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日落斜阳:康有为眼中的奥匈帝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 次 更新时间:2017-08-17 23: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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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康有为对奥匈帝国的研究兴趣有两方面的来源。第一是从欧洲历史编纂的角度,认为自古希腊与古罗马之后,日耳曼文明对于近代欧洲的贡献最大,而奥地利则是日耳曼帝统所在,不可不加以研究。[1] 第二,其德国考察更进一步激发了深入研究奥匈帝国的兴趣。在1906年所作《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指出,奥地利与德国同种同俗,但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却大相径庭,德国蒸蒸日上,而奥地利裹足不前。在1908年5月所作《补奥游记》中,康有为进一步指出:“夫奥,昔奄德、意、比、荷、瑞,为日耳曼一统共主也。”奥匈帝国领土大于英、德、法,人口仅次于德国与俄国,但宫室精美,工厂繁多,国家经济实力与意大利相近,当为德、英、美、法之外的强国。然而在漫游奥地利的时候,康有为却听到奥地利民众哀叹:吾奥将亡矣,分裂矣,命不永矣。一个昔日的大国,何以日落斜阳?[2]

   这并不是因为奥地利缺乏人才,在康有为看来,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1830年8月18日-1916年11月21日)可谓“仁明惠慈”,在位多年,见多识广,“凡新世进化之序皆目睹之”。奥地利不能对外拓殖,也不是因为其海岸线过短,缺乏汉堡这样的大海港,因而难以发展海军。[3] 如果奥地利在这两个方面条件与德国相差不大,那就需要从其他方面去寻找其失败的原因。

   中国国内新政的推进,牵引着康有为对奥匈帝国的思考。1908年,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地方自治。由此产生的一个争论,就是究竟在哪个行政层级进行自治。康有为对以省为单位进行自治始终报以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宗教情况复杂的大国之中,省自治极其容易造成国家的分裂。如果说德国从各邦并立走向中央集权的过程是一种成功经验,奥匈帝国的宪制,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

   康有为数次游历奥匈帝国。1908年,当其访问维也纳的时候,正逢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即位六十周年大庆。德皇威廉二世亲自率领二十五邦王侯,于4月7日到维也纳祝贺。奥皇亲自前往迎接。康有为观察当时的场景“千乘万骑,清道而行,严装盛饰,云屯道旁,体制几近中国矣……”[4]康有为感叹,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即位于1848年,“乃第三次大革命时,躬当大难”,当时已经八十多岁(实为78岁——作者注),“大地万国帝王彼最长老矣”。然而国际局势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奥地利已经不再是德意志共主。而德国统一之后,德奥两国也多年交恶(康有为所述并不准确。普奥战争之后,俾斯麦迅速改善与奥地利的关系,以便为接下来的普法战争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赢得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筹划了德、俄、奥“三皇同盟”,在在其中德奥关系更为密切。),德皇此次来访,自是有“欲怀奥人”之意。[5]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世情剧变呢?1908年《补奥游记》中所附的《日耳曼国土离合表》中回顾了拿破仑战争以来德意志世界的变化。1806年拿破仑攻破维也纳,弗朗茨二世舍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帝号,仅自居奥地利皇帝,“此为奥帝偏安自立之始,亦为日耳曼一统绝系,分为列国之始”。[6] 1815年,“奥与联军流拿破仑,于是日耳曼列国与自立城邑三十九,立联盟会,推奥为主盟。一曰各邦有自主权,二曰无相侵犯,三曰不得引外国宗同盟,四联邦事公议。是为联邦会之始。中间虽普、奥迭争盟主,而至普胜推立为帝时,联邦会凡五十五年。”康有为在此说的并不是梅特涅主持的维也纳会议,而是维也纳会议之后,奥地利与日耳曼各邦国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会议,当时成立了德意志邦联。但最终是普鲁士日益壮大,排除奥地利,而实现了德国统一。在1815年,奥地利曾经权倾一时,“奥相梅特涅佐奥主飞蝶南,联各国以力行专制,而小国则无力矣”。[7] 但到了1908年,奥地利的国际影响力显然已经大大跌落。

   奥匈帝国何以不断走向衰落?康有为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以及政治整合程度的低下。

   奥地利“合十四邦为一”,语言、文字、风俗均存在极大差异。波西米亚被吞并已久,因此受到同化。最大的差异,存在于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后者保持着极大的自主性。康有为考证匈牙利国土面积超过奥地利、意大利与普鲁士,但仍然屈从于奥地利,“以奥借千年帝者之位号权力,而匈为异种,与意、普殊故也”。[8] 康有为认为匈牙利人是历史上匈奴人的后裔,原本来自东方,目前已经逐渐被同化为白人,但终究是异种,如果独立,在周边都是雅利安人国家的环境中,恐怕很难自立。但“匈人见吾叙同种之情,握手勤勤,颇优挚也。”[9]

   在1901年9月1日的一份密折中,晚清满族大臣端方曾将满汉关系比作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关系,两族之间的争斗危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一。[10] 康有为对奥匈关系的考察比端方更加深入。他注意到,匈牙利虽然屈服于奥地利,但“匈人自为国体,迥非藩属之比也。”其独立性甚至超过了澳大利亚与加拿大这样的“自治领”,后二者毕竟还有英王任命的总督,但匈牙利差不多是完全自治,奥地利皇帝虽然兼任匈牙利国王,但基本上无法干预其内政。能够影响的,只是外交、军事和财政三项,而财政之中实际上又只能影响到关系国防的部分。如此来看,匈牙利与奥地利差不多就是联盟国的关系。但即便如此,匈牙利人仍然谋求独立。康有为指出,“他诸大国利奥之削也,必将助之,则匈与奥可一日而分矣。”[11] 意即,在万国竞争中,其他大国完全可利用奥匈之间的矛盾,推动匈牙利独立。

   在康有为看来,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情绪绝不仅仅源于种族差异。可作参照的是,即便挪威和瑞典属于同一种族,挪威最终也寻求离瑞自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匈牙利“自有国体”,就像发育完全的孩子,终将离开母亲而独立。他总结欧美从列国并立走向统一,共有三条途径,美国、瑞士是“以德服人”,意大利、荷兰是“以功服人”,而普鲁士统一德国则是“以力服人”。但这些国家最后都实现了更高的整合程度,意大利已经实行郡县制,美国则是“混于一统”,德相当于“侯服”,都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联邦。挪威原来臣服于瑞典,类似匈牙利臣服于奥地利,但既然挪威已经独立,那么真正意义上的联邦体制,只存在于奥匈帝国。[12]

   这种事实上的联盟关系,尤其体现在奥匈帝国的议会体系中。康有为观察到,奥地利与匈牙利议会相互独立,并不存在一个奥、匈两国共享的联邦院,而是由各自的议会选出六十名公共议员,上议院20人,下议院40人,每年由君主召集分别在维也纳与布达佩斯开会,交流共同事务的方法是分别讨论之后“各笔之于书而后会合互易”,如果发现决议不同而难以断定,则重新开会投票决定。康有为认为这种议事方式与德、美两国差异极大,他猜测这么做是因为匈牙利人不愿前往维也纳,受奥地利的牵制。[13] 这一见解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

   在康有为看来,奥地利皇帝的权力原本很大,但经过1848年“君民大争”,“王有权而不敢稍用”,民间也有“虚无党”伺机等待革命。而皇位继承也存在着风险,康有为说,奥皇长子早死,次子宁可居住在巴黎与妓女结婚,也不愿意回到奥地利——康有为说的奥皇长子,其实是其独子鲁道夫(Rudolf),1889年自杀。而所谓“次子”,实际上是奥皇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在堂兄自杀后成为皇储,但其夫人苏菲(Sophie Chotek)并不是康有为说的妓女,而是一位女伯爵,只不过根据皇室的规矩,皇储必须从统治(或曾统治)欧洲国家的王室中挑选女子为妻,女伯爵达不到这个门槛,但其贵族女子身份是无疑的。康有为预测,当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去世时,奥地利将会有一场继位危机。[14]在此,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皇威廉二世的反面镜像,后者是一位有为君主,不断集中全力,而前者则不敢使用手中的权力,由此也导致奥地利的离心力日益增强。

   奥地利的政教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权力。康有为在1912年所作的《奥政党考》中进一步指出,奥地利政教合而不分,罗马天主教仍为国教。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奥帝欲有所改革,而教长阻之,人民从教士之说而恶帝,帝甚危之,不敢少动,大臣有司亦略同。”[15] 康有为甚至将这一观察扩展到所有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身上:“凡旧教之国,皆为大僧所束缚,难于变法更新,守旧之俗甚盛,故致强之效为难。”[16]

   在1906年所作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曾经尖锐地指出,奥匈帝国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恰恰在于其内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种语言,10种文字,而德国通行德语,有四种地方口音,但普鲁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奥匈帝国语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运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学多种语言。在军队里面,官与兵,兵与兵之间经常无法沟通,导致战斗力低下。[17] 但是,由于“民权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国境内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而德国皇权比奥匈帝国皇帝更强,所以在全国推行了普鲁士口音,普鲁士之外的其他邦国纵有不满,也无法对抗。

   何以“民权大盛”导致哈布斯堡皇帝无法推行统一政策?康有为1908年《补奥游记》在议会政治中发现了中间的传导机制:“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俾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18] 1912年的《奥政党考》进一步重申了《补奥游记》中的发现,康有为指出,奥国有18个政党,“各私其州人”[19],而各州“风俗不亲,语言不合”,各州之“私”,无法通过议会政治的平台,成功转化成为国家的“公”。

   康有为在1908年所目睹的,实际上是1907年奥地利宪政改革的结果。1907年,奥地利引入成年男性普选制度,但选举制度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对立。所有的政党在事实上都以民族和区域忠诚为基础,在议会中的政党又以民族为界组成党团。甚至在议会中力量最强的社会主义党团内部也存在民族冲突,比如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的捷克成员就在1911年脱离该党,自立新党。两个民族政党往往为对抗共同的不喜欢的民族政党而结盟,但在议会中不可能形成一个多数,推进奥地利的共同利益。匈牙利政府一直要求维也纳给予更多权力,哈布斯堡皇室在1905年威胁要在匈牙利建立成年男性普选制度,吓退了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必须给予占匈牙利人口一半的其他民族以政治权利,从而稀释马扎尔人的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宪政并不能解决帝国内的民族问题,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帝国内原本就存在的地方主义。

   在1912年写作《奥政党考》时,康有为正面临着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党蜂拥而起的局面。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大批人欲晋身仕途而不能,到了民初,都将组党、入党作为谋取仕途的捷径。一时政党遍地开花,“大党并立割据,小党星罗棋布”[20]。政党多以暂时利益合,而不以政纲合,纪律松散,跨党现象盛行,甚至国会中的政党也对本党议员缺乏实质控制力。[21] 而康有为忧虑的是政党与地方主义结合起来,导致中国的碎片化。正如他在《奥政党考》中指出的:“吾国满、蒙、汉既显分矣,若夫省界之严,几若不同国者。同省则认同乡,自京师各省服官皆然;同乡则通往来,相扶助,凡某省人为大官,则其省之乡人狂喜而得意矣……若照此而论之,则廿二省为廿二党,合满、蒙、汉军为廿五党矣。”[22] 当政党倾向于认同地方或特殊族群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整合,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打造一个强有力的、有政治整合力的政党,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康有为很早就具有了这样的自觉。在1907年3月2日致杨度的书信中,康有为就曾指出:“方今既预备立宪,政党不能不开。鉴于奥国十八党之乱而危弱其国,统一尤不可不谋”。而在1912年4月份发表的《共和建设讨论会杂志发刊词》中,康有为虚拟了一位“大夫”与“学士”之间的对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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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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