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察商道观世变:朱英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17-07-28 18: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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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朱英具有广泛影响,其研究论著宏丰,主题集中,自成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朱英在早期资产阶级、经济政策、商人文化、商会、商团、商民协会、同业公会、自由职业者群体等诸多领域均有专深研究,受到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梳理其学术脉络,商道为研究主干,世变为论说土壤,由阶级、团体及至于社会,由商人群体扩散至自由职群,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商人世界的原生态,整体、精细历史观的特征极为明显。朱英的学术道路,在“50后”学人中颇具代表性。

  

   关键词:朱英;商道;世变;经济史

  

   朱英初以商会史研究扬名,继以“商人与世变”之大历史视角,讨论商人社团、商人心理、商人政策、市民社会、社会群体等研究主题,锦篇绣帙,遂成大观。在朱英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主题中,最为核心者即为“商”,商人、商会与商政,是其讨论的关键旨趣所在,亦为其观察近代社会的重要基点。然见微知著,由专而博,关于阶级、团体、群体之讨论及至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议题,均由此生发,且相互联结。故笔者以“察商道,观世变”为题,试图概括朱英的主要学术观点。“商道”即为商人之所思所行,经济上之盈亏,政治上之进退,近代商人均有不同于传统商人的表现与标准。然因果之间,转换之机,则在“世变”。世变,即指近代社会之实态。商人身处时境之中,既谋变求存,参与社会,也因缘识势,为时代所形塑。因此,察商道,观世变,既是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关照,也是尊重历史运动逻辑的理性选择。

  

   一、从阶级到团体:资产阶级及初期商人社团研究

  

   商会作为“资产阶级团体”和“商人团体”的学术意义之所以被发现,其实是在打破了“阶级史观”的观念之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资产阶级研究已形成教条化的框架,关于阶级形成及革命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或纠结于概念标准,或陷入正反例证的困境,究竟“资产阶级”自身是如何认知、如何组织、如何参与,则尚缺乏具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章开沅是率先提出改进资产阶级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1983年,章开沅先生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提出强调社会集团的研究,后又撰文阐发其主张(1)。由阶级而深入至团体、群体、阶层进行研究,不仅意味着可以脱离僵化的阶级论观点,也可以发现历史之中更为丰富的内容。史学研究的思路及主题因此转换,论述空间豁然开朗。

  

   此时朱英正师从章开沅等攻读硕士,得以恭逢其事。自1980年始,具有远见卓识的章开沅先生就和苏州档案馆洽谈合作进行苏州商会档案整理事宜。1982年,朱英、马敏正式参加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二人置苏州美丽的湖光山色于不顾,埋首于卷帙浩繁的商会档案之中,由此正式迈入学术之路,并展开日后赖以成名的商会史研究(2)。

  

   作为“资产阶级”最具组织和系统性的团体代言者,商会是透视近代工商业资本家及从业者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活动的重要着力点。朱英在参与商会档案整理的过程之中,即重视从商会来重新审视关于资产阶级的已有成果,并从自己研究之心得来对这一主流问题进行回应。在朱英的早期著作《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中,他对资产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的特点、资产阶级与革命派、资产阶级与立宪派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学术梳理,并根据对商会的考察,赋旧题以新解。

  

   对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问题,学界有多种意见,既有19世纪70—80年代说、维新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形成说,也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之说,但均以研究者设定标准为据,资产阶级自身究竟如何确认,则未得知。朱英提出,阶级之形成需以组织程度及阶级意识作为重要依据。他以为,“1904年以后各地资本家社团组织———商会的建立,可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3)。与传统公所、会馆相比,商会是跨行业的全国性的系统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活动之中名符其实的集体代言者,而非依赖于政治精英作为“阶级代表”。在商会组织之集体行为之中,也鲜明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国民观念、团体意识、阶级使命。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马敏、虞和平等主要商会史研究者也赞同以商会组织为阶级整合的基础,从而推动商会的标准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形成学说中的重要观点。

  

   基于商会史料中获知的大量关于资本家及中小工商业者的个体及群体信息,朱英以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独特的发展道路、持续过渡性特征、较强的依赖性、内部结构失调等特点。就观点而言,与阶级分析论下之结论颇为相近,但其论述显然更具说服力。此类特征在企业、行业、资本家个体至商会之中,都有明显体现。在资产阶级研究之中,阶级与阶级代表者之关系是中心议题之一,但其中存在的重要疑问是这种“代表”机制究竟如何生成,二者之间如何互动。在过往研究之中,往往以个别领导人物或马列经典论述加以讨论,在史实层面探讨不足。朱英从革命派、立宪派与商人团体之关系出发,系统分析了资产阶级与革命派、立宪派之关系,重新考察“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早期革命派与资产阶级并未建立组织化的联系,但在辛亥革命之中,商会及商团在推动革命进程、维护革命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会着眼于社会秩序及财产权利的考虑,在孙、袁南北之争中的立场也影响到历史的选择。在立宪派方面,其主张因合乎工商业发展之需要,得到商会的支持,预备立宪公会与商会之间联系紧密。资产阶级对宪政的向往使之积极参与到请愿运动之中。朱英认为,立宪派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诉求,其观点对传统阶级论之合理之处加强了史料的论证,而据之于实情的考察,对过往许多观点有所修正。

  

   由商人社团而推动资产阶级研究固然是此时之学术旨趣之一,但商人社团本身包含着更为丰富宏阔的学术内容可俟发掘。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朱英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要因、组织特征及社会影响,并就商会、商团、地方自治社团、学会团体、商船公会、农会团体、文化教育类团体、风俗改良类团体进行了专题讨论(4)。从“资产阶级团体”向“商人社团”的拓展不仅意味着研究立场更趋客观,也表明研究问题和范式的转移,阶级性质不再是考察的核心,而商人社团与社会变革方是主旨所在。通常以为晚清民初为近代中国重要转型期,而社会主体及社会结构之转变为其重要内容。基于工商都市、科举改制、西学东渐、政治改革等种种原因,传统之四民社会正在分化重组之中,商人阶层的兴起既是商战救国、富国强民之重要政策成就,也与传统工商、近代买办、士绅与知识阶层的转化相关。从朱英的研究来看,在商会成立之后,商人更以组织化的姿态参与组建文化团体与地方自治,投身地方公益及城市建设,甚至为维护市场与社会秩序,在国家力量不及之时组建商团,武力自卫,蔚为当时一大特殊景象。如此种种说明,商人社团之职能绝非仅限于经济,而是体现了商人对于社会的普遍参与。

  

   积十年之功,朱英、马敏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在1993年问世。此书是第一本关于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专著,是在编选长达120余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的基础之上完成的。作者对于苏州商会的创设、组织系统、社会职能、政治活动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显示,苏州商会形成了本体系统和从属系统,在地方社会的权力体系之中有着重要影响。商会在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受理商事纠纷、沟通官商关系、地方社会治理等方面有重要纽带作用。在清末的反帝爱国运动、抗捐抗税活动、辛亥革命之中,苏州商会都有着积极的参与。在商会性质问题上,清末商会究竟是官办机构,还是半官方机构,或是商办民间社团,学界存在争议。马敏、朱英提出,分析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察商会的实践活动,而不能拘泥于商部或商会规章。二人认为,商会在组织上须受政府监督,但在运作中主要依商界意旨行事,是具有一定官督色彩的商办社团,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社团(5)。

  

   二、从政策到心理:近代经济政策及商人社会心理研究

  

   朱英在商会档案之中,发现晚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改革措施在商人层面还是引起很多积极的回应,而学界过于强调清政府改革政策的“衰朽反动”的一面,忽视其实际存在的变化,并不符合实情。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诸多领域的近代转型,其动力既有民间社会的变化与响应,但清政府顺应时势所推行的改革效力也不容忽视。基于此,朱英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对晚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内容及效力进行了重估。在此基础上,其于1996年出版了《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一书。该书在总体上论述了甲午之后清政府经济政策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并且对财政金融、农业、贸易、矿务、铁路、地方自治等政策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揭示,

  

   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已经在经济方面实施全面的变革。政府的经济政策顺应民间对于工商业发展的强烈需求,也进一步激励与保护了工商业者的创业动力。在发展实业的措施方面,朱英对当时学界关注较少的商务局、劝业会、经济法规进行了探讨,显示清政府在机构设置、劝业博览和法规建制方面也取得显著成效。因此,如果单纯从清政府维护统治之角度来认识政策的复杂影响,并以其目的性来否定其实践性,显然并不符合历史实情。作者也没有陷入“逆向”研究的陷阱,无论优弊是非,均以实证考察作为基础。清政府在当时之情势之下,虽为被迫反应,但在经济政策方面仍有系统之规划,且有诸多创见。所可惜者,为时已晚,时不予之。清政府之改革虽然未能挽救自身之危机,但于中国社会而言,却正在此政府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之中走向前行。

  

   改革为应对危机,但本身也潜伏着更大的危机,改革者的素质如何,能否胜任领导一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就清政府而言,统治者显然并不具备全面领导改革的能力。同时,统治者也未能预料到改革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由于改革培养了新兴的社会力量,使原有统治基础逐步解体,一旦新兴社会力量并未成为自己新的统治基础,而是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政府就会陷入孤立”(6)。朱英不仅分析了这一改革悖论,且结合中西之不同特征,提出了晚清市民社会雏形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中国虽然没有产生如同西方那样的市民阶层,但由于形成了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形成类似于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生活领域”(7)。在中国市民社会之要素并不周备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社会意识及其政治参与,使之在事实上成为中国市民社会雏型的重要表征。晚清时期,虽然仍是中央集权,但社会控制和管理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工商兴起,社团发展,地方自治,使社会之自主性及独立性有所增强。因此,朱英认为,基于晚清经济改革而兴起的商人社团已经初具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8)。如从这一角度去反观清末新政,以阶级自救成败去评说改革之得失的观点无疑太过短视。就当时之时代而言,经济改革与政治变动相互激荡所引起的社会综合反应才是后来人更应关注的。

  

循此路线,朱英将关注视野移到民国初年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评价之中,存在与晚清经济相似的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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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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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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