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是既能做学问，又能做事情的一代女杰。这一点，与她的伯曾祖父曾国藩有相似之处，在学问上为一代大儒，在功业上是一代名臣。曾昭燏的学问，可从她1939年自英国留学归来，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参与考古挖掘，以及所写的学述著作中看，比如她写的中国第一部博物馆专著《博物馆》（与李济共同署名），再如《考古通论》，以及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等。

说她能做事情，主要是指抗战胜利后，她主持复建中央博物院的主体工程大殿。此殿在抗战前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徐敬直先生设计，梁思成先生修订定稿，为仿辽建筑。开工不久，即因战乱而停止。1947年1月，曾主持大殿的修建，至年底结束。此项工程的复建，完成于内战之中，克服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也使她展示了处理行政事务的力，嬴得了学界与政界的肯定。而恰恰是这一个殿，成了她人生轨迹发生重大转变的因由之一。

关于曾昭燏在1949年鼎革之际，为什么选择留在了大陆，而没有随她的亲友，以及博物院的诸多同仁一起避居台湾，大约几种说法。一是她对中央博物院的留恋。至1949年，曾已在此一机构工作了整整十年，博物院大殿修建之后，她又组织了几次文物展览，颇为成功，遂产生爱莫难舍之情；二是受原史语所考古学家夏鼐的影响。在选择之时，夏曾告诉曾：在这里，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从考古发掘这一面讲，夏鼐此语倒也是事实，毕竟中国几千历史演进的舞台在大陆，地下的遗留及埋藏极其丰富，为考古学家大有为之地；三是与其二哥曾昭抡有关。作为化学家的曾昭抡，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即已加入中国民盟，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差不多是新的执政者早年的外围组织。此时的曾昭抡已是准备在大陆好好地做一番事业了。作为其亲妹妹的曾昭燏，他自然是要劝其留下来的。

另外，曾昭燏自己还有一个说法：她之所以留在了大陆，是听了其堂侄女曾宪楷的劝说，即“‘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对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宝藏，以待新时代的到来。”曾宪楷为曾宪植的胞妹，而后者此时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曾昭燏应组织要求写于1951年的交待材料《自传》）不论是何种原因，还是多种因缘综合促成，总之，作为考古学家与博物馆学专家的曾昭燏，终于留在了大陆，当时正好40岁，正是中国人常说的不惑之年。

曾昭燏没有去台湾，台湾学界是颇有些遗憾的。据说，胡适曾问曾昭燏来了没有，听说她留在了大陆，颇有一些叹息：“好可惜，好可惜，那是个人才啊！”（《南博老院长曾昭燏的文博人生》，《南京日报》2013年10月19日）胡适的这个“可惜论”，其实也只是一家之言。假若曾在大陆可以人尽其才，又何来可惜之说呢？可惜，就是曾昭燏自己也没有想到，留在了大陆的她，在十五年后的1964年12月，她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南京灵谷塔上一跃而下，中止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曾昭燏的死，著名作者叶兆言先生在《曾国藩之后人曾昭燏》中说：“……然而她的死，与习惯思维中的受迫害、不甘凌辱自杀无关。……我不止一次地误导别人，把她列入‘文革’受迫害名单。”（《金陵晚报》，2012年12月31日）对叶兆言的这个“正误”，我觉得还是有可以商榷之处的。当然，曾昭燏并非于“那十年”，这是确切的，因为她死时，那个时期还没有开始。但她是否是死于“迫害”，则需要看一看曾的经历、背景，以及与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关系来定。所谓迫害，并非只有捉捕起来，给以肉体上的侵凌，也还有一种用无形的精神包围，使你生活于一种看似平安，实则为忧惧与惶恐之中的精神压抑方式。

一

1950年3月，曾昭燏“所保存着”的原中央博物院这个宝藏，更名为南京博物院，曾被任命为副院长，主持工作。（院长为徐平羽，只是他另有职务，院长为其兼职）应当说，确实是受到重用了。得到了重用的曾，与留下来和新从海外回来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都要经历一场又一场运动的“洗礼”，都要在这些运动之中，诸一接受重新的甄别和捡选。不合乎标准者，将为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自古未有的运动之中，除了运动的始作俑者，没有知识分子幸免于外。

从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离别）》一书中所披露的材料看，曾昭燏对待每一次运动都是认真的，她在努力地向运动的发起者剖白自己，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这种坦诚，获得通过，取得信任，从而使她安心地投身于自己的专业之中。

1951年，在第一波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中，曾昭燏就依照要求，写了长达数万言的自供状式的《自传》，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求学经历、留学生活及与美国人的关系，直至“解放后我的认识”等各方面，全面交待，计十一个章节。《自传》上缴，经高层内查外调、逐一核实后，即作为秘密卷宗封存。从结果来看，曾的这一份《自传》是通过了考核的，算是过了第一道清理的关口。同年12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起。运动中，曾主动要求参加抽调南博人参与其中的皖北太和土改工作队，到土改中进行“改造”。原南博人员罗宗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给人的印象她是强烈地要求思想改造，以消除自己身上地主阶级的烙印。”

此后，批判胡适的运动兴起，曾赶紧将自己收藏的一套《胡适文存》上缴，并在南博主持召开了批胡大会，发动院内职工起来批判胡适之。只是当组织上让她也撰写文章批判胡适时，她以“与胡适交往不深”而拒绝。

1956年，曾昭燏在南博主持大会，要求院内职工要按郭沫若的说法，“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要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了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这，大约也是曾自己平时对自己要求的功课。

除此之外，她还“积极地”投身于另一项工作，即按“上边”要求，在1950年代，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多次对台湾广播，以现身说法规劝对方“弃暗投明”。

从曾在1949年后的情况看，曾昭燏似乎是过了一关又一关，而且也给了她以使用和地位，比如，在1954年她就被正式任命为南京博物院院长。后来又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学问方面，她也能够继续从事她的专业，主持、领导了一些重大的考古发掘工作。比如1954年3月，她以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身份，率南博专业人员，会同山东省文管会的专业人员，发掘了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发掘后主持撰写了《沂南古画像石墓报告》。后来又主持或参与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一些重大考古发掘活动，一时间，在大陆考古界有“南曾北夏（鼐）”之说。

从现有的史料看，曾昭燏在大陆风起云涌的时代里，表面上看是平安无事，我觉得原因有三：在历次运动中，曾均能积极参加，密切配合，且一直要求加入组织，尤其是她的那份自我供述与自我剖白的《自传》，给执政高层一种可以信任的印象。此其一也。其二，是执政高层，碍于国际、国内时事的需要，觉得应当有一位“改造成功的知识分子”以为榜样，展示给世人，以示重用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重视文化。而曾是名播宇内的专家学者，所治专业又为考古发掘，离现实较远，所以便被选中；其三，可能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曾特殊的家庭出身与学术地位，其家族人脉甚广，子孙远播海内外，在政、学两界，于国际国内有着众多关系，是难以找到的统战人选。所以，对于曾昭燏，在政制之内，表面上给予礼遇，不能不说有着谋略的成分。

对这一点，作为历史研究学者，我觉得曾昭燏大约也是略有感知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这可以从曾离世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略窥一二。曾昭燏曾写过惟一的一篇剧评，即《我也来谈谈《桃花扇》的结尾问题》。曾在文中谓孔尚任所作的《桃花扇》，对剧中人物，特别是侯朝宗、李香君两位主角的按排，是合乎历史事实的。而这一出戏经欧阳倩予改为话剧后，人物的形象是扭曲了的，特别是结尾写侯朝宗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李香君所唾弃一幕，与孔氏原剧大不相同。曾以为：“推侯之意，这时满洲人统治中国，已成定局，要推翻已不可能，自己既已应试，爽性进些直言，希望新朝政治修明一点，老百姓少受点苦。至于自己，本无意功名，中与不中，在所不计。当然，假如侯朝宗当日高掇巍科，则很可能他从此投身仕途，不顾名节。可是他的直言，触怒了有关的人。于是给他一个副榜，以损害他的才名。侯朝宗受此侮辱，心中自然更加痛苦，不久就跑到南京去了。”曾在文中又说：“侯朝宗应试，到底非出于本心，应试后心中痛苦，越三年而死，与甘心投敌者不同。孔尚任在剧的末尾，写皂隶访拿山林隐逸，就暗暗点出当时一些隐居的人的出山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心中，侯朝宗是属于此类的。至于借皂隶之口，说‘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鞭挞的是钱牧斋之流，侯朝宗不在其列。”（转引自岳南先生所著《南渡北归》所引《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一段评论，大约就隐含了她的心曲。

二

淌过了十五年风浪的曾昭燏，终于还是自己革掉了自己的命。使她下定决心的，是终究没有改造过来的，深藏于内心的另一个曾昭燏。

1949年，傅斯年赴台之前，特地找到曾昭燏，劝其与同仁一起跨海去台，“并谓像曾昭燏这样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若留在大陆，绝不会为执政党所容。而且说她在博物院工作十年，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将来一定有人趁机报复。”（岳南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傅斯年的这一推断，在曾昭燏身上并没有应验，但在曾家留在大陆的其他人身上应验了。

1957年，曾昭燏的二哥，曾劝其一起留下的曾昭抡，因“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的“六教授事件”，被认定为“右派”，撤销高教部副部长职务，发配至湖北武汉大学监督改造。1960年患网组织细胞癌和非典型白血病。曾昭燏的大哥曾昭承（去台）之子曾宪洛，1940年代就在南京金陵大学加入了共产党。可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勒令退党。1957年，曾宪洛又因写政论文章，被认定为“极右分子”，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的饥荒中，曾宪洛因为无法忍受农场的饥饿与劳累，逃回南京，潜至陈寅恪的七弟，曾的好友陈文恪家中。但陈文恪不敢收留曾宪洛，劝其重回农场。曾被拒之后，只能返回。在后来更加激烈的十年中，被批斗致死。

一位自己的亲哥哥，一位是自己视若儿子的亲侄子。这两位至亲的遭遇，给曾昭燏带来的感情创伤和精神上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种伤痛，不但无法言说，也无人可以言说，再联想到自己，却又是一种无法祛除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与自己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关系”。

另外的压力，来自于她自己所做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在1950年代的早期，曾经在曾家做账房先生十多年的曾筱屏，在斗地主时，因为他是地主家的帮凶而被镇压和管制，后被驱出家门，流浪街头，生活无着。曾筱屏历经周折来到南京求助于曾昭燏。曾不但接待了这位从小就十分熟悉的老人，还听其讲了家乡斗地主的情形。听过叙述，曾昭燏当即把自己深藏不露的曾家地契、房契等，秘密烧掉了。曾筱屏受到曾昭燏的接济后，又回到了家乡。但事后，这件事一直是压在曾心头的一块石头，担心那位老人走漏了自己烧掉地契等材料的消息。而一旦泄露，就可能成为自己交待不彻底，对自己收藏的材料不上缴，私自烧掉，变相对抗组织的证据。

第二件事，是在1954年主持山东沂南画像墓发掘时，曾昭燏与山东派出的文物专家台立业、蒋宝庚相识。工作中二人时常调侃，台自称“姓台湾的台”，蒋则称“姓蒋介石的蒋”。反右中，二人作为“台湾老蒋”被评为“右派分子”。蒋被停薪停职，全家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蒋宝庚一家几近饿死，走投无路之中，写信向曾昭燏求援。曾收信后，几经思虑，最后还是匿名给蒋邮寄了30元钱。可过后，此事又成为曾的心病，担心蒋或言语有失，或告发立功，把此事宣扬出来。而一旦事发，至少成为自己同情“右派”的证据。

这些也许都是隐秘的小事，可公开的，是因为“《李秀成供状》案”，演变出来的一张巨大的网，越来越向曾家后人笼罩而来。

1951年，胡适的学生罗尔纲所写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出版。罗在书中提出李秀成作自供状，乃“伪降”，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大业。此论一出，在学术界引出了讨论。1959年，另一史学家赵矢元又提出李秀成“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是“妥协投降”。1962年，台湾影印出版了原藏于湖南曾国藩家中的秘本《李秀成供》，在大陆学界引起了震动。当时还在中南海里作秘书的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枯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提出“忠王不忠”，李秀成是“叛徒”，并“认贼作父”等惊人之论。戚的这一论点，虽然一时引起了史学界新一轮的争论，但他的这一个“叛徒”论，却并不被史学界认可。后来，戚通过江青，将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连同《李秀成供》一起读过后，写下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保，不足为训。”戚本禹的李秀成乃“叛徒”论，立时成为定论，并由此而掀起了又一轮更热烈的评点太平天国的热潮。

但不论怎样争论、定论，随着热议而来的，则是曾国藩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汉奸”的这一定论，不但板上钉钉，无法更改，而且一再成为人们讨论李秀成问题时经常提到的词语。此外，因为李秀成供状的秘本被带到台湾并出版，也成为曾家后人未能“保住”这一珍贵文献，而被屡屡责问。更深层的问题，则是罗尔纲后来所说：“曾国藩为什么不肯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交给清廷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不可告人之隐’。‘不可告人之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面所举曾国藩那些欺骗朝廷，损人利己和把现存稿七十四页以后毁灭的秘密。”（引自岳南《南渡北归》）而这个“秘密”，据说是李秀成劝曾国藩自己挑出旗子来做皇帝，他愿在曾前效力。

所以，无论怎样，身为学术界重要人物的曾昭燏，作为曾国藩家族的后人，那些关于曾国藩的批判之词，随时都有可能在落向历史的过程中，掉转方向，变成一把把利剑，落到曾氏后人的头上来，由历史的批判，倾刻间变成现实的批斗。生活在这种政治气氛中的曾昭燏，如果说一点心悸没有，而是安然自若地做她的考古学家，实在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情。

三

1962年2月7日结束的“七千人大会”，“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觉……”（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北京第1版）这个“错觉”使得“阶级斗争”又重新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热词，而自1962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到1964年，也由开始时的“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小四清”，演变扩大为“清查历史，清查思想，清查政治，清查经济”的“大四清”。仅仅从内容与语气上看，后者的来势与气势，显然比前者凶猛磅礴得多。

随着“大四清”的深入，斗争的对象先是农村和城市里的腐败分子，后来则出现了带有个人恩怨和政治倾向的阶级斗争。清查中一些“重点集训、戴钢盔、立罚规、搜查、批斗、群殴”等涉及肉体凌辱的做法也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学术界中一些知名人物如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罗尔纲等，或因此不清、或由彼不清而被公开点名批判。这些人的遭遇，使得曾昭燏不得不想到了自己。

曾昭燏觉得自己在经济上是没有问题的，可其他的“三清”是否清，自己已没有了1950年代初的那一份自信。“历史问题”，已不容申辩，“出身于反革命历史家庭”是怎样清洗也清不掉的。至于“思想”和“政治”问题，联想到自己亲人头上的帽子，再想到十五年来因自己未能严密地约束自己的善良，而暗中做下的事情，已使她不敢确定自己思想上是否还一如既往地纯粹，政治上的立场还是那么地坚定。她觉得自己现实生活的周围，存在着一个又一个随时都可以爆裂开来的与她有关的隐秘。而这些与自己难以扯断的关系，时刻都可以一下子冒出来，把自己拉入运动的旋涡。一旦进入了旋涡，自己是否能在肉体上、精神上承受得了那些传闻中的“措施”呢？这一切，使她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迷惘与恐惧之中。

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所行，只有自己最为清楚、最为明白。当一个人经过了真诚、善良与本真的文化熏陶，塑成了自己的内在性格之后，即便也明白在运动的舞台上，需要努力地掩去本我，尽所能地装扮、伪装出一个合乎现实剧本所要求的时我，做一名总是立于潮头的弄潮儿，可那个内在的，既已塑成的内在性格，却常常使其总是难以装扮下去，难以持续演出到最后。何况，十五年的经历，已使曾昭燏看到，没有人能做到在运动中成为不倒翁。

没有人经历所有的“运动”而不倒，同样也没有人能够经历多次“运动”而心无所染。当时，曾有人仿清朝初年满族执政者强制推行剃发令时流行的一首歌谣，改作了一首顺口溜：“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可是，经历过了整人运动之后，谁又能保证“人还是我人”？

1964年12月初，曾昭燏病倒了。病床上她，收到了参加全国第三届人代会的代表证。可是，面对那张标志着“仍被信任”、“暂时平安”的代表证，曾没有一丝的喜悦。也许，她感受到的只是“风刀霜剑”。12月22日，已住院多日的曾昭燏，申请自医院回家。回到家后，送走陪她回来的医生，对司机说：“去灵谷寺吧，我想散散心。”

到灵谷寺后，她嘱司机等她一会，并送司机一包苹果：“请你吃着，等我一会儿。”说完走向灵谷塔，并在塔下茶室写了一张字条，装入大衣口袋。在外面等了一会的司机也许有一种预感，走进茶室，发现曾面无表情，只是把大衣脱下，交与司机，请其稍候，自己到塔上散心。未久，曾昭燏从灵谷塔的第七层跃身而下，一位杰出的文史学家，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关部门在殓尸时，从其交与司机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我的死，与司机无关。”曾昭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时间、地点死去，无疑使得当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怨，所以对曾的丧事，做出了特别的安排也就顺理成章：一、不发讣告；二、不开追悼会；三、以家属名义料理丧事。在这个从俭、从速的指示下，曾昭燏的遗体被匆匆葬于南京牛首山下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

与曾昭燏既为世交，又有亲戚关系的陈寅恪，在曾已死两个多月后的1965年2月14日，才从亲戚的通信中得知曾的死讯。时年已76岁的陈寅恪悲不自胜，写下了《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塔追挽一律》：“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待得济尼知道辒，未闻徐女配秦嘉。多才短命人咸惜，一念轻生事可嗟。灵谷年年熏宝级，更应流恨到天涯。”诗成之后，陈不敢公开，只寄给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向觉明（向达）先生一阅，并在信中特别附言：“聊表哀思，但不可传播也。”

1974年，居于武汉大学的曾之好友沈祖棻作《岁暮怀人四十二首》，其中一首为怀故人曾昭燏而作：“湖边携手诗成诵，座上论心酒满觴。肠断当年灵谷寺，崔巍孤塔对残阳。”沈之夫婿、当年金陵大学的同窗好友程千帆先生为沈诗笺释云：“子雍（曾昭燏的表字）长南京博物院，位高心寂，鲜友朋之乐，无家室之好（曾一直独身），幽忧憔悴，遂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坠灵谷塔，享年五十有五。伤哉。”这一个笺释，如今读来，还可感觉得到因当时那种紧张的空气而埋进去的压抑与隐忍的情绪，从字里行间隐隐而出。要知道，程先生作此笺释时，已距曾昭燏坠塔之时，过去了整整十年。

可是，假使曾昭燏未在那个十年前匆匆告别人世，谁又能确定，她会安然地度过这一个十年呢？1966年，那个十年的风云再起时，南博的积极分子起而革命，纠集人马赶至南京城外四十余公里处的牛首山，找到曾的葬身之处，意欲掘坟扬骨，但因偶然而至的风雨而作罢，只是捣毁曾的墓碑了事。这也算是给生前未受“迫害”的曾，补上了她必修的一课罢。

想一想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真的是只能使人伤哉，哀哉？

2017年8月30日草

9月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