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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先生曾撰写过一篇文章《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指出唐代诗人有时会不顾地理形势的实际，使其作品中的地名，出现互不关合的方位或过于辽远的距离的情况，这是为了更突出地表现边塞这一主题，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揭示时空的巨大背景，以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复杂记忆，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显然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采取文艺学方法而不是文献学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答：这只是我用文艺学的方法去解决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描写往往错位的一种尝试。虽然有的朋友对这一说法表示赞成，但也不能认为这是最后的结论。因为，当科学研究的结论作出以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它所具有的不稳定性。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学术的进步，许多曾经被认为已经解决了的科学问题，又常常有新的开拓，从而形成新的结论。所以当一个结论作出以后，一方面要承认它是一个新的结论；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这个结论是不稳定的。这种辩证的认识可以使科学研究者不断地奋进，同时又能在奋进中保持谦虚，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
问：学术研究，除了要遵守一定的思维和逻辑上的科学程序外，在具体操作上，还有哪些特别的事项要注意，其中是否也有一个科学的研究程序和规范问题。请先生再谈谈。
答：应该是这样。例如使用文献。就要遵循严格的科学程序，弄清它的版本、卷数、真伪等等。如郭沫若先生的诗集《女神》，1928年的版本就与1921年的初版不同，很多地方都改掉了，改得更进步、更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了。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曾指出这一点。他说:“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8月的初版本和1928年的修改本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同志说郭沫若五四时期已经是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依据的就是1928年的修改本。其实，在初版本中，《匪徒颂》并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歌颂（原句是对罗素、哥尔栋这两个资产阶级人物的歌颂），《巨炮之教训》也没有‘为阶级消灭而战’等字样（原句是‘为自由’、‘为人道，、‘为正义，而战）。因此，要真正考察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实际，我们当然只能依据《女神》的初版本。”
（《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载《怎样学习语言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郭沫若先生怎么做，由他自己负责，我们无权干涉，但我们要研究郭先生，自己也得负责，得看《女神》诗集的版本是1921年的，还是1928年的，或者是解放后新出版的，如果你研究郭先生20年代的思想，那就不宜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像这种地方就需要特别注意，你所使用的是什么版本，一定要非常清楚。还有，材料本身也有个真伪问题。
问：材料的真伪，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也会发生变化。一方面，某些原来被人们认为是真实可靠的文献，并不可靠了，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当然目前这个问题学术界还在研究讨论中，不能遽下结论；另一方面，原来被认为是伪作的一些文献，后来却被逐渐证明是可靠的材料了。如，根据近几十年考古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像《文子》、《尉缭子》、《尸子》、《鹖冠子》等这些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文献，已被证明并非伪书，甚而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也可从出土的简帛佚籍中找到源头。（参李学勤先生《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应该特别注意所使用材料的真伪是非了。
答：由真而伪，由伪而真，学术研究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不断被证实、又不断地被证伪的过程。我们只有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才可能使人们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失误，日趋完善。这是使用文献要注意的问题。另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条，切忌把别人的许多小结论化为自己的大结论。这就是说，不能把人所共知的东西，改头换面地弄成自己的结论。因为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它仍旧属于一种低层次的重复，甚至是一种变相的抄袭，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损失，它浪费了时间。有人曾告诉我某图书馆长的话：“我知世所谓著作：从我这馆里借十本书去，变成十一本，即是著作也。”又西人有幽默语谓：抄一本书，叫做抄袭；抄一百本书，叫做研究。这正是对那些化别人的小结论为自己的大结论之人和某些所谓学术著作的巧妙讽刺。前面着重提到，科学研究、撰写论文贵在创新，像上述这些做法，显然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的。学术界不乏弄虚作假之风，这正如同经济生活中要“打假”一样，也要“打假”。
《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书绅杂录》河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