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我的父亲》之六

——老友分手,撤离汉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2 次 更新时间:2017-07-07 11: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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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 (进入专栏)  

  

   作者前注:今天是抗日战争爆发之“七七”卢沟桥事变八十周年祭日。先父和他的兄弟以及诸多战友为了抗战曾抛妻弃子、毁家纾难或甘洒热血。为了记住这段历史,特撰写并发表《我的父亲》之六:《老友分手 撤离汉口》以志纪念。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的序幕拉开了。这是抗战时期敌我之间一场大规模战役。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初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此役,日本调集了25万精锐兵力、120艘军舰和500架飞机进攻武汉,加上支援性部队,总兵力约40万。而国民政府则由四个战区110万军队、30艘舰艇和300架飞机保卫武汉。其中李宗仁的第五战区负责江北作战。根据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的数据,中国军队最终以伤亡40多万军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万人,阻塞了日军侵华步伐4个半月,消耗了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有生力量。(不过,根据日本1975年出版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记载,日军直接参加武汉会战的两个军一共战死6800多人,受伤2.5万余人,合计伤亡3.2万人——作者注)

  

   9月中旬,安徽省的安庆、合肥和六安以及江西的九江都已失守,河南的固始和麻城也被日军占领。很多国民政府机关和中共八路军办事处都已撤走。过去一两年里从全国各地茵集武汉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撤离,或南下广西、云南和贵州,或转移至重庆,还有少数则辗转去了延安。原本抗日高潮迭起、热闹非凡的武汉三镇各个街巷开始逐步冷清下来。《救中国》周刊早已停刊,抗日壁报也没什么人看了。这表明普通的武汉市民也开始逃离、疏散,各自避难去了。

  

   一天在吃饭时,何伟对父亲说,日本人要来了,我们都该走了。父亲说他想去延安上马列学院。何伟说,当然好,我也支持。但是现在这个局势你怎么去呢?你还是先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黄新学那里去吧,他那里需要人。等那里工作完毕你再找机会去延安吧,而且从那里去延安也近些。何伟还说,他这也是代表省委的意见。父亲答应了。那天父亲拿出一瓶酒,各倒了一杯,与何伟一饮而干,是谓告别酒。

  

   父亲收拾了一下行李两天后就告别何伟坐火车去位于武汉北边近200公里远的河南信阳鸡公山了。据说,父亲走后没几天何伟也离开汉口走了,是奉中央指令去大别山地区向中共安徽省工委传达中共长江局的工作部署了。何伟在抗战期间先后任新四军四支队、七师政治部主任和皖中区党委书记。

  

   那时,与父亲熟识的老朋友大多已经离开武汉分散走了。比如,与父亲一个党小组的那位李姓先生(李抱一)上半年就已随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撤离武汉到鄂西去了。胡绳则在《救中国》因无经费而停办后没多久就去协助邹韬奋先生主编《全民抗战》,在武汉期间与父亲也见不上面了。大约也是9月份,胡绳先到了宜昌,并在那里续办了1-2期《救中国》,然后《救中国》周刊也就永远停刊,再也没有复刊了。(也有资料说胡绳先生没去宜昌而是直接去了襄樊,《救中国》周刊在宜昌复刊那1-2期是史枚先生和另一位先生编辑的——作者注)然后,胡绳又去了襄樊,在那里主编《鄂北日报》。1938年10月和1939年4月,父亲曾两次到过襄阳,均见到胡绳先生,那时他已受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邀请来到襄阳办《襄阳日报》。与胡绳一起去的还有进步人士孟宪章、范文澜、臧克家等。当然此是后话。

  

   父亲的另一个好朋友黄心学更是在前两个月就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去了。成庆生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父亲离开武汉的一个月前,但两人都没说什么,老朋友只是互道珍重,后会有期。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俩后来就再也没有见面了。后来父亲听说成庆生随着一批文化界人士从武昌南撤到湖南去了。再以后情况,父亲也不清楚了。

  

   父亲的发小蓝志一先生当时住得较远,离父亲所在的公益会和天泰纸庄约有好几里路,还不通公交车。父亲没提他临走前有没有跟蓝乃真道别,但我想,父亲显然是跟他的发小蓝乃真先生告别了,否则单身一人的父亲不会花两天时间准备行装再走的。至于父亲与蓝乃真是怎样告别的以及当时身为汉口慈幼院院长的蓝乃真有没有也撤离武汉等问题因父亲没说,加上史料缺乏,均不得而知。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父亲与他的这几个从1932年起就在武汉认识、相聚并投缘的好朋友也就在武汉会战后期,就此分手各自星散了。

  

   自那以后,何伟和胡绳与父亲在中共建政后还见过面,而黄心学则和父亲在以后几个月也曾在大洪山鄂豫边区抗敌委员会共过事,再后来又分手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了(黄心学先生1939年春与父亲在襄阳分手——续集将谈及,曾先后任湖北襄枣宜县委组织部长及随枣地委宣传部长,1941年后曾任天汉、襄河、襄南、襄北、洪山等地委组织部长,1949年6月任中南局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1950年4月病逝于汉口——作者注)。但成庆生和蓝志一这两个人,自那年9月父亲离开汉口去鸡公山以后,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那年10月中旬日军合围武汉前夕父亲有事临时从湖北随县回汉口一趟时好像曾与蓝志一还见过一次面?这个判断也是根据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上的笔法和语气猜测的,后面将说到——作者注),甚至连他们后来的情况,直到去世父亲都几乎一无所知了。

  

   据父亲回忆,离开汉口后他曾两次听说过老友蓝志一。一次是1949年,姑妈从泰州老家送小姐到淮南路东根据地读书时告诉父亲说,蓝志一在抗战期间曾回过泰州,还到过家里询问过父亲的下落。另一次则是文革期间,父亲被审查,也曾被外调小组人员告知,组织上掌握了蓝志一在抗战期间还曾给在太行山工作的他写过信(那次可能是蓝乃真先生偶尔从父亲当年办的太行山根据地报纸上得到父亲下落的蛛丝马迹后写的信,但由于再次转移,父亲好像并没有给他回信——作者注),要他交代与蓝志一究竟是何关系?但囿于当时条件,这两次虽得知老朋友、发小蓝志一还活着的消息,父亲仍无法与蓝先生建立联系。

  

   不过,父亲在文革受审查时所写的一些材料上却曾断续地谈到了蓝乃真和成庆生这两位好朋友当年在武汉时对他的帮助和兄弟般的友谊。我想,父亲生前肯定会时常想念这些好朋友的,只是他未曾写自传或日记以记录下他内心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或者仅仅是因为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而不知道怎么写而已。为此,我想在这里将撰写这份文稿时所查阅到的有关成庆生和蓝志一这两位父亲在武汉时期的好朋友以后的情况简略介绍一下,以飨读者,也算是告慰一下九泉之下的父亲。

  

   经查,笃信基督但决心抗日的成庆生先生南下长沙后又到了广西。1939年初,广西当局为培养桂系抗日干部,兴办了一所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急需教员,便向中共求援。受当时中共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委派,成庆生与左联作家周钢鸣、乡村教育家操震球和侨领林云峡等文化界人士到这家学校当了一段时间的指导员。后来,成庆生又到了香港。1941年底日本军队占领香港,中共南方局指使东江纵队对内地旅港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大营救,共300多人被转移至内地,其中就有胡绳和成庆生两位先生。抗战胜利后,成庆生再次来到香港。彼时香港社会逐渐恢复发展,教育需求增加,最初由陶行知先生于1936年兴办的位于九龙的中华业余学校于1948年得以复校,改名中业学院。郭沫若任董事长,次年成庆生任院长。该学院学生人数最多时约200-300人,曾聘请沈钧儒、邓初民、刘恩慕、萨空了等学者授课,中间还邀请茅盾先生设讲座,1951年香港中业学院又改名为中业专科学校。1959年春,二十多年前与父亲在武汉分手的好朋友、一代教育家、虔诚的基督徒成庆生先生病逝于香港,年仅49岁。

  

   中共建政后的1952年初,父亲联系上时任广西省委副书记兼桂北区党委书记的何伟,方才得知他心目中很虔诚的基督徒成庆生居然也是共产党员,并与自己和黄心学一样,也都是由何伟介绍入党的,而且是与父亲和黄心学前后入的党,但当时何伟并没有说成庆生在哪里(事实上,作为党员的成庆生届时正在香港做地下工作——作者注)。让后人感慨和遗憾的是,成庆生去世时正逢内地大搞所谓的“反右倾”运动,身在安徽的父亲自顾不暇,加上后来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信息封闭,父亲并不知晓老朋友成庆生去世的消息。直到三十年后自己去世,父亲也未曾知晓他这位曾教过自己英语的老朋友早在三十年前的1959年就已经去世了。成庆生虽然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那待人做事谦恭热诚的做派留给父亲的印象却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也有史料记载,早在1936年,也即何伟、黄心学、成庆生和父亲等人在汉口就着生活书店组织抗日读书会的第二年,成庆生就辞去了华中大学附中校长职务(一说是华中大学中学部主任——作者注),跟随生活书店的创办人邹韬奋先生去香港创办《生活日报》,时任该报主编,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但因该报发行和读者主要在内地,在香港办这个报纸很是不方便,结果《生活日报》在香港只出版发行了两个月就又迁回到上海续办。成庆生也随之回到上海。1937年上海“八一.三”打仗后,成庆生先生又与很多文化人一起撤到了武汉,回到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继续他的抗日文化工作,直到一年半后再次从武汉撤往长沙。这事儿父亲应该知道一些,而且在此期间,成庆生与父亲以及何伟和黄心学,甚至还有蓝乃真等老朋友显然也曾团聚过,但可能因无必要,他未曾跟我们说过,也未在他接受审查的交代材料中写过。

  

   相对于成庆生,蓝志一就更为命运多舛,也更让人叹息了。

  

   一直在基督教会办的汉口慈幼院工作的蓝志一于武汉沦陷后的情况因史料缺乏,无从考证。但网络上却有其中共建政后并不完全的经历介绍。根据网上检索的情况看,蓝先生1950年前似乎在苏州又兴办了一个孤儿院。维基百科说,“这个孤儿院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来源,完全是蓝志一凭信心开办的。蓝志一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徒,‘一个活在膝盖上的基督徒’,经常与人一见面,不是先谈话,而是先一同跪下祷告。”后来蓝先生又到了上海,成为上海基督教会主要的同工、长老之一,主要负责上海福音书房的属灵书刊发行工作。”还说,1956年1月29日,蓝乃真和“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等同工因不参加‘三自’组织而被捕,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被判刑10年,押解青海劳动改造,在劳改营中度过可怕的大饥荒,虽然饥寒交迫,周围死了许多人,他负责管理仓库,坚持不偷吃一粒花生米,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家中五个子女,全由蓝师母一人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基督教“三自”组织是指中共建政后在中国推行的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不受梵蒂冈教皇影响的宗教政策——笔者注)

  

   据史料记载,位于青海省那里的劳改营在1960年前后曾发生过可怕的大饥荒,死了数以千计的囚犯和无辜的人。坚信基督的蓝先生那个年头能在条件如此严酷的青海劳改农场存活下来,实属不易啊!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蓝志一被释放后,从青海返回其家人的居住地武汉,被分配在一家建筑机械厂监督劳动,主要工作是清洗厕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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