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郭子仪的成功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9 次 更新时间:2017-05-21 23: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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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唐代名将郭子仪是享誉古今的历史人物,他的人生,是圆满的,也是成功的。这里的成功,不是指战功赫赫,彪炳史册,而是特指他全身而退,善终谢幕!

   那么,郭子仪的成功之道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其实,归根结底,也就是两个词:1,忠诚。2,自晦。

   “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功臣亡。”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下功臣名将宿命的怪圈,永远挣脱不了的梦魇。因此,对于功臣宿将来说,如果能摊上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这样身上人性多而兽性少的“圣明天子”,当然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情,不但不必为自己颈上的脑袋是否会搬家而担心受怕,而且还可以确保自己因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所作的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过上豪华安逸的生活,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遗憾的是,刘秀和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也就是两个而已,要撞大运碰上他们,实在是铁树开花、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儒家“亚圣”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刘秀、赵匡胤可是千余年方才出一位,这比孟子讲的还来得稀罕。所以对于众多功臣宿将而言,不能对此寄予太大的希望,毕竟天上不会凭空掉馅饼,若是能遇上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一档次的皇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还是不要好高鹜远,变得理智现实一点,多想想在遇不上刘秀、赵匡胤这样圣主明君的情况下,如何做才能够苟全性命于“盛世”,不求闻达于“天子”。想方设法化解皇帝陛下的杀机戾气,让自己远祸全身,苟延残喘。一句话,作为功臣,首先要弄清楚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

   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和可贵在于他总是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屈求伸,趋利避害,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来。这种能力,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的功臣宿将自然也具备。对他们来说,功成名就后的当务之急,是怎样消除皇帝陛下对自己的猜忌,如何避免“兔死狗烹”的悲剧轮回到自己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殚精竭虑思考对策,全力以赴作出各式各样的姿态,自敛锋芒,韬光养晦,以便使天子放心,朝廷宽容。做成功了,算是为将的韬略已修炼到家,炉火纯青。事情最终弄糟了,算是修炼不够,道行不深,也只好自饮苦酒,自认倒霉了。

   有正常智商的功臣宿将几乎都知道,坐在高高金銮殿上的皇帝之所以厌恶功臣,猜忌功臣,必欲诛之而后快,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有四:一是怕功臣桀傲不驯、强梁不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拿战功作炫耀的资本,凭实力讨价还价,到最后忘乎所以,上演“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逼宫一幕。二是怕功臣肚里肠子弯弯,心思歪歪,“不识庐山真面目”,貌似忠厚,实则居心叵测,信任度上得打大大的折扣,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三是怕功臣能力太强,精明能干,文武双修,反衬出皇帝们的颟顸无能、酒囊饭桶,这样教寡人如何驾御,而且实有伤自己神圣的面子。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四是怕功臣有工作狂倾向,一门心思奔事业,抒抱负,爱惜羽毛,反而对吃喝玩乐不发生兴趣。这样一来,自己在九重宫阙里纸迷金醉,穷侈极欲,导致物议横生,威信下降,而功臣则因夙夜匪解,勤劳国事,克己奉公,声望逐渐提升,人气日益旺盛。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此四点,要想不杀功臣也不成了。

   原因既然找到,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的问题了。你不是怕我桀傲不驯吗?我就改弦更张,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你不是怕我阴怀二心吗?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就数我最庸碌无能;文不能断文识字,武不能耍刀弄棍;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不肯享受吗?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让你知道我是够标准的尸位素餐者。这就是中国古代功臣宿将以“自晦”、“自污”途径来全身避祸的自我保存之道。应该说,这一招是比较灵验的,相当管用的。皇帝陛下似乎专吃这一套,于是乎,许多功臣宿将终于借此而保住了自己的首级,安安稳稳以享天年。整掉功臣宿将,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按上“有不臣之心”的罪名,历史上没有哪一位皇帝不吃这碗“迷魂汤”的。你看那历史上的一桩桩屠戮功臣的大案要案(事后证明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冤假错案),其罪名不外乎是“有异志”、“阴有异志”、“包藏不臣之心”之类。总之,是对皇上陛下不忠。同样,只要尽力表示对皇帝陛下的赤胆忠心、忠厚老实、忠字当头、精忠报皇——忠得越愚越好,那么不管你有无能耐,有无功绩,有无出息,就是寡人我最最赏识也最最放心的人,不但不砍你的脑袋,而且还要百般宠信,赏赐给你高官厚禄,让你一辈子逍遥自在,风流快活。

   功臣宿将把准了皇帝陛下的这号脉,那么他就要投其所好,尽量在皇帝的跟前扮演一副忠臣驯仆的模样。皇帝讲话他点头,皇帝训诫他叩首,皇帝说天上的月亮是方的,他赶紧凑上去奉承:月亮方得有棱角;皇帝讲这匹马儿原来是头鹿,他忙不迭地插科打诨:说起此鹿来头大。只要能够让皇上相信自己的忠诚,保住自己脖子上的头颅,那么,唾面自干本也无妨,装学孙子实属正常。至于是真忠还是假忠,是大忠还是小忠,是精忠还是愚忠,那就只有天知道,不好过分去深究了。关键是要假戏真做,一本正经不出任何破绽,能够哄得住皇上陛下,让他信以为真,让他放你一条生路,同时还要瞒得过皇帝身边的小人,让他们找不到理由在背后捣乱,不至于败坏自己的大事,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孙子兵法•虚实》)既然,表忠输诚有这么大的好处,于是功臣宿将便把这一招当作保全自身、摆脱魔掌、告别祸患的不二法门,偶尔也在皇帝面前露上一手。

   其实,对君主、朝廷的绝对忠诚,是秦汉“大一统”专制集权帝国建立后才开始全面提倡的。在先秦时期,除了法家之外,忠君的观念尚是相对的。以儒家为例子,孔老夫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双方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君主与臣僚各有其权利与义务,臣子对君主尽忠是以君主以礼对待臣子为基本前提的。孟子更宣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强调“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提倡“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易经》中的名言,但最为孟子所服膺),这与臣子绝对忠诚于君主可是一点边也不沾。

   然而,到了秦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董仲舒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是使法家的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体系之中,“外儒而内法”,“霸王道杂用之”,使得“忠”成为衡量做臣子的是否政治合格的唯一标准。于是便有了“《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董仲舒《春秋繁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类的混账逻辑,便有了刘邦赏效忠项羽、同自己作对的季布、而杀背叛项羽,助自己一臂之力的丁公之类的反常行为。其核心便是以“忠”划线,以“忠”为最高的政治品质。

   自此以后,统治者对“忠”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太宗造就“贞观之治”,算是比较稀罕的一代明主了。可他一旦谈起“忠”来,言辞中也不免充彻着陈腐而血腥的气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伦之道须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这里,君臣伦理关系上,便只剩下无私无偿的“忠”了。正如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所言,乃是“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明夷待访录·原名》)

   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尽忠节义”这一基本特色后,再回过头来看功臣宿将大打“忠”字招牌,也就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他们这种以全身免祸的做法了。既然皇上喜欢大家尽忠于他的朝廷,热衷于让全体臣下都变成一个个以皇上的思想为思想的无脑人,做封建专制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就不妨对症下药,投其所好,以“忠臣”的面孔出现,以顺从的姿态周旋,也好让皇上放心,让自己活命。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原出于《墨子·兼爱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礼记·缁衣》)云云,正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方面做得最高明的大概莫过于唐朝中期名将,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将军。

   要谈论郭子仪,就不能不附带着捎上唐代另一位名将李光弼。两人一相比较,方可知道郭子仪之“忠”难能可贵,其“完名高节”实属事出有因。

   郭、李两人都是唐代中叶的大功臣。一场腥风血雨的“安史之乱”能够得以最后平定,唐朝的国柞之所以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全靠了这两个人的力挽狂澜、扭转乾坤。旧史书称道他们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 (《旧唐书·郭子仪传》),评价虽高,但也没有什么夸张。

   更深一层地讲,在齐名的“郭、李”两人之中,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战功似乎要更胜一筹。这一信息是由《新唐书·李光弼传》透露的: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更是高明卓越、超凡入圣,“谋定而后战”,擅长于“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在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关系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战役中,杀得安史叛军魂飞魄散,鬼哭狼嚎。即使在治军管理上,他也显得比郭子仪来得更有章法,更有手腕。当年他曾替代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可是,在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却远远要超过李光弼。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使得郭子仪的大名如雷贯耳,遐迩蜚扬。“富贵寿考,哀荣终始”这一幸遇,不仅落实在他的生前,而且也管到了他的身后。

   反观李光弼,可就没有这份福缘了。除了历史学家和少数有 “历史癖”的人士还知道他以外,对于绝大多数的平头老百姓来说,他是个完全陌生的人物。换句话说,郭子仪早已活在了千百万人中间,有如今日频频在荧幕上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李光弼却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符号而已,有如当今世上越来越稀罕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钻故纸堆的冬烘先生。

   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谜底,说穿了,其实也并不是想象中的复杂。这中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郭子仪一生所作所为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封建将帅所应具备的品德素质,尤其是在“忠心事上”方面有上佳的表现。相反,李光弼在这方面则要瞠乎其后、相形见绌了。

   郭子仪对唐王室的忠诚,可谓是已经进入了“有死无二”的境界,史书即称他“事上诚”。皇帝老子的命令一下达,不管是对是错,郭子仪都雷厉风行、不打折扣地加以执行,“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这样一来,当然是“谗间不行”,宵小之徒就是想要算计他,也苦于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了,因而能“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福禄永终”。用封建史臣的话说,就是所谓“人臣之道无缺” (《新唐书·郭子仪传》)。

可是李光弼就完全不同了。此人身上流淌着少数民族野性刚烈的热血,比较有个性,又不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更不会曲意去奉迎上司,所以往往受阉宦谗间于前,为庸主猜忌于后。所谓“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内构,遂陷嫌隙”。有时皇上下诏令他率师“勤王”,他又瞻前顾后,逶迤不进,拖宕延误,优柔寡断,“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敢行”。结果呢,君臣关系越闹越僵,个人处境越弄越糟,史载其“谋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邪!”(《新唐书·李光弼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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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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