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猛:如何经验地研究中国司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17-11-08 0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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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  

   【写在前面】 一晃博士毕业已经13年有余,现在回过头再来看自己的博士论文,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不敢判断。这次受邀与学界同行分享研究的心路历程,仍旧不免忐忑。特别是读者中还有很多法学以外的同行与同学,有必要先做一些说明:一是我虽曾在社会学系做过博士后,学习过法律人类学,但本硕博的训练是在法学院。因此,在法学院所做的法律社会学,与社会学系的法律社会学会差异较大。这是跨学科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可能还会彼此看不惯。二是我的博士论文并没有全部出版,专著的底子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删除和增加以后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而最近又根据这10年来的相关研究,重新编排结构和内容,准备再出新版。三是博士毕业很多年,已经不太记得当时写作的细节。好在2013年我曾在第一届社科法学研习营上谈过类似内容,现在征得石头君同意和建议,就在那次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更新。也因此这篇文章仍免不了留有当时所讲的痕迹,请同行与同学见谅。

  

一、题外话


   19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为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延揽国内外师资,在南开大学举办了社会学专业班。目前社会学界很多知名学者,均出自该班。今天在云南大学法学院王启梁教授的努力之下,我们这些老师一起合作举办了第一期“社科法学”研习营。举办研习营的目的,就是激发诸位的研究兴趣,大概10多年以后,在座诸位中能够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佼佼者。

   对于法学界以外的同行来说,我得先解释一下社科法学的内涵。社科法学,英文即law and social sciences,可以称为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法律和社会科学或法律社会科学,简称“社科法学”。社科法学强调的是以法律现象为中心,运用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在内的方法,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当然,就每个学者个人而言,研究训练是有特定的知识偏好的,但需要同时对其他方法也持有开放态度。例如,我本人做法律社会学,但在分析特定问题时,如果用其他方法能够更好解释,我也不排斥。

   作为晚近十多年来社科法学研究的亲历者,我还是要再多说两句。2004年,我博士毕业以后,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做编辑,得到前辈编辑的指点帮助。后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的提议下,《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和北大法学院一起合办了“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第一次会议。2005年,我去北大社会学系做博士后,又与人类学家朱晓阳教授牵头,在2006年,举办了“法学与人类学对话”即“法律和社会科学”的第二次会议。 我也是在那时才开始和王启梁、贺欣(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汪庆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等诸位教授认识。他们那时才刚刚出道,甚至还未出道。

   经过这么多年,社科法学研究慢慢形成了气候。有实力的研究者越来越多,而且还都成为学术上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很难得,因而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术共同体。[1]这个学术共同体,有自己的学术刊物——《法律和社会科学》[2],自己的“法律和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现在又有了社科法学研习营,成立了“社科法学连线”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可以说,社科法学研究已经常态化和制度化了。这是好事,这样才能吸引更好的学生加入。


二、已有研究的回顾

  

   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法律社会学,旁及一点法律人类学和法律经济学。目前的研究领域主要分三块:法院研究、政法研究和法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由于博士论文就是做法院研究。因此,这里主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做法院的经验研究。

   我做法院的经验研究,当然是受到前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从当代中国的法律社会学发展历程来看,[3]1980年代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建构。真正开始经验研究,还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当时包括夏勇、苏力、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郑永流等,都在尝试做一些经验研究。[4]但是到了1990年代后期,这批学者多数都不做了。这或许与他们的兴趣发生转移有关系。而仍然在坚持做的同辈学者中,典型的就是苏力。苏力的研究集中于基层司法,在他的影响下,强世功、赵晓力等人也参与研究之中。[5]但他们两位后来也转向了。剩下的年轻一辈坚持做到今天的,就剩下目前贺欣了。[6]我比贺欣晚几级,算是赶上了末班车。

   可以说,在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初期,中国法学的学术让人感觉到是有一个小爆发的,而且主要集中于司法制度研究。苏力的《送法下乡》这本书刚出版,而且引发比较大的学术讨论。我那时还在读硕士,觉得有兴趣但深感没有研究底子,但还是下定决心考到北大。所以,现在做法院研究,还是受到那个时候的影响。不过,我还是想拓展司法研究领域,不想接着苏力的工作去做基层司法。这并不是说基层司法没什么好做的了。实际上贺欣还在做,而且是更细致深刻。可能是因为感觉自己可能做不到细致深刻,所以才换新领域。比如,博士阶段去做政法委员会的研究,现在还在做,后来的博士论文则是研究最高法院。

   不过,有人还是会批评,为什么搞法律社会学(法律社会科学)的都专注于司法呢?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司法研究已经不再集中于基层司法研究了。研究已经大大拓展,例如,贺欣研究司法财政、审判委员会、婚姻案件等等,而艾佳慧则研究法院管理,汪庆华研究行政诉讼,唐应茂研究法院执行,黄韬研究金融司法。[7]而且,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司法研究中。

   另一方面,法律社会学也要拓展,从司法拓展到执法和立法。现在张永和、王启梁和陈柏峰等人已经开始研究执法了。[8]以后还得去做立法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过,法律社会学不论是做司法、执法或立法,都需要与部门法研究联系在一起。这是过去研究的不足,我们自己也在反省改进。要想研究深刻并且有说服力,必须结合部门法研究。

  

三、如何发现和拓展自己的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功能》。这个题目乍看起来是属于法律经济学,其实研究进路是法律社会学的。而我以法律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也就是在博士阶段才逐渐确定的。

   而在硕士阶段包括本科阶段,我所接受的还是正统的法理学训练,即是关注概念、原则、大词,而对于比较前沿的多元的法律理论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读了博士以后,每周参加老师组织的读书会,通过读书交流思想,逐渐感觉到自己原有的那一套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开始崩塌。在进行价值判断之前,首先要进行事实分析,挖掘事实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对既有的理论解释特别是权威学说,保持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这样一种从先验到经验态度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不是在书本中、法条中找问题,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找问题。正所谓知易行难,具体选什么题目,也是经历了一番过程。现在想来,选什么领域、什么题目,与自己的中期考核还是有关系的。

   我的中期考核与很多人不一样。导师首先会要求我列出自己所读书包括准备读书的目录清单。这份书目清单也就成为导师出题的范围。导师大概出了几道论述题,要求我48小时交。这几道论述题相当于几篇小论文,最后我交上去的作业大概在3万字左右。因为我的阅读范围包括司法制度,因此,出的题目就有司法制度方面的。这让我在短时间内加以归纳提炼,既是思维训练,也是写作训练。而这也直接影响到我将博士论文选题集中在司法制度的经验研究领域。

   但在司法制度的经验研究领域,选择做什么具体题目也是比较困难的。在当时,司法制度最流行的有两块:一块是基层司法的经验研究,苏力教授已经做出开创性的工作。另一块是最高法院的政治功能研究,包括是否具有违宪审查权。这在宪法学界和诉讼法学界成为研究的热点。我当时的考虑,首先就是不跟风,所以这两块都不会去做。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应该研究什么呢?

   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在博士二年级的某一天,具体日期我不记得了,但地点仍清楚。在北大28楼门口的报亭,我看到一份报纸名叫《财经时报》。这份报纸的头版就刊登一则消息:中国最高法院一份判决影响全国银行信贷资产2700亿。标题十分醒目,也吸引了我。简单看了内容之后,就觉得很兴奋。

   因为这挑战了法律界对于中国最高法院判决性质的一般常识。这个常识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是大陆法系,所以法院特别是上诉法院不像英美法系那样,实行遵循先例原则。也就是上诉法院的判决对以后的判决具有约束力,需要被援引。中国法院的判决从来只是约束当事人,并没有普遍的法律适用效力。即使是最高法院也不例外。但这一次最高法院的判决怎么会影响这么大,竟然影响整个银行业信贷资产2700亿。这究竟是媒体的夸大报道还是确有其事。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决定顺着这份报道去研究其中提到的一个判决——“中福实业担保案”。通过研究这个个案,我就发现最高法院所制定的政策,不仅有判决,更多的是司法解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法院政策不仅仅影响诉讼过程,对没有进入诉讼过程的其他人、利益群体和产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对这个个案的细致分析,我就将问题一般化了。那就是去最高法院对社会经济生活主要是对市场的影响。最高法院对市场的影响,可以进一步提炼为“法院规制”这个概念。这样,题目就定为《中国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功能》。

   但个案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章,究竟如何扩展成一篇博士论文,还得做进一步思考。这主要得益于与老师的多次讨论。老师给出了大致的思路,我再去具体探究是否可行,以及寻找材料进行写作。最后博士论文的大致结构是:

   第一章是最高法院规制的个案研究,引出最高法院对市场会产生影响这样的问题。第二章就讨论历史,即在计划经济时代,最高法院与经济是怎样的关系,这样与市场经济中最高法院的功能形成对比。第三章是讨论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成本问题,主要是内部管理成本。例如,司法解释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受到哪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判决是如何筛选出来的,判决能不能发挥普遍的影响力。第四章仍然是讨论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成本问题,但主要是外部协调成本。例如,在对待市场问题上,最高法院如何贯彻党的政策,最高法院与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协调。第五章是进行微观考察,分析最高法院的法官在遇到他不懂的市场类型的诉讼,以及无法准确预测经济后果的判决时,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第六章是对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也仍然是从规制市场入手展开,认为最高法院应成为公共政策制定法院。

   虽然写作中有一些法律经济学术语,例如成本、规制,但整个研究进路实际上仍然是法律社会学的。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强调对现象的观察,从观察中发现问题。二是关心的是政策制定的过程和实际影响。三是注重因果关系的解释。

因为受到老师的提醒,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比较注意各章之间的关系。即基于博士论文体系的完整性,各章之间要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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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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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影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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