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66 次 更新时间:2006-08-03 1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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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由此追溯到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 ── 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标志著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权争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也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70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1976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在此之前,1973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1974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著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有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软抵抗。当时没有直接受到过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对“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为“文革”妨碍了他们的个人生活欲望。这些人一般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直接政治行为,但对“文革”形成了更为广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70年代中期出现了青年们“革命还俗”后的“自学热”、“艺术热”乃至“家具热”──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车也被市民们热烈寻购。湖南著名的“幸福团”由一些干部子弟组成,寻欢作乐,放浪不羁,听爵士乐,跳交谊舞,打架斗殴甚至调戏女性。作家王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写的一伙军干子弟,也接近这种个人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的状态。这证明即使在当时执政营垒的内部,禁欲教条也被打破,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从总体上说,具有革命理想和极权体制两种导向互为交杂和逐步消长的特征,两者一直形成内在的紧张和频繁的震荡,使解放与禁锢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现。1966年,毛泽东在主要政敌失势之后仍然发起运动,是“权利斗争”说难以解释的。他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他后来政策进退失据,反复无常,越来越陷入极权弊端的困锁,但就全社会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的合法性还是得到了暧昧的延续,如大字报等手段获得法律保护,“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励。这一极为矛盾的状态和过程,给结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荡著《国际歌》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后来被取缔的“民主墙”,不过是历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变体。

  从这一点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极权化整肃,比如1968年全国大乱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活跃与高涨,与50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大有区别。同是从这一点看,对“文革”的反对,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对BBC或者VOA的照搬,亦无中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撑,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产。遇罗克、李一哲、杨曦光(杨小凯)、张志扬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经历证明,他们既有“逆反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负面的经验资源;又有“继承型”状态,从“文革”中获得了正面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各种文本中,红卫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隐约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传明显可见。

  正因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文革”中没有民主,至少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带有红色的话语胎记。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不过历史从来不是发生在无菌箱里,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实也是这样,“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号之下的一题多作和一名多实,作为某些书生最难看懂的历史常态,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会的心理大势,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车,脱出极权轨道并非没有可能。回顾当时众多异端人士,我们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为他们有一个红色胎记,就判定他们与民主无缘。

  “文革”结束多年以后,市场化进程中冒出很多群体事件。工人们或农民们高举毛泽东的画象,大唱革命时代的歌曲,抗议有些地方的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怀念著以前那种领导与群众之间收入差别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粮票一样多和布票一样多的日子。作为“文革”的遗产之一,这种“怀旧”现象引起了广泛争议,很难被简单化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也许,这种“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现了“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多义性,为我们留下了一面检测历史的后视镜。

  

  旧营垒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进派曾抱怨毛泽东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对“官僚主义阶级”过于软弱和姑息(见杨小凯1967年文)。这从反面泄露出一个事实:由党政官员以及大多知识分子组成的上层精英群体,当时虽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没有消灭,甚至没有出局。事实上,正像陈益南在书中描写的那样,在1968年到1969年全国恢复秩序之际,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在各级“三结合”的权力重组中构成了实际性主体,并没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在1972年以后,经过一段时间下放劳动,也大多陆续恢复工作,重新进入了国家机器。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体在红色风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结束“文革”的重要条件。

  20世纪是“极端年代”(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语),政治具有多疑、狂热以及血腥的风格。苏联当局在大肃反期间先后处决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大半,苏军元帅的大半,还有苏军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15名军区司令中的13名,85名军级干部中的57名。60年代的印尼政变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杀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国驻印尼大使亲手圈定的捕杀对象就多达数千。街头的割头示众时有所见,军人与穆斯林极端组织联手,在两年之内每天至少杀害共产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 作为这个血淋淋世纪的一部分,中国的“文革”也出现大量非正常减员。一时间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国家暴力所为,一部分是国家失控时的民间暴力所为──但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薰陶的结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体制的必然性,与其它暴力共同构成了极权化过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页。不过,就大面积的情况而言,混乱与血腥并不是当时事实的全部。红卫兵“联动”组织的打杀行为受到了司法追究,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数农村的打杀风潮被军队紧急制止和弹压──这一类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上层精英恢复名誉(如陈毅等),或者恢复权力(如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发生在“文革”终结之后。这些有别于苏联和印尼的现象,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复出,是受益于革命时期“不虐待俘虏”的政策传统延续?抑或也得助于中国社会深层“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传统遗存?……这些问题对于史家而言,也许不能说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团结干部和群众两个95%”,“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是针对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来的主流性“文革”叙事中,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或有些时候的名存实亡被大量泼墨,在有些地方或有些时候的大体有效却很少落笔入文。正如同样是20世纪的史实,苏联的红色恐怖几乎家喻户晓,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却已销声匿迹──这很难说是舆论的正常。其实,基本的事实之一是:如果中国也成了苏联或印尼,如果邓小平等大批高层人士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达可夫一样死于杀戮,或者被某个外国大使圈入捕杀名单,他们后来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结束“文革”的时间就必定大大后延。

  从事后的回忆来看,上层精英们谈得最多的“文革”经历是“下放”──这包括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贬入下层任职,或者直接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参加学习和劳动。近两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是与此相关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无疑具有惩罚功能。当事人的社会地位降低,还有歧视,侮辱,恐惧,困苦,家人离散,专业荒废等伤害也往往随之而来。这种经历大多逼出了当事人对“文革”的合理怨恨,成为了他们日后投入抗争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当这些人冤屈满腔的时候,专案组的阴冷和大字报的专横是他们的唯一视野。自己曾一度追随潮流投身批斗的壮志豪情,不一定能长存于他们的记忆。而合作医疗、教育普及、文化下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革命亮点,也很难进入他们的兴奋。这里有回忆视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来的文本检阅者所察觉。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数人遭遇遣返回乡或拘捕入监,就标准定义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绝大多数保留干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倒是陈益南所目击的造反上台者从无一人提薪)──这在大批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有不经意的泄露。对比《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受难者们忙著化妆、看戏、赴宴的“往事”,此时的厄运当然已经够苦了,但还是使“下放”不太像单纯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灰溜溜的大多数“下放”者仍然不失民众的几分尊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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