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沈容的红色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1 次 更新时间:2017-05-26 09:11:18

萧象  

   萧象:沈容的红色记忆

   沈容属于“一二九”一辈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江南官宦世家出身,1938年中学16岁时在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接受共产主义影响,加入中共地下组织,走上共产革命道路。其后,入读中央大学外文系,1945年抗战胜利,未及毕业便进入重庆《新华日报》。从此,与新闻宣传事业结下终身不解之缘。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沈容因工作之便,与中共党政军高层领导多有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也因出身之累,在文革运动中深受其害,留下难以忘怀与不可泯灭的红色记忆。与一般革命家所撰回忆录着重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有所不同,沈容回忆录——《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以女性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温柔笔触,展现给人们的除了宏大广阔的革命历史背景,多有革命年代革命人物的生活场景与细节呈现,以及严酷年代人性与人道的革命反思。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历史细节记忆,与哀而不伤的人生反思,构成其回忆录独特的历史价值。

  

   1948年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新华社也随迁相距六七里的东柏坡。战争年代,戎事倥偬,生活单调,每逢周六,西柏坡举行舞会,沈容所在新华社外文部女同志都欣然与会。舞会在条方形的麦场举行,乐队为二胡伴奏。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首长坐在放有藤椅、茶几的一方,另外三方摆放着条凳,供其他人随便坐。沈容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没有跳过舞。沈和其他女同志跳舞时,总会跳到首长席那边转一圈,“顺手牵羊”,从茶几上拿上一根烟,装着要抽的样子,然后一转身便将烟揣进口袋。这是沈容们的一项“任务”。香烟带回办公室大家一道分享品尝,人多烟少,你一口,我一口,三下五除二,一根烟很快就给抽完了。

   舞会上最有趣的是刘少奇请王光美跳舞。沈容与王光美两年前曾共事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王光美如在北平一样,讲究衣装,常着一蓝色工装裤,配以雪白的衬衣,在一众女性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刘少奇总是从斜对面的首长席走到王光美面前,鞠上一躬,请她跳舞。刘少奇与众不同的礼仪,给沈容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婚,沈容随夫君李普的妹妹李蓬茵和廖盖龙一起前往道喜,每人得到刘少奇送的一包骆驼牌香烟。不久廖盖龙和李蓬茵结婚,王光美参加婚礼并送了礼物,王光美送的礼物最为特别,乃是几个避孕套。廖承志送的礼物也很有味。廖承志爱开玩笑,喜欢画画,每逢人结婚,都画一幅漫画。他送给廖、李的漫画,上面像是廖、李两人的脑袋,下半身则像麻花一样纠缠在一起,让见者无不哑然失笑,捧腹不已。

   沈容和李普以战地记者身份在刘伯承、邓小平部队总部呆过一阵,与刘、邓有过直接接触,对刘、邓有独到的观察。刘伯承好读书,行军作战时也手不释卷,一次刚到宿营地,行李在炕上还没打开,他就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站着看书了。另一次论及蒋介石,刘伯承脱口就说:“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去想。”刘伯承对鲁迅作品的熟悉程度,让沈容大吃一惊,感佩不已,其为儒将,名不虚传。邓小平也读书,沈容携带的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邓借去没几天就给看完了。邓小平还喜欢玩扑克,得知沈容和李普会桥牌时,便邀请一起打牌,只是沈容和李普技术太差,不是对手,便不再受到邀请。不过,邓的警卫员告诉沈、李,邓小平从不给人递烟,唯沈、李是例外,每次去了总给烟抽。

   这些战争年代的生活场景与细节回忆,让人们对战争年代与革命人物有更为全面、立体的认识和了解。

   建国之后沈容调离新华社,在不同文化新闻单位担任中层骨干。1960年代初沈容调入文化部电影局,与江青打过一段交道。大约63年左右,江青不时来电影局调看电影片。那时她还没有后来那种威风,来看片时,部里、局里没有领导出面陪同,多由沈容作陪,因沈为制片处负责人。按江青要求,锅炉房事先烧好热水,把放映室温度调在24度。江青来时,总是披着一件长到脚跟的斗篷,带上中宣部文艺处袁水拍,及一位随员。看片时,袁坐在江的一边,沈则坐在江的后面,以便听其意见。每次影片放到一半,随员就会给江青送上一粒药、一杯水。看完电影,江青并不发表看法,沈容问她,她说要回去请示。江青当时挂名中宣部文艺处,她回去请示的不是中宣部而是毛泽东。在这之后,毛泽东发出关于文艺界的两个重要批示,文艺界开始新一轮大规模整风。

   文艺(电影)界整风整的是夏衍、陈荒煤这些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沈容被动员站出来揭批夏衍。但沈容委实不知夏衍究竟错在哪里,无奈只好根据指点,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夏衍写于30年代的一个剧本上纲上线,进行批判。沈容为此一直感到愧疚,认为欠下夏衍一笔债。

   到了文革,沈容自己和夫君李普一起也成了运动对象。李、沈38年入党,算得上抗战时期的老布尔什维克,但由于李普1955年肃反时受两起冤假错案的牵连,被视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调出中宣部,档案袋里放进一顶“特嫌”帽子,成为“被控制使用干部”,而沈容有复杂的家庭出身背景,加上两人曾与叶剑英、陶铸的工作关系,所有这些政治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错综复杂因素汇集一起,使李、沈夫妇在劫难逃,被立案审查,且立为“要案”,经受磨难。沈容被怀疑是乃父派入共产党内部的奸细。在受询交代问题过程中,沈容突然想起自己曾从父亲那里偷过绝密情报,可证明自己不但不是受父亲指使,反是为党做过工作,便将当年偷取情报一事从头说出。专案组经过广泛深入调查取证,证实沈容所言不虚,延安确曾收到来自沈容的有价值的情报,并为此给予过表扬。沈容遂于1972年获得解放,李普随后也得到自由,如影随形十多年的“特嫌”帽子也一并被拿掉。

   沈容认为自己和夫君文革中所以能较早获得解放,是因为“运气好”,遇上了好人。一方面专案组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另一方面李普单位的两位有良知的好同志不相信李普是坏人,主动提出外调查清“特嫌”一事,并获得有关方面负责人批准,这才有他们夫妇的解放与还以清白。

   但沈容父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沈父沈泽苍,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为钱大均好友,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战后钱大均出任上海市长,沈泽苍随其担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不久钱大均下台,沈父亦随之去职,返回老家苏州,弃政从商。49年沈父相信共产党宣传,凡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坦白交待历史,既往不咎,而留在了大陆。作为地方开明绅士,沈父串联苏州各界,维护地方秩序,积极迎接解放。解放后沈父当上苏州工商联主任,加入民建,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并将所分家藏古董全部献给国家。建国之初,沈容曾返苏州接回寄养在家的女儿,事先通过组织了解到父亲已交待历史,“表现很好”,“是个很好的人”,在苏州市委书记的陪同下才见的父亲。57年沈父被打为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狱中中风瘫痪,保外就医。改革开放后,获得平反,却人已离开人世。

   父亲的不幸遭遇,让晚年的沈容陷入困惑、迷茫与不安。沈容乃父亲最宠爱的女儿。当年沈父携全家由渝赴沪,出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沈容以完成学业为由独留重庆,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在周恩来策划下,沈容与李普在重庆登报结婚,沈父始知女儿为共产党,因而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如此,沈父仍送给女儿一件时髦大衣作为礼物。而在女儿心中,父亲是“共产党的敌人”,她把父亲“那时常和朋友们晚上打麻将”,视为典型的“国民党的腐败生活”。几十年过后,目睹当下,比对今昔,沈容不由感叹:“现在看来,他们那时打牌,比现在一些官员到澳门用公款豪赌,他那种‘腐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沈容对父亲有了一种同情的理解。这是经历沧桑与世变之后的感悟所得,这种感悟使得晚年沈容具备了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沈容回顾自己几十年,“什么都听组织的。当徐步告诉我父亲是如何进步时,我深信不疑,因为他是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当熊复告诉我父亲1957年的情况,叫我不要和家里联系时,我又深信不疑,不敢给家里写信。熊复也是代表组织和我谈话的。”沈容不无迷茫又不无自责地反躬自问:“父亲受的不白之冤,究竟是他太相信共产党呢,还是多少受了我一些影响,是我连累了他?”“是我害了他,还是他害了我”?这在沈容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也是一个结。

   1974年沈容和李普从广东上调北京,李普任职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沈容调任北京市广播电台,入住月坛北街5号楼宿舍。这是一幢专供相当级别干部居住而新盖的五层楼楼房,以当时条件,可谓“豪宅”。在这里,沈容与颇有名气的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的叶子龙作了对门邻居。叶子龙因所谓“窃听器事件”在1962年离开中南海,文革受牵连,沈容搬来时,尚未“解放”,人称叶师傅。叶师傅懂生活,又健谈,常教给沈家一些生活上的门道。一次沈容受叶之请帮其写了一份关于窃听器事件的检讨,让叶相当满意,而获得信任。从此,叶师傅打开话匣子,津津乐道,不断谈起中南海逸闻轶事。

   作为毛泽东生活秘书,叶负责管理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毛泽东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去,也不用叫裁缝师傅来量尺寸。叶知道毛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布料,告诉店里尺码,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叶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谈到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晚上躺在炕上一起聊天。说到老人家身边的一些人时,讲的最多的是一个姓陈的女孩子。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聪明伶俐。一天她看老人家闷闷不乐,就要老人家猜个谜语。谜面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小陈曾要求老人家批准她入党,给她一个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达到,小陈为此离毛而去。

   不久,张玉凤的父母也住进了5号楼。张父原为铁路搬运工,退休在家闲不住,又到外面副食店做帮工,张母则在家持家务。张家搬来以后,5号楼显得更热闹了。最忙乎的是叶师傅,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问寒嘘暖,很是热络。叶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在与新邻居的交往中常给沈家带来各种信息。一天他告诉沈家:“毛主席现在湖南。”因为他看到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了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

   有一阵,张玉凤不时来沈家打电话。张很有礼貌,每次打电话,都会说:“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电话,也都会说上一句“谢谢”的话。电话总是二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二是要车来接她。而另一位也来沈家打电话的女士,情形却大不一样了。这位女士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人,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真正的傲慢无礼。刚开始时,碍于情面,沈家也就让着她打。后来,打给她的电话特多,沈家还要大着嗓子喊她接电话,如此,再加上其傲慢无礼的态度,李普受不了了。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道:“我这不是公共电话!”啪的一声给电话挂了。

   这位女士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人称“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指的是坐着红旗小轿车来上课的学生。当时,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资格乘坐红旗轿车,居然有学生乘坐红旗轿车来上课,全校一时为之轰动。不仅如此,“红旗学生”还不和同学们一起上大课,她要老师单独给她开小灶;学校要她填表,她竟然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

   如此学生,是何方神仙,有何背景?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了解底细。他告诉沈家,这位“红旗学生”原是江青看中给自己当护士的,后来江青又推荐给了老人家。虽说其人模样长得漂亮,但其做派老人家难以忍受。终于老人家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可真叫她滚蛋,江青的面子如何摆放?周恩来想出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外去读书。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5号楼来了。在老人家病重之时,这位“红旗学生”匆匆忙忙嫁了人,嫁的是一位老将军的儿子。

   在月坛北街5号楼数年,沈容与非同一般的各色人物接邻为伴,耳闻目睹许多鲜为人知的有趣的或无趣的故事。这些故事,看起来不登大雅,不入法眼,属历史的花边碎料,为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多多少少,直接或间接,与中南海发生某种关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折射了1970年代中国的政治形态。不惟如此,这是来自知情人提供的一手资料,作为为历史作证的呈堂证据,可以证明民间所传元稹“白头宫女”的真实存在。

   同在月坛北街5号楼,沈容经历了1976年中国社会的风激云荡、惊心动魄与翻天变化,李普作为中央抓捕“四人帮”之时,被派接管新华社的“5人小组”人员之一,更是直接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中国因此翻开新的一页,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过,这已是另一篇章的故事了,需要另文来记述。

  

   201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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