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论“应然”的推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2 次 更新时间:2017-06-29 2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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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推导“应然”的方法

  

   言之及此,我对休谟问题的回答是:从“实然”能够推出“应然”,但必须以“可然”为中介,否则均不可能成功。以“可然”为中介,就是针对“实然”提出一些可以的作为之后再推“应然”。只有对“可然”中包含的各种可以的作为加以评价和相互比较权衡之后,所得“应然”结论才有充足理由,而缺少这个比较评价过程的所谓“应然”推导将是不可靠的。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应然”问题都由“实然”最终蕴涵,都能由“实然”引出,有的“应然”问题出自人的动机。

  

   虽然在理论或逻辑层面,我们能够作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但在实践层面,并不适宜由“实然”开始推导“应然”。这主要缘于两点考虑:其一,既然并不是所有“应然”都源自“实然”,那么仅从“实然”出发,就会有很多我们实际想要的“应然”结论无从得出。其二,从“实然”到“应然”必须经过“可然”。但来自“实然”的“可然”往往并不只是基于单个事实判断,而是基于一系列事实判断才出现的,如氟利昂的例子就是这样。在此情况下,我们究竟是从单个事实判断开始推“应然”,还是从一系列相关事实判断开始推“实然”?如果仅从单个事实判断出发,将会进一步漏掉基于系列事实判断才会形成的“可然”及“应然”。如果全都从系列事实判断出发,则又绝不是只能引出一种“可然”,而是许多种甚至无限多的“可然”。这是因为,仅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出发都可能引出若干“可然”,何况一系列事实判断?如从“鸟会飞”这一事实判断开始,除了能够形成前面提过的“可然”外,还能形成“人可以干扰也可以不干扰鸟的飞行”、“可以用抢打,也可以用箭射飞行的鸟”等“可然”。当我们面对由一种“实然”派生出的如此多的“可然”时,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从中逐一推导“应然”?由此可见,如果非要从“实然”开始推“应然”,注定是一个烦琐费力而又难以圆满完成的推导工作。

  

   相对而言,从人“想做什么”的动机开始推“应然”要强得多。因为由人的动机推出的“应然”,正是实践所需要的。但是,由于最简单的动机往往也能引出诸多“可然”(如从“我想吃东西”的动机出发,能形成“可以做着吃也可以卖着吃、可以出去吃也可以在家吃、可以坐着吃也可以站着吃、可以只吃荤也可以只吃素”等等“可然”),并且不是其中的每种“可然”都值得一一再作过渡到“应然”的缜密推导,所以推论“应然”的最好方法应是从我们实践中确实需要思考、需要解决的“应然问题”出发。

  

   “应然问题”不同于“应然”或“应然结论”。“应然”或“应然结论”是肯定句,其语言形式是“应当做X”。而“应然”问题是疑问句,语言形式是“应不应当做X?”因而“从‘应然问题’出发推导‘应然’”,绝不是“从‘应然’推导‘应然’”的意思。从“应然问题”推导“应然结论”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明确我们想解决的某个“应然”问题的含义和表述,比如将关于氟利昂的“应然”问题,明确表述为“是否应当禁止使用氟利昂作制冷剂?”的提问。

  

   第二步,根据“应然”问题追溯作为其前提的“可然”究竟包含哪些可以。如根据氟利昂“应然”问题的含义可以发现,作为其前提的“可然”包含三种“可以”:一是可以禁止使用氟利昂,二是可以不禁止使用氟利昂,三是可以部分禁止或分阶段禁止使用氟利昂。

  

   第三步,通过对“可然”中包含的各种可以的作为加以比较评价,最终得出“应然”结论。继续氟利昂的例子就是,对关于氟利昂的三种可以的做法进行优劣比较评价,然后选出其中最好的一种,即利最大弊最小的一种,就是这个问题最终的“应然”结论。

  

   需予说明,从“应然”问题开始,追溯至“可然”后,不必再继续追溯构成“可然”的前提又是些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导出“应然”,所以我们只须确定“可然”中的“各种可以的作为”确实都是“能够的作为”而不是“不可能的作为”就行了,不必再问:这些可以又从那里来?是来自人的某种动机还是某些事实判断?

  

   在上述三步推导过程中,明确“应然”问题不会困难,从“应然问题”进入“可然”也不会太困难,困难的是从“可然”到“应然”。我们已知,从“可然”中挑选出“应然”必须经过比较评价。所以,从“可然”到“实然”的问题,就是比较评价问题;从“可然”推出“应然”的方法,就是比较评价的方法。于是,我们只要设法弄清比较评价的合理方式,也就能够实现从“可然”到“实然”的合理过渡,也就有了面对不同的“可然”导出各种“应然”的普遍有效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M·C·多伊舍,事实与价值的两分法能维系下去吗?[J]刘继,价值和评价——现代英美价值论集粹[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78-179.

   [2] 马斯洛,人性能达到的境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06-127.

   [3] 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3-75.

   [4] 龚群,哈贝马斯的社会真理观[J],哲学研究,1998(12),37-43.

   [5][6] 王玉墚,价值哲学新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91-94)。

  

   原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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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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