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春 施正忠:近代中国自由观建构的传统话语背景

——政治哲学视阈下的庄子自由观及其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 次 更新时间:2017-07-10 11: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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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春   施正忠  

   【摘要】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并且系统地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的思想家。从“万物等齐”的平等观念出发,庄子把自由理解为以“无待”为条件的免于约束的绝对自由。庄子的自由观充分体现了其在政治上的无政府思想倾向。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论被译介到晚清中国的时候,庄子的自由观是中国近代思想家理解和接受西方自由理念的重要连接点;但由于庄子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其对人类群体生活的悲观估价以及消极的人生态度,不仅无法与西方自由主义实现理论的融通,而且阻碍了近代中国人对自由的恰当理解。

  

   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是最早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对于自由有着深刻理解的思想家。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从万物等齐的观念出发,阐释了以“无待”为前提、以免于约束为基本特征的自由理念。庄子所追求的自由是完全摆脱对社会的依赖之绝对自由。基于对自由的认识和理解,庄子把无君无臣的无政府状态作为最高理想,从对自由的追求导向无政府主张是庄子自由观的基本逻辑,这也是庄子自由观的消极方面。庄子的自由观对近代中国的思想界,也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被引入中国,始于严复对约翰·密尔《论自由》(严译《群己界权论》)的译介。严复在诠释约翰·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时,庄子的自由观是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有关自由的本土思想资源。于是,庄子的自由观便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连接点;与此同时,庄子自由观的消极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思想界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对自由主义的误读,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庄子自由观的影响。

  

基于万物等齐的绝对自由

  

   自由与平等是相互依存的概念,思想家对于自由的认识和理解总是与“平等”关联的。也就是说,人们所理解到的自由只是存在于有着平等地位和权利的人们中间,在不平等的人们之间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在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公民是平等的,他们每个人也都是自由的。约翰·格雷在叙述古希腊思想中自由与平等的联系时说,希腊智者派中的怀疑主义思想家“在对‘自然’与‘约定’做出明确区分时倾向于肯定人类的普遍平等”。雅典城邦所以没有把自由赋予奴隶,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奴隶看作是人。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可以从伯利克里的演讲中得到证明:“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雅典城邦的自由,是以它的公民之间的平等为前提的,而法律是确定雅典公民平等地位的尺度。

   庄子也是基于对平等的认识来理解自由的。不过,庄子所理解到的平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是万物等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在逻辑上,当人们在观念上主张某种意义上的平等的时候,必须为他们所理解到的平等确定一个尺度。如果说雅典公民平等的尺度是法律,庄子用来说明万物等齐的尺度便是“道”。庄子对道的理解虽然与老子略有不同,但在主要方面还是继承了老子对于道的认识。比如,庄子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无为无形”的存在。“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同时,庄子又把道理解为“无所不在”的普遍法则,所不同的是,庄子更为注重道的“自然”属性。实际上,庄子就是用“自然”的观点来理解客观世界的。

   庄子认为,以道为标准,天地间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均等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差别,所谓事物之间的界限与差别,都是每一种事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其他事物而形成的感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每一种事物都高估自己的价值而贬低其他事物价值,因此也就有了人们常识上的贵贱之别。站在道的立场上看,这些界限和差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世界上每一种事物自身都有所短和所长,而事物之间的短长是不能相替代的。“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庄子这里所说的“殊器”“殊技”“殊性”,意在强调每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点,而每一事物的价值都是由其自身决定的。在庄子看来,把有着不同特性的事物相互比较来说明事物之间的贵贱等第的做法不仅毫无必要,而且也违背了自然之理。

   在《逍遥游》中,庄子虽然描述了“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与“决起而飞,抢榆枋”的蜩、学鸠、斥鷃的差别,也说过“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这样的话语,不过,庄子的这些话并不是要说明事物之间的贵贱之别,相反,而是要说明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生活的世界和生活的意义。晋人向秀、郭象注《庄子》,于“小年不及大年”句下解释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这一说法得乎庄子的原意。

   天地间万物存在的意义在于顺应自然之理,各正性命,因此,任何事物都无须取给于其他事物。“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在《应帝王》一篇,庄子讲述了一个南海之帝儵与北海之帝忽为报中央之帝浑沌之情,为之打凿七窍的故事,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按照庄子的认识,任何事物都无须取给于其他事物,出于同样的道理,任何人也都没有理由把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强加给他人,这样,庄子万物等齐的观念便合乎逻辑地导向了“自由”。

   庄子所理解的自由是免于一切约束的自由,达到这种自由的先决条件便是“无待”,也就是对外部世界无所依赖。庄子在《逍遥游》中把这种自由想象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应该说明的是,对于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来说,由于其赖以生存的全部资源都取给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个人在事实上无法摆脱对社会的依赖,这决定了社会生活中的人在本质上是不自由的,历史上的思想家通常所说的自由只是相对的自由。而庄子所说的自由却是绝对的自由。在庄子的想象中,达到自由境界的人,已经完全摆脱了对群体生活甚至整个客观世界的依赖。在庄子的笔下,“御风而行”的列子,虽然“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但他仍然没有真正地进入自由的境界,因为他“犹有所待”。庄子的这一说法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在什么程度上对外部世界有所依赖,也就在什么程度上是不自由的。

   由于把自由理解为以“无待”为前提的绝对自由,庄子对人类群体生活在整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庄子看来,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下发生的社会行为,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人生问题;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礼义规范和道德准则,更是约束人们的桎梏;至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更是人生的拖累。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摆脱现实生活的一切,是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关于庄子这里所说的“无己”“无功”“无名”,唐人成玄英解释说:“至言其体,神言其用,圣言其名,其实一也。”成氏认为这三种情形有着相同的本质,其说得之,但他却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庄子笔下的“无己”“无功”“无名”也象征着个人获得自由的程度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为摆脱外在负累的程度。

   在庄子的自由观中,自由不仅仅是人在形体上摆脱外在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意志自由。在《齐物论》中,庄子讲述了一个“吾与若辩”的事例。庄子说,在这场争论中,无论是“若胜我,我不若胜”,还是“我胜若,若不吾胜”,都不能说明我与若之间究竟谁是谁非。因为“我与若不能相知也”。不仅我与若谁也不能说服对方,而且也无法找到第三方对我与若的意见分歧做出是非判断。“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因为我与若以及第三方还是“不能相知”。“不能相知”一语,很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以为庄子在认识论上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者。在以往参与编写几部《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时,笔者也大体持有相同的看法。实际上,庄子是承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的价值尺度的,庄子所认肯的客观真理和价值判断的尺度就是“道”。庄子所说的“不能相知”,只是说任何个人的认识都有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相对性,有着不同意见的人们应该是平等的。

   在庄子看来,在“道”这个绝对尺度面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存在。“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没有哪一种动物知道什么是最适宜居住的处所,没有哪一种动物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味,出于同样的理由,在人类社会内部,也就没有人有能力垄断真理。因此,谁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在精神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主人,这是庄子自由观的精髓。

  

以无政府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图景


   在近年来有关庄子自由观的研究中,人们大多把庄子的自由观解释为精神自由。例如,陈鼓应先生说:“庄子的哲学和尼采的哲学都是自由哲学,但是,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现代政治法律制度下权利义务关系规范下的自由,而是一种精神性的自由。”也有人说,庄子自由观的哲学意义和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将人的精神自由从人的外部物质活动中独立出来,区分了人的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外在的行为自由,并从精神自由的角度提出了人的四种不同的精神境界”,“从而建构起他的内涵丰富的‘精神自由观’”。如此理解庄子的自由观虽然不无道理,但应该看到的是,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于自由的认识和追求,其本身固然是一种精神现象,但是,思想家所追求的自由却不是单纯的精神自由。在任何历史时代,思想家在认识和理解自由的时候,他们所理解到的自由必然是作为存在者的人的自由;与此同时,思想家也总是要在自己的观念中构想一个与之相应的社会图景,要为他们所理解的自由的人设定一个恰当的生存环境。所以,在每一个对自由有着强烈追求的思想家那里,都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而思想家对于理想社会图景的描述,也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态度。在这一意义上说,“精神自由”并不是对庄子自由观的全面概括。

在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不同理解。简单地说,人们或者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群体的立场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因而对社会政治生活有了不同的理解。前者的价值取向是个人本位,它更多地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后者则是群体本位,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大都认为整体相对于个人有着绝对的优先性。作为战国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理解社会生活的。与儒、墨诸家相比,庄子更多地看到了个体的重要性,因此也就有着对于自由的强烈追求。然而,由于庄子基于万物等齐的观点来理解自由,这使得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个人主义的极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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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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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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