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钊:曾昭燏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7 次 更新时间:2017-09-08 1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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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钊  

  

   曾昭燏是既能做学问,又能做事情的一代女杰。这一点,与她的伯曾祖父曾国藩有相似之处,在学问上为一代大儒,在功业上是一代名臣。曾昭燏的学问,可从她1939年自英国留学归来,加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参与考古挖掘,以及所写的学述著作中看,比如她写的中国第一部博物馆专著《博物馆》(与李济共同署名),再如《考古通论》,以及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等。

  

   说她能做事情,主要是指抗战胜利后,她主持复建中央博物院的主体工程大殿。此殿在抗战前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徐敬直先生设计,梁思成先生修订定稿,为仿辽建筑。开工不久,即因战乱而停止。1947年1月,曾主持大殿的修建,至年底结束。此项工程的复建,完成于内战之中,克服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也使她展示了处理行政事务的力,嬴得了学界与政界的肯定。而恰恰是这一个殿,成了她人生轨迹发生重大转变的因由之一。

  

   关于曾昭燏在1949年鼎革之际,为什么选择留在了大陆,而没有随她的亲友,以及博物院的诸多同仁一起避居台湾,大约几种说法。一是她对中央博物院的留恋。至1949年,曾已在此一机构工作了整整十年,博物院大殿修建之后,她又组织了几次文物展览,颇为成功,遂产生爱莫难舍之情;二是受原史语所考古学家夏鼐的影响。在选择之时,夏曾告诉曾:在这里,我们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从考古发掘这一面讲,夏鼐此语倒也是事实,毕竟中国几千历史演进的舞台在大陆,地下的遗留及埋藏极其丰富,为考古学家大有为之地;三是与其二哥曾昭抡有关。作为化学家的曾昭抡,早在西南联大时期即已加入中国民盟,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差不多是新的执政者早年的外围组织。此时的曾昭抡已是准备在大陆好好地做一番事业了。作为其亲妹妹的曾昭燏,他自然是要劝其留下来的。

  

   另外,曾昭燏自己还有一个说法:她之所以留在了大陆,是听了其堂侄女曾宪楷的劝说,即“‘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对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宝藏,以待新时代的到来。”曾宪楷为曾宪植的胞妹,而后者此时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曾昭燏应组织要求写于1951年的交待材料《自传》)不论是何种原因,还是多种因缘综合促成,总之,作为考古学家与博物馆学专家的曾昭燏,终于留在了大陆,当时正好40岁,正是中国人常说的不惑之年。

  

   曾昭燏没有去台湾,台湾学界是颇有些遗憾的。据说,胡适曾问曾昭燏来了没有,听说她留在了大陆,颇有一些叹息:“好可惜,好可惜,那是个人才啊!”(《南博老院长曾昭燏的文博人生》,《南京日报》2013年10月19日)胡适的这个“可惜论”,其实也只是一家之言。假若曾在大陆可以人尽其才,又何来可惜之说呢?可惜,就是曾昭燏自己也没有想到,留在了大陆的她,在十五年后的1964年12月,她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南京灵谷塔上一跃而下,中止了自己的生命。

  

   对于曾昭燏的死,著名作者叶兆言先生在《曾国藩之后人曾昭燏》中说:“……然而她的死,与习惯思维中的受迫害、不甘凌辱自杀无关。……我不止一次地误导别人,把她列入‘文革’受迫害名单。”(《金陵晚报》,2012年12月31日)对叶兆言的这个“正误”,我觉得还是有可以商榷之处的。当然,曾昭燏并非于“那十年”,这是确切的,因为她死时,那个时期还没有开始。但她是否是死于“迫害”,则需要看一看曾的经历、背景,以及与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关系来定。所谓迫害,并非只有捉捕起来,给以肉体上的侵凌,也还有一种用无形的精神包围,使你生活于一种看似平安,实则为忧惧与惶恐之中的精神压抑方式。

  

   一

  

   1950年3月,曾昭燏“所保存着”的原中央博物院这个宝藏,更名为南京博物院,曾被任命为副院长,主持工作。(院长为徐平羽,只是他另有职务,院长为其兼职)应当说,确实是受到重用了。得到了重用的曾,与留下来和新从海外回来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都要经历一场又一场运动的“洗礼”,都要在这些运动之中,诸一接受重新的甄别和捡选。不合乎标准者,将为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自古未有的运动之中,除了运动的始作俑者,没有知识分子幸免于外。

  

   从岳南先生在《南渡北归(离别)》一书中所披露的材料看,曾昭燏对待每一次运动都是认真的,她在努力地向运动的发起者剖白自己,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这种坦诚,获得通过,取得信任,从而使她安心地投身于自己的专业之中。

  

   1951年,在第一波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中,曾昭燏就依照要求,写了长达数万言的自供状式的《自传》,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求学经历、留学生活及与美国人的关系,直至“解放后我的认识”等各方面,全面交待,计十一个章节。《自传》上缴,经高层内查外调、逐一核实后,即作为秘密卷宗封存。从结果来看,曾的这一份《自传》是通过了考核的,算是过了第一道清理的关口。同年12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起。运动中,曾主动要求参加抽调南博人参与其中的皖北太和土改工作队,到土改中进行“改造”。原南博人员罗宗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给人的印象她是强烈地要求思想改造,以消除自己身上地主阶级的烙印。”

  

   此后,批判胡适的运动兴起,曾赶紧将自己收藏的一套《胡适文存》上缴,并在南博主持召开了批胡大会,发动院内职工起来批判胡适之。只是当组织上让她也撰写文章批判胡适时,她以“与胡适交往不深”而拒绝。

  

   1956年,曾昭燏在南博主持大会,要求院内职工要按郭沫若的说法,“每个知识分子每天都要把自己问三次:一,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否有不够积极的地方?二、我为扩大队伍加强团结上做了多少?三、我学习马列主义是否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这,大约也是曾自己平时对自己要求的功课。

  

   除此之外,她还“积极地”投身于另一项工作,即按“上边”要求,在1950年代,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多次对台湾广播,以现身说法规劝对方“弃暗投明”。

  

   从曾在1949年后的情况看,曾昭燏似乎是过了一关又一关,而且也给了她以使用和地位,比如,在1954年她就被正式任命为南京博物院院长。后来又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学问方面,她也能够继续从事她的专业,主持、领导了一些重大的考古发掘工作。比如1954年3月,她以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身份,率南博专业人员,会同山东省文管会的专业人员,发掘了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发掘后主持撰写了《沂南古画像石墓报告》。后来又主持或参与了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一些重大考古发掘活动,一时间,在大陆考古界有“南曾北夏(鼐)”之说。

  

   从现有的史料看,曾昭燏在大陆风起云涌的时代里,表面上看是平安无事,我觉得原因有三:在历次运动中,曾均能积极参加,密切配合,且一直要求加入组织,尤其是她的那份自我供述与自我剖白的《自传》,给执政高层一种可以信任的印象。此其一也。其二,是执政高层,碍于国际、国内时事的需要,觉得应当有一位“改造成功的知识分子”以为榜样,展示给世人,以示重用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重视文化。而曾是名播宇内的专家学者,所治专业又为考古发掘,离现实较远,所以便被选中;其三,可能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曾特殊的家庭出身与学术地位,其家族人脉甚广,子孙远播海内外,在政、学两界,于国际国内有着众多关系,是难以找到的统战人选。所以,对于曾昭燏,在政制之内,表面上给予礼遇,不能不说有着谋略的成分。

  

   对这一点,作为历史研究学者,我觉得曾昭燏大约也是略有感知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这可以从曾离世前写的一篇文章中略窥一二。曾昭燏曾写过惟一的一篇剧评,即《我也来谈谈《桃花扇》的结尾问题》。曾在文中谓孔尚任所作的《桃花扇》,对剧中人物,特别是侯朝宗、李香君两位主角的按排,是合乎历史事实的。而这一出戏经欧阳倩予改为话剧后,人物的形象是扭曲了的,特别是结尾写侯朝宗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李香君所唾弃一幕,与孔氏原剧大不相同。曾以为:“推侯之意,这时满洲人统治中国,已成定局,要推翻已不可能,自己既已应试,爽性进些直言,希望新朝政治修明一点,老百姓少受点苦。至于自己,本无意功名,中与不中,在所不计。当然,假如侯朝宗当日高掇巍科,则很可能他从此投身仕途,不顾名节。可是他的直言,触怒了有关的人。于是给他一个副榜,以损害他的才名。侯朝宗受此侮辱,心中自然更加痛苦,不久就跑到南京去了。”曾在文中又说:“侯朝宗应试,到底非出于本心,应试后心中痛苦,越三年而死,与甘心投敌者不同。孔尚任在剧的末尾,写皂隶访拿山林隐逸,就暗暗点出当时一些隐居的人的出山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心中,侯朝宗是属于此类的。至于借皂隶之口,说‘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鞭挞的是钱牧斋之流,侯朝宗不在其列。”(转引自岳南先生所著《南渡北归》所引《曾昭燏文集》,南京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一段评论,大约就隐含了她的心曲。

  

   二

  

   淌过了十五年风浪的曾昭燏,终于还是自己革掉了自己的命。使她下定决心的,是终究没有改造过来的,深藏于内心的另一个曾昭燏。

  

   1949年,傅斯年赴台之前,特地找到曾昭燏,劝其与同仁一起跨海去台,“并谓像曾昭燏这样的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若留在大陆,绝不会为执政党所容。而且说她在博物院工作十年,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将来一定有人趁机报复。”(岳南著《南渡北归(离别)》,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傅斯年的这一推断,在曾昭燏身上并没有应验,但在曾家留在大陆的其他人身上应验了。

  

   1957年,曾昭燏的二哥,曾劝其一起留下的曾昭抡,因“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的“六教授事件”,被认定为“右派”,撤销高教部副部长职务,发配至湖北武汉大学监督改造。1960年患网组织细胞癌和非典型白血病。曾昭燏的大哥曾昭承(去台)之子曾宪洛,1940年代就在南京金陵大学加入了共产党。可在1955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勒令退党。1957年,曾宪洛又因写政论文章,被认定为“极右分子”,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的饥荒中,曾宪洛因为无法忍受农场的饥饿与劳累,逃回南京,潜至陈寅恪的七弟,曾的好友陈文恪家中。但陈文恪不敢收留曾宪洛,劝其重回农场。曾被拒之后,只能返回。在后来更加激烈的十年中,被批斗致死。

  

   一位自己的亲哥哥,一位是自己视若儿子的亲侄子。这两位至亲的遭遇,给曾昭燏带来的感情创伤和精神上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种伤痛,不但无法言说,也无人可以言说,再联想到自己,却又是一种无法祛除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与自己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关系”。

  

另外的压力,来自于她自己所做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在1950年代的早期,曾经在曾家做账房先生十多年的曾筱屏,在斗地主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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