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王充的另一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7 次 更新时间:2017-09-08 00: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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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文章原载于《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最是高处不胜寒》

   王充,当然是汉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一部《论衡》,让他身后享尽风光。到了近现代,那光景就更不用说了,一顶“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帽子一戴上,我们几乎要认王充作自己的“同志”了。推到极致,便是让他在“评法批儒”中当一回“著名的法家”。一篇《问孔》、一篇《刺孟》(都是《论衡》中的篇目,而《论衡》则有85篇),被用来作投向孔老夫子和亚圣孟子的匕首,这情景大约如今40岁以上的识字人都还记得。这些年,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古代哲学也好,古代历史、文学也罢,统统退出公众生活领域,找回本色,重新成为学者书斋中的“宝贝”。王充也一样,名头再不像荒诞岁月那般响亮。这就对了。

   不过,即便是在土头土脑的学者圈子里,今天的王充依旧是思想史上的正面人物。“进步”两字,给他和他的《论衡》定了性,所以一提起他,不是加上一身鲜亮的行头,就是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这并无大错。怎么说王充也是汉代难得的大思想家,他的学说从总体讲,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问题在于,王充和所有人一样,也有双重的人格。如果把负面形象撕开了让大家看,那么,他头上“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项桂冠能否一直戴下去,就颇成为问题了。

   儒家学说比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来得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某些内容有时候能以貌似公允的面孔出现,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调和当权者和平头百姓之间的矛盾冲突,借助这一招来保持社会生活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早期儒学(尤其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孟子学派)就具备这方面的特征。它当然是以帮当权者抬轿子为己任的,但在个别地方,并不和当权者的观点立场完全一致,而是多少顾及平头百姓们的利益,对当权者有一定的约束力,这样就多少弥补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某些不足,用一句不怎么恰当的俗语来形容,就叫做“小骂大帮忙”。这可以说是对当权派根本利益更高层次更佳意义上的尽忠效劳。

   可是,我们的王充先生却不是这样。他是典型的“歌德派”,好像生下来就是替汉朝的当权派吹喇叭、抬轿子的。一副摇尾献媚的奴才相简直令人呕吐出隔夜的剩饭。这么说,决不是厚诬王充先生,而是事实确凿。

   打开《论衡》,里面有《宣汉》、《齐世》、《恢国》、《符验》、《须颂》等篇目。一看标题,就可知道是百分之百的“歌德”文字。主旨纯粹是声嘶力竭歌颂两汉王朝的所谓“盛德”,昧着良心论证汉代是胜过天堂的太平世界:“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两汉的皇帝,无论是傻的还是蠢的,个个是“圣明天子”,“今上、上王至高祖,皆为圣帝”(《论衡·宣汉》)。既然汉朝这么美,天子如此好,那么在王充看来,那些身为汉家的臣民,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抱怨,而理应争先恐后去充当“歌德派”,为饱食终日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总头子皇帝唱颂歌,作祷告,这样才是正理:“臣子当褒君父,于义较矣”(《论衡·须颂》)。王充先生说的真是最清楚不过了。

   他自己当然是乐意充当“歌德派”的班头,为此,他可以不顾“群小日进,国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廓,盗贼并起,吏为残贼”(《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的历史事实,厚着脸皮,闭着眼睛,用最华丽、最动人的词藻歌颂“汉德”,为汉家江山身上贴金抹粉。到了最后,甚至于为明明存在着的社会动荡狡辩开脱:“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谓剧矣。”局势固然是严重,可王充笔锋一转,坏事居然变成了“好事”,真是不要脸的逻辑:“皇帝敦德……天下慕德,虽危不乱,民饥于谷,饱于道德,身流在道,心回乡内,以故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迥绝无劫夺之奸。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论衡·恢国》)

   好一个“民饥于谷,饱于道德”;“以危为宁,以困为通”!真可与当年“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名言”相媲美。“四人帮”见到此,恐怕也要生“吾道不孤”之慨了!难怪“四人帮”与“御用文人”、势利小人都这么亲近王充,原来,彼此都是权势的叭儿狗,唱“歌德”高调的黑乌鸦。

   当然,王充先生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而且他也是聪明人,知道在学者圈子里,走流沙的总令人尊敬和同情,上朝廷的却多教人厌恶和蔑视,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所以他就要寻找机会表白自己充当“歌德派”的不得已苦衷。照他的话来说,他吹捧皇帝,粉饰朝廷,是为了“免罪”而太太平平过日子:“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论衡·对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可是既已做了婊子,那么就甭想再立牌坊,你王充先生的任何辩白都显得多余。

   为了向当权者献媚,王充先生也热衷于鼓吹符瑞天命、五德终始这类鬼话,这与当时的俗儒方士,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可谓“五十步笑一百步”,彼此彼此。王充爱谈“天命”,推销“命定论”,这实在属于不争的事实。他把“天”看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百神主也”(《论衡·辨祟》)。天有意志,既有所欲,又能够“爱”得热烈,“憎”得火爆,所有一切都是命定之数,命中没有,再争也白搭,汉室之兴,在于天之所为;国祚长短,也在于天之定数:“国之存亡,在朗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亡象已见,虽修孝行,其何益哉!”(《论衡·异虚》)这种“命定论”,比起董仲舒先生的“天人感应”说来,是更落后,更消极的东西:“天人论”还有“神道设教”,以神权限制君权的意义,而王充先生的“命定论”除了迷信,再也找不出半点清新的气息。说得不客气一点,是臭气熏人,令人窒息!

   最最有趣、滑稽的是,王充先生在自己的大著中煞有介事列举了许多“符瑞”神话,来曲里拐弯“证明”所谓“汉致太平”并非虚构。风传庐江某个湖里发现了一块金子,王充乐颠颠地摇起秃笔记上一下,然后不忘给朝廷送上一个谄笑:“为圣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应。”(《论衡·验符》)湖南零陵一带冒出“新闻”,“忽生芝草五本”,王充听到消息后,更是喜不自禁,忙不迭歌功颂德,向皇帝大人邀宠,“咸知汉德丰雍,瑞应出也”(同上);“四海混一,天下定宁,物瑞已极,人应斯隆”(《论衡·宣汉》)。真是拿着肉麻当有趣,徒然授人以笑柄。

   王充学说好坏参半,当是事实,用武林中的行话,王充应是“亦正亦邪”式的人物,清者自清,浊者自沉,何必一味往他的脸上贴金?以至抹煞了他的本色。要晓得,向当权者摇尾乞怜,终究称不上“战斗”;而侈谈“符瑞”,宣扬迷信,也毕竟不能算是“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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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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