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俊生: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17-09-11 15:42:29

进入专题: 良序市场经济运行   市场化改革  

朱俊生  

   继《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之后,韦森教授近期又出版《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中信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再次聚焦中国经济的当下格局、长期增长前景以及合宜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实际和潜在GDP增速都在下降。韦森教授在新著中回应了如下现实与理论问题: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曾经的高速成长?如何看待经济增速的下行?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宏观政策?未来中国当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在当前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韦森教授的新著出版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有助于改革回到“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来。


一、市场化改革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

  

   韦森教授在新著的下篇“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中收入了其为张维迎、林毅夫和张军教授等所写的书评,其主题大都与如何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有关。在这些书评中,韦森反复强调一个基本观点,1978年尤其是1994年以来中国所不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即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才是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和最基本的原因。历史再次证明,惟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能蕴育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不断增进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

   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持续下行,从10.6%持续降低到2016年的6.7%。对于近年来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韦森教授则一方面从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出发予以解释,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在整体上迅速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革命过程,除非有大规模的新科技创新发生,目前世界经济衰退可能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在当下世界经济的格局中,中国经济的增速下行是一个自然趋势。另一方面,韦森教授则事实上是从政府部门“扭曲的市场化”,实际上“反市场化”的“市场化操作”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下行。即由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够深入,有些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观念遗产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正如韦森教授曾在《大转型》中提出的,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在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不但没有依市场要求退出,而是愈加强势地参与其中,成为最强大、最主要、无处不在的市场主体,政府指挥市场、驾驭市场、调控市场、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和运作。显然,这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混杂了计划经济残留物的怪异体制。权力虽然可以促成一时的表面上的繁荣,却需要比市场自发力量付出更大的代价。“政府推动型”的增长难以持续,原因在于在这种增长模式下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新创价值多归于政府,政府动员和汲取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得越快,民间得到的就越少,经济陷入停滞和衰退的可能性就越大。政府主导下大量错误投资有可能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国家有关部门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与支持也往往是“好心办坏事”。因此,政府失灵,不只是简单的“政策失灵”,而是政府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功能出现系统性失灵。其更大的危害在于,失灵的政府拥有巨大和不受约束的权力,没有外部政治力量可以督促其在法治和民主的轨道上运行,政府注定会成为市场的对手,与民争利,与市场争地盘,终将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和社会转型的失败。

   韦森教授的上述分析逻辑及其结论,对于当下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面对经济下滑的形势,人们往往容易忘记这一点。在问题和危机面前,人们往往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否定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并寄希望于积极的政府作为去缩小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正是基于这样的流行观念,在问题和危机面前,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推动和刺激短期的经济复苏,而忽视了政府干预市场的有限性及其严重后果,从而有可能将经济推向更严重的经济萧条。因此,我们有必要像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那样,认真探究目前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后果,即需要作这样的选择:是追求当下的好处,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还是宁愿冒当下小小不幸,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韦森教授的新著警示我们,只有深刻认识到市场化改革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才能对市场保持应有的的谦卑和敬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的理性自负,将改革回归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共识上来。

  

二、投资和贷款不受控制造成广义货币增加与负债扩张


   在《大转型》中,韦森教授曾将从内生货币理论看宏观经济视为著作中“最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精华部分”。在《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中,韦森教授同样将从货币内生理论看中国经济,视为其理解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根本性的观察点。

   2016年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155.01万亿元,同期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万亿元,广义货币占GDP比重高达208.31%,排名世界第2位。为什么在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目前存款准备金率仍然高达16.5%)下,中国的广义货币却在过去十几年中快速增加?韦森教授对这看似矛盾现象背后的机理作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在信用货币阶段,尤其是互联网时代“货币数字化”和“电子化”背景下,金融系统的运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凯恩斯及其后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内生论”认为,货币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给的,而是“产生于为投资而融资和资本资产头寸融资的过程之中”。换句话说,货币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产生,银行贷款创造存款,从而在经济总体扩张的宏观条件下不断内生广义货币,而并不主要是因为央行在主动地向经济体内注入货币。基于上述独特的理论视角,韦森教授认为,广义货币的快速增加,其原因主要不在于央行主动地“超发货币”,而是在政府决策层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下,天量银行贷款创造了存款,在经济扩张期凝结成了广义货币增量的结果。近几年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交易量快速攀升,正是中国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2016年12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26.68万亿元,同比增长27%;全年增加5.67万亿元,增量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44.8%。因此,从某程度上说,“房地产是中国广义货币的创生机器”。

   韦森教授的上述分析蕴涵着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已基本无效。央行如果放松货币政策,释放出的流动性可能只有两个出路:一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券融资,二是“僵尸企业”,资金进入这两个“黑洞”显然不会形成健康的增长。

   第二,谨防债务危机爆发。在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同时,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的负债也在更快地扩张。截至2016年末,我国总体杠杆率为257%。目前,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40%,债务水平已经很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占比超过了50%,已有13个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率超过100%的警戒线(债务率是指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综合财力的比值),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特别是,投向实体部门的大量银行贷款形成了经济体内巨大的“信贷泡沫”,并提高了企业负债率,企业负债和还款利息极重且大面积亏损,债务风险巨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数据,我国2016年末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6.3%,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约80个百分点,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近70个百分点。如果聚焦在工业企业部门,负债过高问题更加突出。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8803.2亿元,负债合计59.6万亿元,债务利润比为8.66,这就意味着8.66年的利润才能够偿还完全部债务。同时,居民部门负债也在增加,特别是个人购房贷款大幅增加。2016年,个人购房贷款新增4.96万亿元,占新增房地产贷款比重为87%,占新增人民币贷款比重高达3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森教授对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帕廷金效应”表达了深深的担忧,即通货紧缩加重实际债务负担。一旦还债负担加重,在通缩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费雪所说的“通缩—债务螺旋加重效应”。这种效应不断积累,最后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明斯基时刻”,即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而出现资产价值崩溃时刻,接着就是经济的大萧条。

   第三,重要的是控制投资。按照货币内生理论,控制不了贷款,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就控制不了广义货币的增加,控制不了投资,特别是在政府推动天量投资的情况下,就控制不了贷款,就只会加杠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从2010年的241414亿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596501亿元,同期其占GDP的比例从58.5%大幅增长到80.2%;而其中2015年高达81.5%。从GDP增量部分来看,2016年GDP相比2015年绝对额上增加了67419亿,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绝对额增长了49585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部分占GDP增量部分高达73.5%。可见,GDP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并在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情况下更依赖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的推动。但问题在于,只要政府宏观政策试图“增投资、保增速”,就不是去产能、去杠杆,而是通过投资消化产能过剩,在加杠杆,从而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去产能、去杠杆”、“宽财政、紧货币”与“保增长、增投资”之间的不可能三角。

   可见,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导致信贷膨胀与杠杆率上升以及巨大的金融风险。这“决非只是简单的宏观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而在根本上是政府体制和基本制度安排问题”。只有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有了法治,才有良序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主导的无效乃至错误投资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也才能真正解决目前债务风险形成的根源。

  

三、总量减税政策需要税权法定与预算民主的制度保障

  

   在韦森教授看来,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必要的恶”。2015年,我国企业的总税率(企业实际应缴税费在利润中的占比)高达67.8%,不仅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印度、墨西哥以及东南亚等主要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根据上市公司数据估算的制造业各行业总税率也多数处于50%以上的高位,部分行业甚至高达80%。在此背景下,韦森教授近几年来一直呼吁政府减税、尤其是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认为要以减税富民来启动内需,总量减税才是最为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新著中,他回应了中国的税负水平到底如何,以及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府要不要减税、有没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等方面的争议。首先,中国的宏观税负沉重,政府的财政收入比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多。其次,税费负担沉重导致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很低。不减税,中国的很多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减税势在必行。要通过减税减少企业负担,让企业渡过前几年贷款高峰所导致的还款高峰难关,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再次,中国的财政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建设财政,基建项目占了很大比重,改变这样的财政体制就有巨大的减税空间。最后,减税和减政府开支并行。政府的直接投资恶化了经济结构,要减少政府投资方面的支出。

韦森教授曾在《大转型》中分析了减税更深层次的意义。减税不仅关乎企业的负担和生死存亡,还关乎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良序市场经济运行   市场化改革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制度分析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906.html
文章来源:财新网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