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忠恩:粤语VS国语:国民党“二大”时期的广东国语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0 次 更新时间:2017-06-08 1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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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忠恩  
金山中学是重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早在国语运动会筹备之时,校方就广泛发动学生参与讨论,以扩大国语教育的影响。1月3日,金山中学的蓝兆洄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师生为普及国语而努力:

  

   无论世界的那一国,都有一定的普遍语言:我国的国语,也就是我国最通行的语言了。我很相信大家都极明白国语的重要,与国家前途的利益有极大的关系!……不然区区咫尺之间,即感受语言的隔膜,而不能发展各人的意思,这是多么的痛苦而忧郁呵!甚至言语隔绝往往失了浓厚的友谊和感情,这又是何等的懊丧?大家同志啊!要救国,非实行打破语言的隔膜,铲除地方主义的方言不可。[13]

  

   金山中学为省立中学,主要招收潮梅地区的学生。由于两区分属潮州方言区和客家方言区,在学校日常生活以及课堂教学中,时常出现因语言分歧而起的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纠葛。国语运动大会之后,金山中学明确规定,教员课堂教学必须使用国语,不再允许校内任何学生向教员提出方言教授的无理要求。[14]

  

   2月4日,清远县召开“国语促进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的基本程序与省国语运动大会毫无二致:既有国语演讲,还有以国语表演的各种游艺节目。[15]

  

   在潮属普宁县,2月下旬举行了国语运动大会。大会号召,本县各界的同志们联络起来,使到本县的男女同胞们都知道研究国语、使用国语的好处。大会期间,不仅在县城举行了大规模的活动,各区市乡也分别组织分会,举行巡行、讲演、游艺、展览以及宣传活动。[16]

  

   国语运动还拓展到社会教育领域。在国民革命期间,以唤醒民众、动员社会参加气势磅礴的国民革命为目的的平民教育蓬勃发展。由于劳工阶层多为文盲或半文盲,因此课本的编辑要求使用“最接近语体之浅显文字”。而在课堂教学中,平民学校教员也被要求一律避免使用方言。[17]

  

   在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形势下,已成立的及新成立的国语教育机构纷纷开展国语教育、国语宣传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国语运动。

  

   广州市教育局为加快广州市各校、普通市民普及国语教育的步伐,将工作不力的在任所长梁日如撤换,委任毕业于北京注音字母传习所师范班的国语专家戴仲杰为第三任所长。戴仲杰任所长后,对广州市立国语讲习所进行整顿,将已陷入停顿状态的各种培训班重新办理起来。同时,扩大国语讲习所的招生规模。当年,在读学员达到259人,教员从当初的3人增加至5人。[18]一年后,在所学习的学员更增加至320人。[19]

  

   这一时期新成立的国语教育组织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国语教育促进会广东分会”。该组织的设立,对广东国语教育机构的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6年11月,国语教育促进会广东分会成立后,随即公布了《国语教育促进会粤分会简章》分会以“研究国语学术调查广东国语教育实况,力谋国语教育进行,协助总会办理广东会务”为宗旨。主要会务包括,一、调查广东方言;二、研究国语学术;三、培养国语人才;四、调查广东国语教育实施状况;五、编行国语书报;六、促成国语统一、言文一致,以期教育普及;七、其他关于国语教育进行事项;八、执行总会议决进行事项。[20]

  

   在此期间,由民间社团创办的、比较活跃国语机构还有:广东国语研究会、国语同志会、中山大学教职员同德会、全国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等。这些机构或聘请国语教育专家开办国语教育培训班,培养国语人才,或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如以粤曲宣传国语、教市民学唱国语歌曲、举行国语演讲等,向普通市民宣传国语及国语教育。[21]

  

   四、正统意识与革命语言

  

   如前所述,广东的这次国语运动是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发起的。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是,在同期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官方语言”是粤语,而不是当时大力推广的国语。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广东籍代表吴永生正式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当天,会议主席邓泽如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丁惟汾的报告译成粤语。[22]

  

   现在人们很难准确地揣测这位提议者当时的心态。但毫无疑问,粤语作为官方语言,与当时广东作为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地位毫无疑问是一致的。因此,这位提议者在提出“翻译”问题时,还要提及当时德高望重的何香凝也持这样的意见。而粤语和革命策源地两者的共同基石就是已经过世的国民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在他们眼里,讲粤语就意味着维护孙中山,就意味着恪守总理的遗训,就意味着他们始终是革命的正统继承者。而事实上,孙中山在世之时,在国民党高层干部的安排上也明显倾向于跟随他革命多年的广东籍革命党人,如胡汉民、廖仲恺、邓泽如等。1924年,孙中山离粤北上,更是明确指定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23]

  

   粤语作为国民党“二大”的官方语言,显然并不表明当时的广东籍革命党人试图争取将粤语置于“国语”的地位,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正统意识表达的需要。但是,这种对于以语言显示正统的结果便是对语言教育本身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广东人对于方言的固守,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这种革命正统意识的产物。而这种观念,在国民革命高潮时期表现得尤其强烈。

  

   在国民革命的高潮时期,广州的夏葛医科大学,由于课程“多用粤语讲解”,故校方要求“外省留学生不谙粤语者须提前到校补习。”[24]

  

   一些外省人来广东,如果不熟悉粤语,如同身处异国。一位非广东籍的革命者考上了广州的宣传员养成所。能到大革命时期的中心——广州学习,机会难逢,他非常高兴。可是,在学习班上课时,老师用广州话教学,他一点也听不懂。若要请老师讲国语,广东学员又不知所云,老师只好照顾多数,仍用广州话教学。[25]

  

   事实上,在革命狂飙的时期,粤语在广东已经成为革命的语言。作为一种时尚,广东的非粤语区民众学讲粤语由来已久。而此时,学讲粤语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行为。在粤北的始兴县,由于缺乏领导革命的骨干力量,当地革命者遂要求广州方面派出干部,对于语言的要求是,讲客家话或讲粤语的都受欢迎。当时,始兴县民众在日常生活语言多操客家话,但在革命运动的感召下,他们也多能听懂并会讲广州话。他们所乐于接受的领导者是那些讲广州话的广府人,而不是操国语的“湖南佬”。[26]

  

   甚至在一些时候,只有讲粤语者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就会遭到排斥。湖南人李森(启汉)在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后,留在广州主持全国总工会工运工作。省港罢工时,李氏被选为罢委会干事局局长,不少工会以“外江佬不懂广州话”为由提出抗议。[27]

  

   这种以粤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人们对于革命正统地位的努力,在此后还以不同的方式在延续着。在这一过程中,粤语始终是他们试图维护自身正统形象的重要手段。即使在后来对于广东籍革命党人非常不利的环境中,这种对于粤语的坚持仍然在持续。因为如上文中所显示的,在孙中山逝世后,只有粤语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证明革命的正统性以及对这种正统性的正确诠释。

  

   1927年7月,鲁迅离开国立中山大学后闲居广州。在此期间,应广州市教育局之邀,鲁迅分别到广州市知用中学、广州市立师范学校作演讲。因这两所学校师生及广州市文化教育界人士多不熟识国语,鲁迅的讲话均由他的学生、广东番禺人许广平口头翻译成粤语。[28]

  

   当然,普通民众固守方言,未必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更多的是习惯以及生活实际需要使然。但是,这些习惯之所以得以维持,来自“上层社会”的影响不能忽略。如所周知,大多数广东籍国民党要人尽管在南京的公共场合都操一般都不大标准的广东国语,但在广东省内无一不是讲粤语。陈铭枢主粤期间到中大附中召集师生在礼堂讲话时,用的就是粤语。[29]稍后,与其同治广东的陈济棠更是口不离粤语、革命策源地。至于在党政部门,广州市一级不必说,就是在省级党政部门,国民革命后也还是将粤语作为公务语言。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任何变化。[30]

  

   这种状况对于下属县市以及社会不能不产生影响。在广府方言区,粤语仍然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语言。对于这种情况,外国传教士也看得很清楚。迟至国民革命高潮的1927年,美国圣书公会为方便广府方言区的信徒,还在广州公开出版发行粤语版《圣经》。[31]在其他方言区的民众,即使有可能不受到革命语言的影响,但无疑在这个大环境中也会一步步地疏离国语。

  

   五、政治角力下的国语教育

  

   如前所述,在广东国语运动大会召开的当日,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广东筹备会对外公布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广东运动会宣言》。值得玩味的是,在这篇仅有1200字的宣言中,使用“咱们”这一个词多达11次。如所周知,“咱们”这一词不是广东人的习惯表述,而是地道的北方方言词汇。不难看出,这篇宣言出自地道的“北方人”之手。

  

   使用这种北方方言的典型词汇,一方面固然是国语运动大会有意识地在宣言中显示出“国语”的味道来,使得不谙国语的广东民众对真正国语的表达习惯和方式有所了解。但是,如果将这种语言表达与刚刚结束的“二大”的官方语言稍作联系,人们或许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玄机”。而如果从此后的国民党内部派系力量的此消彼长来看,这两种语言实际上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对于革命以及革命正统的认识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

  

   日本学者西村成雄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中华民族的国民国家”的凝集力》中指出,“合法性”是各种政治力量追求的目标。[32]在这个革命运动狂飙以及革命党人内部以革命的名义争权夺利的年代,革命正统的归属取决于谁掌握着政治话语权。很显然,这场以革命正统(实为话语权)为争夺目标的政治角力在国民党“二大”以及国语运动之初即已开始显露出来。

  

有论者指出,“当国民政府以广州为北伐基地时,广东‘是’中国;当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建都南京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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