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1 次 更新时间:2017-10-25 00: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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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读《读书》1993年12月《说〈读书〉》一组讨论《最是文人有自由》和《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文章,不觉手痒,也想写上几句。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大概在1980年吧!有一次我去看冯友兰先生,偶尔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时我和冯先生是邻居,虽然我有时也挨批斗,冯先生挨斗的次数就比我多多了,这种隔三差五的批斗,是很不好受的。我问冯先生当时如何对待,冯先生说:“在批斗时,我心里就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冯先生说后,我们一起大笑。原来在挨批斗时仍然是可以有自由的。这就是说,在言行极端不自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于是我不由得考虑到,可能得对“自由”分析一下层次。照我看,“自由”至少有三个层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思想”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完全自由的,但是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因为人们想什么而不见诸言行,对别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思想见诸言行,它就会对别人和社会发生作用,特别是自由的言行很容易触犯权威。一旦触犯了权威,言行就会更加不自由了。那么,如果只是想想,而不言不行,最好也别记什么日记之类,那岂不就很自由了吗?这也不见得!不知何年何月,曾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忠诚老实运动”的办法,要你老实交代你过去的言行。后来不知何时,又进一步发明了所谓“交心”,也就是要你把自己的“坏思想”通通交代出来,并且说只要自己坦白交代,就不予追究。这一下子搞得知识分子措手不及,老实的人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盘托了出来,这就变成了“言论”;不老实的或者不大老实的人就编造了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假话。前者当时虽未定什么罪名,但一顿批判却是免不了的。可是这些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想到,在以后的运动中这些自己交出来的“心”,就不再只是“思想”,而成了“言论”,并以此定上种种“罪名”。不过社会总是在进步的,现在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交心”之说了,而且有些知识分子总结了经验教训,也变得聪明一些,有时说点“违心”的话,大概也不见得会脸红。

   那么到底“最是文人有自由”呢,还是“最是文人不自由”呢?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大概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山木》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树,由于它不能成材,因此樵夫没有把它砍掉,它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它成材,就会被砍掉,而不能保存。另有一只不会叫的鹅,因为它不会叫,而被主人杀了请庄子师徒吃,这只鹅没有能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这只鹅会叫,就不会被杀来吃,而能被保存下来。于是庄子的弟子问庄子:“那棵树因为没有用,而保存下来;这只鹅因为不会叫(按:也指没有用),而不能保存自己,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庄子回答说:“我们最好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好保存自己。”这个故事说明,一切事物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意义,都要看主客观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是有“自由”的,我想再不会有什么“交心”运动了,因此思想可以“自由”了;你写写日记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只要不发表,不给别人看,而只是自己看看,总是可以的,这点“隐私权”也许宪法还可以保障。但是,你要说出来,就得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啦!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说点什么你真想说的话,虽然人们会说:“你说了也白说。”但你仍可以取“白说也要说”的态度而说之,当然最后也还可能是“说了也白说”。不过你总算说了,尽了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最好还是不要说什么,要有“不动心”的本事。因此,我想知识分子是经常处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要学会在夹缝中讨生活。

   我谈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这岂不是十足的“乡愿”吗?确实如此。但我真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保持其“思想自由”的品德,同时得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不管你“议政”也好,或是不“议政”而“为学术而学术”也好,都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一无形的无组织的社会阶层,他的功能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想来对社会政治进行批评、议论和建议;另一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北京大学的同学常常问我: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总是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是“爱国”、是“革命”,无疑都是对的,这些传统对北大十分可贵。但这太一般化,因为在我国每个行业的传统都可以是“爱国”和“革命”。那么北京大学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还有没有其特殊的可贵的传统呢?我想,如果北京大学有什么特殊的可贵的传统,那就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了。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创造力,要么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边跑,要么就抱着古人那一套死不放,这有什么出息?!如果不能“兼容并包”,那么就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样中国如何能从“传统”(包括新老传统)走向现代呢?所以在我看来,“最是文人有自由”或者是“最是文人不自由”都有对的一面。

   原刊于《读书》,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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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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