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为何与如何重温陆王精神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 次 更新时间:2017-08-30 09: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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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陆王学述》乃梵澄晚年力作,以世界“精神哲学”阐扬陆象山、王阳明一脉心学。本文乃该书第四章“为何与如何”的内容。梵澄在文末指出:重温陆、王,即是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

   为什么现代有重温此宋明精神哲学之必要呢?——就一极微末不足道的理由说,是改变西洋对中国的偏见。客观的偏见对我们不是无关,但是微末。那偏见不是一日酿成的,至晚是始于明末公教士之入华传教。其寄回罗马教廷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只是说起中国是一无宗教之国,只有祖先崇拜,换言之,即是没有受洗的野蛮人。然则是教士的责任,以基督的教义去征服野蛮人。假“太平天国”之名的农民起义,其信徒便摧毁宗族中的祠堂,及其神主、牌位等。经过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至今新、旧教的口号仍是“中华归主”。又有更可怪者,即是印度至今犹存此愚昧之见,即问:“中国有什么高上的宗教追求呢,除了从我们传去的佛教?”——这真是人或民族度量相越之远,无可计量了。纵观西方历史,可见到基督教初兴时怎样被排斥,受压迫,到中世纪又怎样排斥邪教,压迫异教徒,以及后来的宗教战争;在东方则南亚以及中东,印、回之相杀,亦至今未已。若使我们不用历史唯物论的眼光看,推出种种原因,而专就宗教而论宗教,则其流毒生民贻祸人类之罪恶,可谓上通于天。由此我们不必因无西方的宗教而自惭,反可因此而自幸了。中国诚然从西方接受了佛教,但本土亦有道教。儒教虽偏于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在近世这名词的涵义内),然而,高尚的道德、伦理,在西方多包含在宗教内,在中国却一贯建立于儒教即孔、孟之道内。倘若我们继续一贯发扬我们的孔、孟之学,以近代新眼光有所拣择而作此精神追求,则客观对我们的愚昧偏见,可以不问。所以说,这必要性仍属微末。外国人怎样我们便应当怎样,只表现了无所自立或中不自主;“杀君马者道旁儿”,古有明喻。

  

   在学术上依他人的好尚为转移,自己失了主见,便将劳碌无成。且举两个极小的例。大概在这世纪七十年代中,有班西方人忽大热衷于古印度之《韦陀》,以为是一条通天之路,在韦陀教其实也是以此自信的。便要恢复三千多年前之祀神仪法,召集一班学者,在南印度大作其祀神典礼。陈列陶片,斟灌酥油,念诵咒语,一遵古制;其结果可想。事实上是演戏而已。在印度教圣经《薄伽梵歌》中,已斥《韦陀》之如遍处有大水时地中的一小池,则早已无甚价值。适见其学术重心,不在本土而在他人、异国。若有西人从印度之残蠹破书中,拣出一种稍加拂拭,以作其论文,取其学位,诩其深造,则在印度本土必大起一阵惊扰,加以提倡,因为外国人高兴!——又再举一例:若干年前,某西友告诉笔者:陆士衡的《文赋》已翻成英语了。我便说,这是我少年时也熟读的一文,至今也还能背诵几句。没有什么。倘在印度呢?必然又大举提倡熟读此文了。因为外国人好尚!幸而中国还没有染上这恶习,可说学术之重心未移,仍在国内。

  

   但重温此古典,在我们确实有此需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知道自己,有助于陶铸一时代的新人物,有助于文明的进步,有助于世界人道之发扬。自五四运动以后,推翻了传统的封建时代的偶像,正极的建设便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未曾忽略了个人。社会譬如一极复杂的机器,必须其中每一螺旋,每一轮轴,充分完成其职责,不失其为螺旋为轮轴者,方能与其余诸部分结合而发挥其作用和功效。在个人也如此,身体内中各器官皆如此。必须有健全的个体,然后有健全的群体。这古学中有一绝大的个人主义的阴影,是封建社会投下的,因为在君主制度下统治者是国君——“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或“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国君只讲其治国、平天下之理,儒者皆孳孳汲汲于此,所以儒学难脱变相个人主义的色彩。在现代我们早已推翻了帝制,自然淘汰了其许多违背民主时代精神之论,但儒学中之胜义,绝不能为我们所扬弃。真正的个人主义却应已脱去了这阴影,且将为社会主义所采纳。正如今时社会上也表扬了各界的模范人物,如“劳动模范”“英雄”等,皆是“个人”。

  

   治此一古学譬如开矿,入山开采,必须辨明矿脉——古已有学案、传记等,记载其渊源所自,及传授分流。因时在近古,史事明白,容易处理。——然后采集,加以冶炼,去其渣滓;即是拣选其不与时代精神尤其是科学方法相违的,视其对今世以及后世有何裨益,将其采纳,表扬,或存置,搁下。然存置或搁下,亦不是将其毁灭,因为倘其中有些真理的东西,终归是毁灭不掉的。现今许多不合时宜的事物,我们只合将其保存给后人,毁之可惜。将来也许在废料中,又可提炼出其他物品,作新的用途,且不论;至少其历史价值是可取的。这么“重温”,便远远异乎“复古”了。五四运动之后,文化界也有一班头脑顽固的人物,大大主张复古,经不起时代潮流的涤荡,也渐次销声匿迹,未曾恢复出什么,未曾成就个什么。如今说重温宋明诸儒之理学,是准备创造一新的将来,不是召唤已逝去的幽灵而重苏一过去。

  

   这里附带说近代一史实。抗日战争起,大部分学者迁入四川。素谈宋学的马一浮,便恢张其“复性”之说,办起书院讲儒学。介乎儒释之间的熊十力,也偏重儒学了,后下还大论张江陵。讲了一生佛学的欧阳竟无,也大讲《论语》《孟子》等,编其《论孟课》等读本。皆是感觉到了民族的生死关头,还是孔、孟之学有益。若干人奔赴国难,无形中是遵循了孔、孟之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一书,开篇便阐明义、利之辨。毛泽东教示中国永不应在世界上称霸,是明于霸、王两道之分。……这些,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宋、明诸儒,“讲之精矣”。是其学之实行一面或应用一面。

  

   学而不能行,或学而无所用,如庄子所说学屠龙之技,“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则不如不学。实际技与艺已成规模,或学已成宗已建立者,绝不至于无用。庄子尝说无用之用适可为大用,正自有道理。宋儒如程、朱则薄功利,陈同甫一派不谓然。然两派皆明于义、利之辨也同。文化事业,多看不出实利,而其利较之常人所见之眼前实利,乃大过千百倍而无限。急功近利当然为世俗所轻,纵使是急近功而图实利,也应从另一方面着手,所谓以义为利,然后有得。西洋俗谚:“哲学烤不出面包。”但没有哲学,根本不会知道为人,那么,更不会知道烤面包以及如何吃。“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一般而论,哲学,无论唯心或是唯物,皆不会无用,不会与人生无关;但从始至终,多少亦应求其实证。科学不必说,就此深奥的心学而言,在自己有自己的体会或实践,乃是至关重要的事。对他人能表白得出或表白不出,乃是外向的事,不关重要。不妨先自成己,然后成物。姑重题一著名的故事:朱子解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此说亦本之李侗,非朱子自创。——遂有“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说,甚遭议论。到王阳明便认真实地加以研究了。尝自云:“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至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这便是古人治学的实验态度,无妨下笨拙的功夫,也正是有益的;虽然失败,因为可在此一道之上大标一语曰:此路不通。诏示来者免枉费心力于此。——这,也是重温此学之正当态度。

  

   当代扫除文盲是一伟大工作。倘识字而后,便教以粗浅的宋明儒者之学,即教以如何做人,似乎也甚重要。即扫除心盲,稍重伦理;古人于这方面讲究倒是很精微的。尤其我们是中国人,始终离不了这些道理。

  

   这里无妨指出,重温陆、王,即是意在双摄近代哲学与宗教原理而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仍其多种称名,如理学、心学、道学等,但舍精神哲学一名词而外,亦无其他适当且能概括无遗的名词可取。其所以异于纯粹思辨哲学者,则在乎躬行实践,内外交修,求其实证,即所谓“自得”,态度仍是科学的,脱出了玄虚。终期于转化人生,改善个人和社会,那么,亦可谓此为实用精神哲学。而又有进者,精神所统辖者如此弘大,故此哲学亦广阔无边,正不宜精细界划,中间存有充分发展的余地,留给将来。人类的心智永是进步的。

  

   (选自徐梵澄著《陆王学述》,崇文书局,2017.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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