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是人类文明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与人类相比，其他种类的动物虽然也有着不同程度的“集群性”特征，但是几乎都没有达到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水平，因此，人类得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也许是暂时的）“主宰”。关于此，荀子曾言：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显然，这里所谓的“群”主要是“组织”的意思，人类通过“自我组织”而征服了世界上的很多生命主体。

如果说“组织现象”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那么，“如何组织”则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或者说，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类型具有鲜明的多样性。从“理想型”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组织至少可以分为专制型和民主型两个基本类别，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存在一个垄断组织内各项权力、享有绝对权威的个人或小集团，后者的基本特征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而形成的公共规则具有最高权威，组织内部的任何个人与小集团都需要服从这些规则。

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专制型组织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大幅度降低公共决策的成本，甚至可以通过“压制性”手段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民主型组织则有利于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集体智慧，防范“轻率决策”的做出及可能引发的各种极端风险，推动社会正义的不断增进。显然，两种社会组织各自的优点也正是对方的缺点所在，很难笼统地给出价值判断，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民主型组织通常更有活力，而专制型组织则摆脱不了走向衰败的宿命，而且这其中有着一些“共通”的原因。

首先，在专制型组织中，最高“长官”享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它虽然在名义上代表全部组织成员的公共利益，但实际上只能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这是由人的“自利”本性决定的，而且组织的可分配利益越大，这种自利化的倾向就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最高权力持有者便转化成为组织本身的“潜在敌人”，他（们）一方面需要利用组织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经常为了满足个人的“眼前私欲”而牺牲组织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当这种长远考量还未表现得特别紧迫时，习惯于“自负性”思考的专制者就更加容易这样做。这可以很好地解释苏联最高领导人何以“背叛”自己的组织。

其次，受到专制型组织的基本运行模式之影响，普通组织成员通常对最高“长官”有着畏惧和依赖双重情感体验，这虽然有利于内部“权威秩序”的构建，但是同时也很容易导致他们对组织的高层决策“阳奉阴违”，对“长官”的所谓忠诚难以真正坚定，因此，在面对外敌“侵犯”时不可能具备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与此同时，专制型组织的普通成员在长期的“犬儒化”生活实践中很容易形成“奴性”人格，从而使得他们精神萎靡、缺少自尊，在既有组织结构遭受重创之后，更缺乏迅速新建组织的能力，这使得专制型组织看似强大，但其“再生”能力却十分欠缺，难以形成民主型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内部活力。

再次，专制型组织在决策过程中特别容易形成“一言堂”，却很难容纳真正的异己声音，因此组织的命运与其最高领导者的能力和性格有着致命的关系，他（们）一旦做出错误决策，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并且很难得到及时矫正。当然，如果领导者能够做到英明神武，专制型组织的运行就可以成功克服民主型组织的“低效率”问题，顺利完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任务；但从人类政治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即使发生，其成效也往往被后续的决策失误及其造成的损失所“抵消”掉。因此，与民主型组织相比，专制型组织的决策模式更加不利于组织对复杂外部环境的“灵活适应”和其自身的长远发展。

最后，专制型组织的领导者在选拔各级管理者（特别是最高长官的接班人）的过程中，首先看中的因素是候选人的忠诚度以及个人的“感官”好恶，其次是自己可以“发挥余热”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有个性、有能力、有独特想法的组织成员很容易被边缘化，而那些善于逢迎拍马、才能平庸乃至“智商稍有欠缺”的人反而更容易得到器重，这就形成了人才选拔过程中的所谓“逆淘汰”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强力作用之下，专制型组织的各级领导者必然出现“黄鼠狼生老鼠，一窝不如一窝”的素质递减现象，这虽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组织的“守成”，但对于其长远的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并将其引向“衰败”的必然结局。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很多国有与家族企业之所以大量出现经营不善、破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自于专制型组织的基本特征，它导致组织内部的人才流失、决策短视，少数领导者的智力水平难以很好应对风云变幻的复杂市场行情。与此相比，各种股份制企业则可以很好地发挥民主型组织的优势，更容易吸纳人才，更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集体智慧，因此，其生存机会也大大增加。企业组织如此，国家政治组织同样如此，以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代表，这种专制型政治组织之所以失败，显然正是由其基本运行模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不是由哪位政治强人的意志所决定。

言及至此，我自然地联想到了当下中国的“高校人才竞争”。众所周知，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更有个性，更在意公平感，更在乎尊严的价值；他们会自发地流向那些民主风气“相对浓厚”的高校，与此对应，那些“专制”色彩强烈的高校则必将迎来一轮大规模的人才流失浪潮。值得预期，专制型组织和民主型组织的优劣可以借此机会进行一场精彩的“展演”，它可以很好地“回应”政治学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诸多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