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自由意志”能够随机偶然地行善作恶吗?

——析“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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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奥古斯丁起,西方主流学界往往依据“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二元对立架构主张,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具有“随机偶然”的倾向,既有可能鼓励人们行善,也有可能怂恿人们作恶,结果扭曲了自由意志的本来面目。其实,无论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人们的自由意志始终遵循着“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只有抓住这根一定如此的必然链条,我们才能在元价值学的层面上揭示人们在诸善冲突中如何基于意志自由达成现实自由的内在机制。

  

   基于“自由意志”从事各种行为以求达成“现实自由”,原本是人生在世一种普通的日常经历;但奇怪的是,它在理论上却成了西方主流学界众说纷纭的一个千古之谜,直到今天还看不出有找到答案的迹象,反倒在种种钻牛角尖之中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了,以致不少哲学大师在它面前也是一筹莫展,甚至倾向于断然否认它的存在。深入分析会发现,在这方面把西方学界引入歧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奥古斯丁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二元架构中提出的下述见解:“随意任性”的“自由意志”是与“因果必然”正相对立的,呈现出了“随机偶然”的倾向,既有可能鼓励人们行善,也有可能怂恿人们作恶。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元价值学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指出人的自由意志在随意任性中只能趋善、不会趋恶的本来面目,从而论证这种流行的见解无法成立。

  

   一、“可善可恶”的先见缘起

  

   众所周知,西方学界围绕自由意志展开的哲理讨论最初起源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的一场争论。不过,严格说来,这场争论本身既没有彰显“自由”与“意志”的直接关联,也没有引入“善恶”的价值内涵,而是把注意力主要聚焦在了下面的问题上:人们在由必然命运决定的因果链条的严苛约束下,能不能够随意任性地做出“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自由选择,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1](PP436-457、467-469)不难看出,其中已经流露出了将主体“自由”与外界“必然”直接对立的清晰意向,从而潜含着后世所谓“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二元理论架构。也正是在这种将“随意任性”的“自由选择”与“因果必然”正相对立、并且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将其混同于“随机偶然”的话语背景下,奥古斯丁才在强调“自由”与“意志”内在关联的同时,又引入了“善恶是非”的价值内涵,明确提出了“自由意志可善可恶”的观点,主张主体的“随意任性”集中表现在:他们能够基于自由意志,“随机偶然”地有时候趋于善,有时候又趋于恶。

  

   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看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前后并不完全一致。[2](PP239-264)不过,从本文讨论的主题看,以下几点可以说构成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理念。

  

   第一,他特别强调了“意志(意愿、意欲)”对于人生在世的重要意义,将它与“自由”直接挂起钩来,认为某种行为只要出自人们的“意志”就是“自愿”的,不管有没有外部必然原因的推动,都具有“随意任性”的“自由”特征。也是在他提出了这一见解后,“自由意志”逐步构成了西方主流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第二,他站在基督宗教的立场上认为,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赋予了后者原初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以致他可以随意任性地或者趋于善,或者趋于恶。在《论自由意志》中他甚至声称:“如果一个人是善的,并且只有因为他愿意才能正当地从事行为,他就应当拥有自由意志……虽然他也能通过自由意志犯罪。”[3](P100)[①]

  

   第三,他站在基督宗教的立场上进一步认为,亚当基于原初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吃下了智慧树的果子,便违背了上帝的禁令而丧失了上帝赋予的“原初的自由”,导致自己以及后裔(全人类)都犯下了原罪,结果处于“堕落(犯罪、作恶)的自由”之中,只会凭借自由意志作恶(在恶与恶之间进行选择),却不可能行善了。只有那些皈依耶稣基督并且领受了上帝恩典的得救者,才能从原罪中得到赦免,以义行事,在行善中拥有他所谓的“真正的自由”。

  

   奥古斯丁的这些见解对于西方主流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在放弃他那些带有基督信仰鲜明烙印的主张的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的基本理念,尤其是认可了他有关“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在于随机偶然地行善作恶”的观点。例如,康德虽然认为人的理性不足以确认不服从“自然必然性”而具有“绝对自发性”的“自由意志”是否真实存在 [4](PP19-22、374-379),却一方面像奥古斯丁强调“真正的自由”那样宣布:只有遵循“绝对命令”的“良善意志”才是唯一无条件善的东西,可以称之为真正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仍然像奥古斯丁肯定“原初的自由”那样承认:夹杂有情感和爱好动机的欲求能力会使人们的心智摇摆不定,导致人们偶尔趋于善而经常趋于恶[5](PP 164-167)[6](PP 8-15、28)。不过,深入分析会发现,正是这种得到了众多大师认可、乍一看还很有道理的“可善可恶”观点,引导着西方主流学界围绕自由意志展开的哲理讨论走进了一座自己为自己设置的理论迷宫,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出口。

  

   二、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奥古斯丁将“意志”与“自由”关联起来,主张它构成了人们从事各种行为的直接动机,的确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克服了古希腊哲学空泛笼统地探究自由问题的缺陷,有助于我们把“意志自由”与“现实自由(行为自由)”这两个内在相关却又微妙有别的东西区分开来。

  

   在奥古斯丁那里,“意志”和“意愿(意欲)”的拉丁语原文本来就是同一个词;所以,倘若再考虑到英语里“will”作为名词和动词的双重意蕴,我们显然有理由从语义分析的视角得出一个结论:所谓“意志”其实就是人们内心的“想要”意愿,并且直接建立在“需要”这个人生本体论层面的原初事实之上。在此说“需要”构成了人生“本体”论层面的一个原初事实,理由主要在于: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需要”,而且只有满足了这些需要才能维系自己的“存在”。也正因为“需要”对于人生在世如此重要,它在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们身上,才会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呈现出来,先是直接转化为日常言谈中的“想要”,然后进一步结晶成作为哲学概念的“意志”,并且与人们心理活动中的另外两个基本要素——“认知”和“情感”彼此区别开来。事实上,康德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把“认知的能力、愉快和不快的情感、欲求的能力”说成是人类灵魂中“三种不能再从某个共同根据那里推出来的机能”,[7](P11)从而明确指认了“知—情—意”的三分心理结构。

  

   澄清了“意志”与“想要”之间的上述语义同一,这个概念本身就分析性地蕴含着“自由”的意思,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说“自由”的原初语义在于“由乎自己”,那么,人们旨在达成“自己想要”的“意志”本身,当然也会具有“自主意愿(自愿)”的“随意任性”因素,从而像奥古斯丁指出的那样,不管是不是受到了外界事物的引导诱惑,都在本质上属于“由乎自己”的“自由”范畴。就此而言,“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说法,正如“从心所欲”这个偏重于强调顺从“心愿”、满足“意欲”的说法一样,虽然经常受到论者们的诟病,被指为“虚幻”“抽象”“不可能真正实现”等等,实际上却的确抓住了自由意志本身的首要特征,在语义上完全可以成立。

  

   进一步看,当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意志自由”付诸实施,通过从事行为达成了“从心所欲”的实际结果时,他们可以说也就进入了“现实自由”的生存状态,并且还会因此在情感的维度上生成以“快乐愉悦”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体验”,而不仅仅是在意志的维度上单纯处于“自由意志”的动机状态了。比方说,倘若我采取实际行动把“想要旅游而不想宅在家里”的“自由意志”落到了实处,就能通过观赏各种美丽的景色体验到赏心悦目的愉快情感,从而在这个特定的生活领域达成“审美需要得到满足”的“现实自由”了。尽管“意志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还存在第五节要分析的若干深刻差异,但两者在“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从心所欲”特征上呈现出来的这种根本一致和内在关联,却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一旦承认了这里的分析论证,“自由意志”作为人生在世的一种简单事实也就不容否定了。先从语义分析的角度看,既然任何人的“意志”都同义反复地包含着“自主意愿”的因素,那么,否定了人们的“自由意志”,也就等于否定了人们的“意志”亦即“想要”,而这又等于否定了人的“存在”——如前所述,一个人缺失了“自己想要”的“欲求能力”,就没法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无从维系自己的“存在”了。再从现实生活的角度看,任何人的“存在”本身(生活经历),都肯定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基于“自己想要”的“自由意志”、通过从事各种有目的行为以获得“现实自由”、并且因此形成“自由体验”的具体内容,就像我们吃下了一顿可口的饭菜、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等日常事例足以表明的那样。换言之,否定了“意志自由”,我们就无从解释人生在世为什么能够达成“现实自由”、拥有“自由体验”的丰富生活经历了。

  

   就此而言,任何否定“自由意志”的说法,不管逻辑如何严谨,论证如何细密,都不仅背离了“意志”即“想要”的语义同一,而且也否定了人们拥有“现实自由”的简单事实,在理论上无从成立。举例来说,斯宾诺莎一方面承认人们认识了“必然”就能达成“(现实)自由”,另一方面又基于人的意愿总会受到因果链条必然决定的理由,断言人的心智中“不存在绝对或自由的意志”[8](P87),结果没有察觉到自己因此陷入的自相矛盾:假如人们原本没有“想要”可口饭菜或博士学位的“自由意志”,并且基于这些欲求动机从事相关的行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宣布:他们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实现了这些“意愿”的时候,可以获得从心所欲的“现实自由”,生成快乐愉悦的“自由体验”呢?说穿了,拥有“自由意志”不正是人们能够达成“现实自由”、享受“自由体验”的基本前提吗?所以,我们与其以无视事实的态度断然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不如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探究它是如何驱使人们追求“现实自由”、获得“自由体验”的本来机制。

  

   三、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

  

   其次应当承认的是,奥古斯丁将“自由”与“意志”挂起钩来之后,又将“善恶(好坏)”的概念引入到了相关的语境中,同样在理论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克服了古希腊哲学离开价值因素探究自由问题的弊端,有助于我们把自由意志与人生在世的基本内容直接关联起来。

  

从元价值学的视角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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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李博阁 2017-07-19 09:06:09

  你们没有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无非是假恶丑的东西。因为选择性自由意志的保证不是在它那里,而是在创造性自由意志的结果里,正是自由创造的结果使选择成为可能。选择首先应该是认识,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认识必然越多越自由”,这是对的。当然只有自由者才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只是因为人有自由,世界是自由创造的结果,否则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不可能的,就像自然动物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自由意志首先是创造力,而不是选择和应该的自由意志;如果你们总是脱离前者只谈后者,那就是恶的和蠢货的自由意志,在这一点马克思说“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对的,但这是自然化的历史发展,而不是自由化的历史发展。

李博阁 2017-07-18 19:23:02

  没有创造性的自由意志何来选择性的自由意志?前者是后者的存在根据,只能信仰,而后者只是对前者的认识根据而已。自由意志只有建立在纯粹的基础上,即站在康德的立场上才是善的,否则,自由意志在你们那里就是假恶丑的货色,尽管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刘清平 2017-07-14 20:47:37

  @天香还魂草 拙文的元价值学角度正是侧重于从实然性的角度出发,揭示对每个人都适用或成立的人性逻辑,其中也包括人际之间的诸善冲突下,每个人都会提出自己的强制性应当标准,参见拙文应当来自何处?

刘清平 2017-07-14 20:44:22

  @严雅晖 拙文的善恶概念是最广义上的,包括功利、认知、道德、炫美、信仰等领域,见拙文怎样界定善恶概念。另请指出任何一种在社会共同体内达成了善恶共识的案例。对于把毒品当恶、把补品当善的人,当然只需趋善避恶;但有一些人却同时意欲毒品和补品,这就是诸善冲突。人们所谓的善恶冲突,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各自认为的善之间的冲突

天香还魂草 2017-07-13 23:04:25

  在思考自由意志和善与恶的问题时作者采用了很独特的视角,即以每一个认知主体(亦即行为主体)的视角当做(自己)研判问题的视角。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把作者的分析论述跟自己的主观感受想比较、进行研判;同时,如此一来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对于善与恶的理解存在着冲突。
  
  先哲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解决之道就是人为规定、甚至可以说是强行制定了一些基本的善与恶的评断准则,并把它们普遍化或社会化,比如儒家的“君臣父子”观,再比如旧时代的女人包小脚习俗,等等。

严雅晖 2017-07-13 16:52:07

  刘清平系列文章强调从诸善冲突的角度理解道德选择问题,这恐怕是有局限性的。道德价值的选择有时候的是诸善之间的权衡选择,就像鱼和熊掌之间的选择一样,但更多情况下并非如此,甚至干脆是毒药和营养品之间的斗争冲突。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冲突、价值冲突理解为诸善之间的选择,这也未免太乐观、太简单化了吧?

严雅晖 2017-07-13 16:48:36

  萝卜白菜的例子很难说明善恶问题。其实对于善恶之类基本的道德标准,人类至少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还是有大家能够接受的基本共识的,一般不会出现萝卜白菜这样的分歧。作者严重忽视或低估了人类至少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就基本善恶问题形成共识的可能性。

严雅晖 2017-07-13 16:29:42

  人性的逻辑应该是趋利避害,而不是趋善避恶。利害是针对个体而言,善恶则是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衡量判断。作者的这段话“人们在凭借自由意志从事行为的时候,“想要得到”的必定是“善”,不可能是“恶”;“想要去除”的必定是“恶”,不可能是“善”,所以根本不存在“想要得到恶,不想得到善”的可能。”其实这里讨论的并不是善恶问题,而是利害问题。作者把利害问题偷换成善恶问题,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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