尊、最受侮辱的事。

   第四,他乐于助人,材料、想法都可送人,从不抢材料、抢风头、抢发明权。

   第五,他群而不党,不传衣钵,不立门派,没有自己的学术队伍。

   张先生不善言辞,讲课总是敲脑瓜。

   夏含夷教授回忆,1980年,他在伯克利开会,有人嫌他讲话慢,他用山东话说,我这个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说话也说得很慢。

   由于他的憨态可掬,美国汉学家称他为“大娃娃”。

   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个形象,抹不掉。他爱逛书店,直到很晚,还在买书,胸前总是挂个绿色小军包。

   忠厚笃实,勤勤恳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说,他是难得的好人。好人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为学,我不想吹捧自己的老师。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读他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着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的想法是个开放的探索过程,既对别人开放,也对自己开放。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既终结了别人,也终结了自己。

   回顾张先生的学术生涯,易学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我想把我近年的学习体会讲一下,也顺便对某些误解和曲解澄清一下。

  


   中国的古书,有些很难读,也很枯燥,谁都着迷,谁都不读,《周易》是典型。着迷是迷算命,不是为了研究。

   古人说,孔子老而学易,老有多老?据说只有五十岁。

   张先生也是老而学易,比这个岁数更大。

   张先生淹通经史,从小就熟读古书,其中也包括《周易》,但没有兴趣。他说:

   我幼年讨厌《周易》,曾经认识懂《周易》的人而没想学《周易》。老来整理帛书《周易》,脑力已衰退,不能有所发明,只求无大过而已。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对古代筮法产生不少新的想法,坦率的发表一些肤浅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资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

   这是大实话。

   我们要注意,他是因为整理考古资料,六十多岁,才迷上《周易》。

   挑战来自考古发现。

   张先生对易学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文革”十年的最后三年,主要是整理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经传;一个时期是“文革”以后,主要是探讨《周易》卦画的起源。

   1966-1976年,一般人都以为,十年浩劫,学术有如沙漠,什么都荡然无存。他们不知道,事情还有另一面,即使“文革”期间,学术要配合政治,很多事都是奉命而行,但仍有很多学者,而且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材,做过许多极其重要的学术工作,从古籍整理到外文翻译,学术的薪火并未中断。特别是“文革”后期,特别是“批林批孔”期间,有一批重大考古发现,恰恰集中在这一时期,研究学术史,谁都绕不过去。比如简帛研究,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1973年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就是划时代的大发现。1974-1975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银雀山汉简和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小组,从全国抽调最好的古文字专家,集中在沙滩红楼,通力合作,参加整理,这是学术史上可以比美孔壁、汲冢的大事。[6]他们整理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贰〕和《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至今仍是简帛整理的典范。

   张先生参加红楼整理组,对银雀山汉简,对马王堆帛书,从头到尾,方方面面,贡献很大,其中下力最多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贰〕,即帛书《周易》经传部分的整理。这一部分的合作者是于豪亮先生。本书的大部分稿子,上编的三篇文章和整个下编的七篇遗稿,都和这一工作有关。

   张先生的七篇遗稿,没有准确年代可考。但这部遗稿的开头,有用铅笔标注“存底”的一段话,是讲如何修改于豪亮先生的稿子。显然他在考虑,将来如何统稿。

于豪亮先生的遗稿,就我所知,主要有两篇,一篇是《帛书〈周易〉》,由红楼整理组的负责人韩仲民提供,发表于《文物》1984年3期;一篇是《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校注》,由于豪亮先生的女儿于采芑女士提供,发表于《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于先生的遗稿《帛书〈周易〉》,据《文物》杂志的编者说明,是写于1976年。我估计,张先生的遗稿大约也写于这一时期,比于先生的稿子晚一些,但不会太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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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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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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