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在西南联大的讲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 次 更新时间:2017-09-02 14: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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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  

   今天讲的题目是隋唐佛学之特点。这个题目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把特点作历史的叙述,从隋初到唐末,原原本本地说去,这叫做“纵的叙述”。一种是“横的叙述”,就隋唐佛学全体作分析的研究,指明它和其它时代不同的所在。原则上这两种方法都应该采取,现在因为时间限制,只能略略参用它们,一面讲线索,一面讲性质。即使这样讲,也仍然只能说个大概。但是先决问题,值得考虑的是:隋和唐是中国两个朝代,但若就史的观点去看,能否连合这两个政治上的朝代作为一个文化学术特殊阶段?就是隋唐佛学有无特点,能否和它的前后各朝代加以区别?我们研究的结果,可以说佛学在隋唐时代确有其特点。这一时期的佛学和它的既往以及以后都不相同。平常说隋唐是佛学最盛的时候,这话不见得错,但是与其说是最盛,倒不如拿另外的话去形容它。俗话说“盛极必衰”,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隋唐佛学的鼎盛,乃因在这时期有了很高的合,可是就在合的里面又含有以后分的趋势。总括起来说,隋唐佛学有四种特性:一是统一性;二是国际性;三是自主性或独立性;四是系统性。若欲知道这四性性质及其演变,便也须知道佛学在这一时期之前与以后的趋势。

   先说统一性。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能够在各方面得以统一。扼要说来,佛学本身包含理论和宗教两方面。理论便是所谓哲理,用佛学名词说是智慧;同时佛教本为宗教,有种种仪式信仰的对象,像其它宗教所供奉的神,以及有各种工夫如坐禅等等。所以佛教既非纯粹哲学,也非普通宗教。中国佛教对于这两方面,南北各有所偏,又本来未见融合,可是到了隋唐,所有这两方面的成分俱行统一。从历史上看,汉朝的佛教势力很小,到了魏晋南北朝虽然日趋兴盛,但是南北渐趋分化。南方的文化思想以魏晋以来的玄学最占优势;北方则仍多承袭汉朝阴阳、谶纬的学问。玄学本比汉代思想超拔进步,所以南方比较新,北方比较旧。佛学当时在南北两方,因受所在地文化环境的影响,也表现同样的情形。北方佛教重行为、修行、坐禅、造像。北方因为重行为信仰,所以北方佛教的中心势力在平民。北方人不相信佛教者,其态度也不同,多是直接反对,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时北方五胡很盛,可是他们却渐崇中国固有文化,所以虽然不是出于民族意识,也严峻地排斥佛教。南方佛教则不如此,着重它的玄理,表现在清谈上,中心势力在士大夫中,其反对佛学不过是理论上的讨论,不像北方的杀和尚、毁庙宇那样激烈,并且南方人的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也不如北方那样的强,对外来学问取容纳同化态度,认佛教学理和固有的玄学理论并没有根本不同之处。换言之,南方佛学乃士大夫所能欣赏者,而北方的佛学则深入民间,着重仪式,所以其重心为宗教信仰。

   到了隋唐,政治由分到合,佛教也是如此。本来南方佛教的来源,一为江南固有的,另一为关中洛阳人士因世乱流亡到南方而带去的。北方佛教的来源,一为西北之“凉”的,一为东北之“燕”的。南方为玄学占有之领域,而“凉”与“燕”则为汉代旧学残存之地,佛教和普通文化一样,也受其影响。但是自从北朝占据山东以及淮水流域,有时移其人民,南方佛教也稍向北趋,又加以南方士大夫逃亡入北方的也不少,俱足以把南方佛学传入北方。所以,北朝对佛学深有研究者多为逃亡的南方人。再其后,周武帝毁法,北方和尚因此颇多逃入南方;及毁法之事过去,乃学得南方佛学理论以归。到了隋文帝,不仅其政治统一为南北文化融合之有利条件,并且文帝和炀帝俱信佛教,对佛学的统一都直接有很大的功劳。文帝在关、洛建庙,翻译经典,曾三次诏天下有学问的和尚到京,应诏者南北都有。以后炀帝在洛阳、江都弘扬佛教,置备经典,招集僧人,而洛阳、江都间交通很发达,南北来往密切,已不像隋以前的样子,这也是南北文化统一的主要因素。

   就佛教本身说,隋唐的和尚是修行和理论并重。华严的“一真法界”本为其根本理论,可是其所谓“法界观”,乃为禅法。天台宗也原是坐禅的一派,所尊奉的是《法华经》,它的理论也是坐禅法,所谓“法华三昧”是也。法相唯识,本为理论系统,但也有瑜伽观行。禅宗虽重修行,但也有很精密的理论。凡此俱表明隋唐佛教已统一了南北,其最得力之口号是“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天台固然如此,华严也可说相同。唐代大僧俱与南北有关。天台智者大师本为北人,后来南下受炀帝之优礼;唐玄奘在未出国前曾到过襄阳和四川,襄阳乃南方佛学的中心。菩提达摩本由南往北。三论宗的吉藏本为南人,后来隋文帝请他到北方,极受推崇。法照乃净土宗大师之一,本为北人,也曾到过南边。表面看,北方佛教重行为信仰,仍像旧日的情形,可是实在是深入了。这时仍同样造佛像,建庙宇,势力仍在平民,却又非常着重理论,一时天台、华严诸宗论说繁密,竞标异彩。南方的佛学,反而在表面上显现消沉。却是对后来的影响说,北方的华严、天台对宋元明思想的关系并不很大,而南方的禅宗则对宋元明文化思想的关系很大,特别关于理论,虽然它对理学并非起直接的作用,但自另一面看,确是非常重要。

   再说国际性。隋唐时代,中国佛学的地位虽不及印度,但确只次于印度。并且当时中国乃亚洲中心,从国际上看,中国的佛教或比印度尤为重要。当时所谓佛教有已经中国化的,有仍保持印度原来精神的。但无论如何,主要僧人已经多为中国人,与在南北朝时最大的和尚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全不相同。南朝末年的法朗是中国人,他的传法弟子明法师是中国人,但是他最重要的弟子吉藏是安息人,为隋朝一代大师。隋唐天台智者大师是中国人,其弟子中有波若,乃是高丽人。唐法相宗大师玄奘是中国人,其弟子分二派:一派首领是窥基,于阗人;另一派首领是圆测,新罗人。华严智俨系出天水赵氏。弟子一为法藏,康居人,乃华严宗的最大大师;一为义湘,新罗人。凡此俱表示当时佛教已变成中国出产,不仅大师是中国人,思想也是中国化。至若外国人求法,往往来华,不一定去印度,如此唐朝西域多处的佛经有从中国翻译过去的,西藏虽接近印度,而其地佛教也受当时中国影响。朝鲜、新罗完全把中国天台、华严、法相、禅宗搬了去。日本所谓古京六宗,是唐代中国的宗派。而其最早的两个名僧,一是传教大师最澄,一是弘法大师空海,其所传所弘的都是中国佛教。所以到了隋唐,佛教已为中国的,有别开生面的中国理论,求佛法者都到中国来。

   佛教到隋唐最盛。佛教的势力所寄托,到此时也有转变。因此接着谈到它的自主性或独立性。主要的是,这时佛学已不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分子,它已能自立门户,不再仰仗他力。汉代看佛学不过是九十六种道术之一;佛学在当时所以能够流行,正因为它的性质近于道术。到了魏晋,佛学则倚傍着玄学传播流行,虽则它给玄学不少的影响,可是它在当时能够存在是靠着玄学,它只不过是玄学的附庸。汉朝的皇帝因信道术而信佛教,桓帝便是如此。晋及南朝的人则因欣赏玄学才信仰佛教。迨至隋唐,佛教已不必借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能继续流行。佛教的组织,自己成为一个体系。佛教的势力集中于寺院里的和尚,和尚此时成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至于唐朝的皇帝,却有的不信佛教。高祖仅仅因某种关系而中止毁灭佛教。唐太宗也不信佛教,虽然他非常敬爱玄奘,但曾劝过玄奘还俗。玄奘归国后,着手翻译佛经,要求太宗组织一个翻译团体,太宗便拿官话搪塞玄奘,意思是你梵文很好,何须他人帮忙。据此,足见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如何了。玄宗虽信佛教,可是信的是密宗,密宗似道教,实际上信道教才信佛教。唐朝士大夫信佛教的也不多,即有信者也对于佛学理论极少造诣。士大夫排斥佛教的渐多,且多为有力的分子。加以道教的成立,使阴阳五行的学者另组集团来反对佛教。儒教则因表现在政治上,和佛教无有很大关系。因之佛教倒能脱离其它联系,而自己独立起来。另一方面,佛教这种不靠皇帝、士大夫,而成独立的文化系统、自主的教会组织,也正为它的衰落的原因。即说佛教的中心仅集中于庙里的和尚,则其影响外界便受限制。和尚们讲的理论,当时士大夫对之不像魏晋玄学之热衷;平民信仰佛教的虽多,然朝廷上下则每奉儒教,不以事佛为主要大事,这些实在都是盛极必衰的因子。本来佛学在中国的表现,一为理论,二为解除生死问题,三为表现诗文方面的佛教思想。可是到了向下衰落的时候,理论因其精微便行之不远,只能关在庙里;而生死问题的解决也变为迷信。这时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资以作为诗文的材料,韩昌黎虽然排佛不遗余力,倒尝采取佛学材料作些诗文赠给和尚。

   最后谈到系统化。印度佛教理论,本来有派别的不同,而其传到中国的经典,到唐代已甚多,其中理论亦复各异。为着要整理这些复杂不同的理论,唐代的佛学大师乃用判教的方法。这种办法使佛教不同的派别、互异的经典得到系统的组织,各给一个相当地位。因此在隋唐才有大宗派成立。过去在南北朝只有学说上的学派(Sect)。例如六朝时称信《成实论》者名成实师,称信《涅》者名涅师。而唐朝则成立各宗,如天台、禅宗等等,每宗有自己的庙、自己的禁律,对于佛学理论有其自己的看法。此外每一宗派且各有自己的历史,如禅宗尊达摩为祖宗,代代相传,像《灯录》里所记载的。这也表明每派不仅有其理论上的特点,而且还有浓厚的宗派意识,各认自己一派为正宗。此种宗派意识,使唐朝佛教系统化,不仅学术上如此,简直普及到一切方面。华严、天台、法相三宗,是唐朝最重要的派别。另一为禅宗,势力极大。天台、华严不仅各有一套学理,并且各有一个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各有自己的谱系。华严、天台、法相三宗发达最早。华严上溯至北朝,天台成于隋。它们原来大体上可说是北统佛教的继承者。禅宗则为南方佛学的表现,和魏晋玄学有密切关系,到中唐以后,才渐渐盛行起来。原来唐朝佛学的种种系统,虽具统一性,但是南北的分别,仍然有其象迹。唐朝前期佛学富北方的风味,后期则富南方风气。北统传下来的华严、天台,是中国佛学的表现;法相宗是印度的理论,其学说繁复,含义精密,为普通人所不易明了。南方的禅宗,则简易直截,明心见性,重在觉悟,普通人都可以欣赏而加以模拟。所以天台、华严那种中国化的佛教行不通,而来自印度的法相宗也行不通,只有禅宗可以流行下去。禅宗不仅合于中国的理论,而且合乎中国的习惯。当初禅宗本须坐禅,到后来连坐禅也免去了。由此也可见,凡是印度性质多的佛教终必衰落,而中国性质多的佛教渐趋兴盛。到了宋朝,便完全变为中国本位理学,并且由于以上的考察,也使我们自然地预感到宋代思想的产生。从古可以证今,犹之说没有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学也不会有这样情形,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其演化,恐怕宋代的学术也不会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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