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红:成败得失——八二修宪再回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5 次 更新时间:2017-08-22 22: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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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红 (进入专栏)  
比如德国、法国、日本等,一旦宪法发生全部修改,新的宪法典便成为衡量全部政治活动和立法活动是否具有合宪性的基准,这也是主权者为了使宪法具有现实适应性的合法性、正当性行动的惟一依据所在。

   1982年的修宪是在执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开始启动的。该决议在全面评价建国以来28年的历史时,虽然对“文革”采取了否定性评价,但依然认为这28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取得了重大成绩的历史时期, 因此在肯定政治统治的传统是连续不辍的情况下,轻率否弃1978年《宪法》的效力,无疑会造成“政统”与“法统”的撕裂,并进而影响1982年修宪的正当性。传统是惯行的积累,也是反复试错后的共识凝结,对传统的尊重意味着对经验主义的认同和对政治层面上“革命”方式的放弃。中国的宪政未来绝非是与中国千年文明格格不人的异类,亦非是忽视人类普适价值的自我宣示,而一定是从传统中走来又从传统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涅磐。

   第三,宪法的现实性压倒宪法的规范性。所谓宪法的规范性较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通常指在满足社会一般正当性诉求的前提下, 由宪法规范、宪法程序和司宪技术等组成的相对空间。它一般包括宪法价值的自治性、规范制度的自足性和司宪技术的有效性等方面。成文宪法应该“纳入一些具有强烈价值意图的条款在内, 例如在宪法中规定立国方针, 以及国家追求正义与保障人权的最高指导原则等。” “如果在成文宪法‘成分’不能够用这种理念与历史的眼光来掌握法条所蕴藏之精神的话,那么将发现宪法不过是一些体系各异的条文组合罢了。如此则会把宪法概念导人形式化所谓宪法也者, 只是一个‘较难修改的法案’罢了…… ', [12]所谓宪法的现实性又称宪法的现实适应性,既指宪法要反映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又指宪法要因应社会情势的变迁而保有弹性和调适之能力。宪法的规范性和宪法的现实性永远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既需要凭借宪法修改、宪法解释等宪法变迁路径来缓解或者消弹, 又需要在立宪活动中合理权衡规范性与现实性的比例关系,创制出良性宪法。新中国的立宪活动均表现出强烈的“当下功利性” ,这既与中国共产党所持的“革命建设阶段性理论有关系” ,也与其所主张的“宪法的实质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的宪法观念有关系。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强调过1954年《宪法》要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服务, 1954年《宪法》只是“过渡时期的宪法” 。“因为我们这个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所以它同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成时期的宪法不能不有所区别。”[13]

   夏勇教授曾从发生学的角度,把宪法划分为“革命宪法” 、“改革宪法”、“宪政宪法”三种类型。“革命宪法”创制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 旨在从法律上确认和巩固革命成果。它的合法性基础不是过去的法统,而是革命本身。“改革宪法”出现于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 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的秩序。它在把改革成果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改革自身。“改革宪法”的合法性基础既是现有法统,又是改革本身。这决定了无论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违宪改革、违法改革。“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个时候,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包括各方面的改革,都纳人宪法和法律的轨道。“宪政宪法”既是改革的,又是守成的;既是发展的,又是稳定的;而且守成和稳定的成分占主导。惟其如此,宪法方可为安邦定国、长治久安之基石。[14]1982 年《宪法》带有鲜明的“改革宪法”特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改革问题意识导向。彭真在有关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国家的巩固强盛,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提高,最终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把这个方针记载在宪法中是十分必要的。”[15]在1982年《宪法》的文本中,富强话语超过了民主、法治、文明话语,这不仅表现在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 还表现在总纲中花费大量篇幅规定现实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政策,从而使宪法成为一部典型的“厚的宪法” 。[16]现实性压倒规范性,不仅牺牲宪法稳定性,影响宪法的权威性,而且在实践上还会助长强烈的功利主义、短视主义,消解对宪法的信仰。

   第四,历时态和共时态下的话语矛盾。共时态的矛盾体现在1982年宪法典文本中,具体表现在宪法价值、宪法目标、宪法具体制度的安排等诸多方面。这是由于立宪者在创制宪法时要处理宪法的现实性和规范性、现实性与纲领性、领导党与执政党等多重关系,却由于理性本身的局限造成其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如在主权所有和主权运行上,现行宪法一方面规定共产党领导人民和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便造成政治主权和国家主权的二元存在。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宪法有关共产党领导国家和人民,党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一切政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之间也需要寻找逻辑自洽的途径。领导党的载体是什么?是党的整体, 还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或者还包括党的各级组织?作为领导党要与时俱进提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代表机构变成国家意志的时候,如何能够体现党在法下这一法治根本要求,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价值理念上,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宪法指导思想, 与宪法的人民民主、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依法治国等基本原则如何协调?坚持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如何兼容?坚持社会主义与保护私有制如何并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如何与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一致?等等。这些都需要理论上的融通和制度上的具体衔接。在宪法追求的目标上,宪法序言所要求的“富强”、“民主”、“文明”三种话语的各自意涵是什么?当三种话语所指涉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是否有轻重缓急的选择秩序?或者只是要求任何时候民主、文明都要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出现话语矛盾时与之配套的宪法解释方法是什么?这些在宪法文本中并没有直接的答案,相反却是因为文本存在的巨大张力而影响社会共识的达成。

   所谓历时态话语矛盾,是指基于现行宪法的变迁方式而导致的宪法前后规定的相互矛盾。现行宪法出台后,为了解决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协调问题,我们一直在众多的宪法变迁方式中选择修正案这种方式。这是一种局部的渐进式的变迁。其优点在于,它能克服立宪者的理性局限,减少因全面修改宪法所带来的社会阵痛,控制法制巨变所应支付的社会成本, 同时在社会剧烈转型而立宪者并无全面成熟的应对方略时,可掌握一个宪法变迁的可操作标准。另外,它还可以通过一些边缘宪政制度的创新,使某些维护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法律先执行起来,逐步实现从边缘到核心的突破,最终达致宪政秩序的完成。但这种变迁方式潜在的缺憾是:首先,立宪是社会重大利益的博弈,为了减少社会动荡的成本,必须实现社会多元利益的相对均衡对待。而这要仰赖于各种利益有充分协商和妥协的制度空间,否则如不能约束利益集团的行为,就会出现立法的悠意与任性,最终出现社会公共资源和财富遭遇以法律的名义而被瓜分挤兑的情况。其次,渐进主义的修改是宪法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被动式的趋附,它在增益宪法的适应性、促进实质正义之改进的同时,必然会造成宪法文本话语体系的不协调,牺牲宪法技术层面的完整性。因为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宪法修改是在不同修宪指导思想下为解决不同的宪政问题而运作的,不同时期的宪法修正案是把“当下”的修宪成果凝聚为文本形式。当这种情况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造成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的人们不得不直面一个“话语杂烩”的宪法。国外许多国家都以判例或以释宪技术来克服这种缺憾,而在我国冶洽在宪政运作层面上并未激活这两种宪法变迁手段。这种状况的一个合逻辑的演绎结论是,不同的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出于自己的认知和权衡而对宪法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读。比如,我国现行《宪法》到目前为止已经过次修正,其中大部分内容均与经济方面的修改有关。这导致宪法关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表述在宪法文本中都存在。《宪法》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 “国有经济, 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又同时在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坚持市场经济主体地位一律平等的原则市场主体平等原则与国有经济主体地位之间如何兼容在不能兼容的情况下,应该优先适用这两个同为总纲条款的哪个条款或者是这两个条款仅仅构成对立法机关的制度约束,要求立法机关进一步建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和保障经济主体地位的具体化的法律制度, 而不是作为直接个案争议的援引条款。2004年《宪法》修改时,在第33条写入第3款“国家尊重并保障人权。”人权通常包括应然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人权人宪给中国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提出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对待“罢工权”、“迁徙权”等剩余权利。传统的中国宪法理论一直强调权利的现实性,认为权利就是国家根据现实条件赋予或者规定给公民的权利。“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17]按照上述表述, 自然会引发以下争议,不写人宪法文本的是否还是公民基本权利如果是基本权利,其又与宪法文本的权利实现方式有何不同过去没有写人但又具备了实行条件的, 立法机关能否直接立法予以保障?又如2004年修改宪法时,为了及时反映我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和中国人民对文明发展的最新追求,将社会主义建设者写入宪法使之成为与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爱国者并列的社会主义主体力量,强调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但在逻辑语义的划分与对应上,政治文明通常应与经济文明、文化文明对应,劳动者与建设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上述这些法律话语表达范式不科学、不严谨的问题是我们在贯彻实施宪法时必须认真对待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三、“八二宪法”的完善发展必须注意宪法变迁与宪法实施制度的配套协调

  

不同的宪法变迁方式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功能导向。缓解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紧张关系的机制通常有3种:第一种是在民主的范式下的政治判断机制。宪法适应性的解决需要量度的把握,但这通常是可欲不可为的。在多样化的时代里, 由于每个人的利益需求、智识水平、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度等方面的区别,更造成把握宪法适应性规律的困难。于是,人类发明了一种减少决策困难的便利制度设计, 就是在宪法文本自设宪法修改的程序制度,并且通常规定只要获得制宪或修宪机关的多数同意,即可修改宪法。宪法修改是一种政治判断,做出理智的政治判断应该具备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应该能够准确地把握社会的发展规律,预见未来形势的变化。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修宪过程中进行理性设计,按照变化了的愿望和新的认识改造宪法才可以全面审查宪法,修改所有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缩小宪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才可以根据对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做出前瞻性的规定, 以使宪法保持长期的适应性。但人的理性局限则导致事与愿违,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在“人民主权”的幻觉下,陷入程序多数霸权主义的泥沼,用正当性掩盖了关于合理性的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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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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