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伍子胥:“亚父”的尴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 次 更新时间:2017-05-13 01: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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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十分特殊而又奇怪的现象,这便是司马迁所说的“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弃英雄如敝履,杀功臣似饮茶的现象,其最早的例子也出自春秋时期的南方诸侯列国——吴、楚、越等国,那里专制集权统治机制比较早地建立并开始运转,于是屠戮功臣以巩固君主集权也开风气之先,早早粉墨登场,领导潮流了。楚国成得臣(即:子玉)、子反不得善终,吴国伍子胥衔恨而亡,越国文种大夫一命呜呼,都是典型的事例。

   这里,我们仅说伍子胥。

   公元前6世纪初爆发的那场吴楚战争,伍子胥和孙武一样,是吴国大破楚军,高奏凯歌的主要功臣。为了夺取对楚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提出了“疲楚误楚”的战略指导方针,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创造战机,制敌于死地。

   这一方针为阖闾所欣然采纳,并且在具体军事行动中加以坚决的贯彻落实。这样六年时间实行下来,吴军先后袭击楚国弦、豫章等战略重地,使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士气低落。同时,吴军这种浅尝辄止,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打了就跑的迹近“无赖”的做法,也给楚军统帅部造成了严重的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武装骚扰而已,断定“小泥鰍掀不起什么大浪”,因而忽略了吴军这些“佯动”“捣乱”背后所包藏的大大“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终于栽了大跟头。

   等各方面条件成熟后,伍子胥与孙子等人一起,捕捉时机,辅佐阖闾指挥吴军于公元前506年全面发起著名的柏举之战,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兵法·军争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迅速穿越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均在今河南信阳一带),实施远距离的战略奇袭,乘隙蹈虚,风卷残云,重创楚军,五战五捷,一举攻占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郢都(今湖北江陵)。入郢之战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道为“东周第一战”,它使得吴国一举击败多年老对手楚国,给长期称霸、顾盼自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后期的整个战争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伍子胥又辅佐阖闾之子夫差,在反击越国进犯的夫椒之战中,统率吴军长驱直入,连战连捷,杀得越军溃不成军,几近亡国。

   可是,伍子胥在“西破强楚”、“南服越人”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在辅佐阖闾父子过程中的全身心投入,并没有给他的人生历程带来幸运。由于在夫椒之战后是乘胜灭越,还是北上伐齐战略方针的选择上他与夫差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更由于夫差本人的目空一切,刚愎自用,对伍子胥的杰出战功怀有潜意识的妒嫉,夫差对伍子胥渐渐萌生了过河拆桥,杀驴卸磨的心思。当他看到伍子胥始终坚持南下灭越的初衷,知道伍子胥与齐国重臣有友好交往的消息时,不禁怒火攻心,气不打一处来,遂下决心诛杀伍子胥这位吴国兴盛的第一号功臣,派人给伍子胥送去属镂之剑,逼他自尽。

   伍子胥手捧属镂之剑,回想自己一生坎坷经历,念及辉煌功勋带给自己杀身之祸的大冤恶遇,忍不住悲从中来,涕泪滂沱,沉痛地对下属说:“我死之后,一定在我的墓上种植梓树,使其可作棺木以埋葬吴国;再挖出我的眼睛,将它悬挂在吴都东门之上,让我能看见越寇灭亡吴国这一幕吧!”说罢,他挥剑割喉,气绝身亡。一代英豪终于做了黑暗君主专制制度下“杀驴卸磨”的牺牲品。

   夫差听说了伍子胥临终前的遗言,更是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派人取来伍子胥的尸身,盛之以皮襄,抛入滔滔不绝的江水之中,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使得这幕悲剧更带上一则凄惨的“尾声”。

   伍子胥之死,当然是一出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责任无疑该由吴王夫差来负,然而,一只巴掌拍不响,伍子胥在这中间也不是没有问题,他的才华、他的处事,尤其是他的性格,至少在他与夫差的矛盾激化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伍子胥自然极有才干,聪明睿智,深富韬略。当年伍氏遭遇灭门之祸时,伍子胥识破楚平王传召的险恶用心,没有像兄长那样犯傻回郢都自投罗网,而是选择了辗转出逃,使楚平王的斩草除根计划未能完全得逞。这种在生死关头的沉着、冷静,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战胜挑战的本钱,可见伍子胥在政治舞台亮相伊始,便是一个极有主见,极有远略的非比寻常的人物。

   春秋时期大臣出奔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对出奔目的地的选择,却能反映该人的政治智慧与斗争韬略的高下。伍子胥没有逗留齐晋等大国,也不曾飘泊于郑宋等小国,而是选择了南方的吴国,实在是高明之至。因为他懂得齐晋等大国有的是各类人材,物以稀为贵,多了便不值钱,在能人扎堆成窝的那里,自己想要立马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可是老大不容易,常言道:“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去齐晋实在不是上策;宋、郑等小国倒会热情欢迎自己去投靠,做把努力,谋个一官半职也大有机会,可是这些国家都小了一些,根本不能成为楚国的对手,其主观上也丝毫没有向楚国叫板的胆量,自己去了那里不等于是白白忙乎一场,父兄之仇又是猴年马月可以报得!所以,郑、宋等小国也无需成为自己考虑投奔的选项,而强大起来的吴国必然会与近邻的楚国发生利益的冲突,双方对江淮流域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己要报父兄被杀之仇,必须借助于吴国之手。而吴国要实现削弱楚国实力,取代楚国成为南方霸主,也必然离不开自己的帮助,必须借助于自己的智谋。双方之间合则双赢,这个注,值得下。

   战略的核心是高明地预判战略形势,在多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中选定最合理的方案,正如流行歌曲《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所唱的“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有谁来为我参谋”。战略就是决定向“左”或向“右”的“参谋”。伍子胥作出了向“左”向“右”的正确选择,证明他无愧为不世出的谋略大师,战略学家。至于破楚之后吴国新的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伍子胥的识见和判断也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吴国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南服越人”或“北威齐、晋”两个方向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区别主次轻重,循序渐进,以避免两线作战,陷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很显然,伍子胥是最坚定的“南进”派。他认为,齐、鲁等国对吴国来说,不过是“疥癣”之疾:“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国语·吴语》),“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史记·伍子胥列传》),何足畏惧。反之,越国则是楚的盟国,长期以来为虎作伥,赤膊上阵,同吴国对着干,兵锋咄咄,得寸进尺,有亡吴之心,实乃吴国的心腹大患。吴国只有首先彻底打败越国,才能国基永固,霸业有成。总算苍天保佑,吴军在夫椒之战中大获全胜,此时灭越,有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伍子胥自然不愿错过这样的良机,所以坚持“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求夫差当断则断,把灭越大业进行到底。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越王勾践不是等闲人物,其左右股肱范蠡、文种更不是省油的灯,眼下越国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只要其一息尚存,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不能不一鼓作气,乘势一举灭亡它,绝不能养虎贻患。另外,他认为灭亡吴国还可以确保他日吴国北进时没有后顾之忧,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从战略角度考虑,灭越也是当务之急。

   伍子胥的意见没有错,他对吴国的忠诚也是无可置疑,可是为什么他的好心不能得到好报?姑且不说其正确的主张未被采纳,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酿成最终的悲剧,这就不能不联系到他的性格弱点和处事方式了。

   常言说,“性格即命运”。这一点在伍子胥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伍子胥的性格特征是刚强有余,圆通不足,他疾恶如仇,禀直而行,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过于执着,有时不免不识时务,僵硬固执,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或做法异化为不合人情,不可理喻的言行,引起旁人的反感,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真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

   这一点他在攻入郢都后的许多做法上有鲜明的反映。在双足踏上郢都土地的那一刻起,伍子胥就像疯了似的实施最坚决的复仇。他这样做,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的确,自己的父亲和兄长惨死在楚王的斧钺之下,自己则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历尽人间的沧桑,尝遍不幸的苦酒,家仇如山,身恨似海,让人日夜衔思,怒火填膺,唯求手刃仇人,报仇雪恨。如今苍天有眼,青山作证,自己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这片洒满泪血的土地,让人百感交集,万般慨然。回想起当年的遭遇,不禁热血沸腾,怒火中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就是彻底复仇,一泄心头之恨。

   孔子说“以直报怨”,伍子胥不是不该复仇,问题是复仇的方式应该按常理出牌,能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能够得到局外人的理解和认可。最高的原则,便是一切要适可而止,见好便收,切忌忘乎所以,失去方寸。按这个原则来对照伍子胥的复仇举动,我们会觉得伍子胥这方面显然做过头了:统领士兵掘开楚平王的坟墓,亲自鞭尸三百,并且“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大骂平王以泄愤恨,这的确是不顾社会舆论与影响,只图一时痛快的行为,是典型的仇恨与怨忿蒙蔽理智的结果,这当然是很难为他人所谅解和接受的。当时就有人对伍子胥的鞭尸事件提出批评和质疑,可兴头上的伍子胥哪里听得进去,反而用“日暮途穷”可以“倒行逆施”的理由为自己进行辨解,这无疑是强辞夺理,错上加错。

   以伍子胥这样果决刚毅的个性,与同样是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凑合在一起,双方的隔阂与冲突乃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一根桩上拴不得两只叫驴”,伍子胥如何能与夫差和谐相处?

   更糟糕的是,伍子胥是和阖闾同辈的人,在夫差当朝中是典型的前朝元老了,对于夫差,他恐怕是会以子侄视之,扮演的是“亚父”的角色。而事实上,“亚父”的角色是最不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自己很有主见和才干的子侄跟前,若是真的把“亚父”当作一回事,喜欢端起架子倚老卖老,指指点点,那么,受后辈的冷落,甚至恚恨实在是迟早的事情,如项羽对待范增,这中间固然有陈平的离间计因素,可是如果双方没有芥蒂,这样的小儿科手法又何尝能够得逞?其他像韩遂之于马超,高颎之于杨广,杨宇霆之于张学良,关系的破裂都可以归结于这种“亚父”陷阱!

   伍子胥与夫差的关系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夫差尊重伍子胥不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伍子胥可以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夫差毕竟是成人,又打了像夫椒之战这样的特大型胜仗,正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呢。可是伍子胥偏偏倚仗自己的功勋与资格,要对夫差的北上争霸计划说三道四,评长说短,要求夫差像孩子一样听信顺从他伍子胥的意见,这当然会让夫差感到很是没有面子,心中的恼怒与抵触是可想而知的,只是碍于情面,没有马上发作而已。如果说,伍子胥发表意见前,夫差还游离于南下或北上的两难选择的话,那么,经伍子胥一激,他此时恐怕反而真的下了决心:就不听你的唠叨多嘴,你越是主张南下灭越,那我就不信这个邪,偏偏要北上中原,与齐、晋等大国周旋一番,看看在吴国究竟是谁做主人,谁说话算数。这样一来二去,伍子胥自然被边缘化了,甚至连生命都处在了危殆的境地。

   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伍子胥性格上稍稍圆滑一些,让自己南下灭越的主张,借其他人之口说出来,自己不做出头椽子,或者干脆正话反说,故意去奉迎夫差的北征计划,搞得不好,倒很有可能会使夫差临事而惧,变得犹豫疑惑起来,以至于最终放弃这种战略上明显存在漏洞的选择。可“亚父”型的伍子胥迫不及待掺和了进来,便使得事情愈发复杂化,完全走向了他初衷的反面。

   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抚养的行为,更使得他的死期迅速地到来。“狡兔三窟”,自我保护,给自己找个退路的做法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在君臣关系已十分微妙的情况下再这么做,却等于是横生枝节,火上浇油,使夫差坐实了对伍子胥建议灭越,反对伐齐动机的怀疑。在夫差看来,伍子胥这么做,是“不忠”“怀有贰志”用心的大暴露,更何况他的“窟”是营造在即将征伐的敌手地盘上,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谁知道伍子胥聪明一世,竟会如此懵懂一时,他死在属镂剑下,的确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伍子胥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强梁”是他显著的性格特征,可哲人老子早就说过,“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伍子胥的性格早已埋下了“不得其死”的根子。同时,伍子胥是元老,是“亚父”级人士,对这类人来说,在新的主子面前,最好的处世方式是遇上矛盾绕着走,碰上难题三缄口,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又“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艮卦》)。伍子胥呢,以他特殊的背景,则应该更进一步,做到“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样,他才有可能与雄心勃勃、刚愎自用的夫差相安无事。

   然而,伍子胥毕竟不同于后世的长乐老冯道诸人,他不但要“谋其政”,而且有越俎代庖的嫌疑。这如何能让夫差容忍,如何能让夫差舒坦,双方的彻底决裂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等到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的秘密被揭露,这时候,伍子胥再是聪明,再是能干,也是百口莫辩,一败涂地了。

   幻想用人力去主宰事物、操纵政治,只会使得一切变得混乱糟糕,走向反面,“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第二十九章》),事与愿违,种瓜得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正如老子告诫孔子那样:明察秋毫者容易自蹈死地,这是因为其议论他人;博学多闻者容易危及自身,因为其批评他人。还是糊涂一些,不要固执,“毋以有己”,忘了自己吧(《史记·孔子世家》)。伍子胥无法做到“毋以有己”,再加上顶着“亚父”这样不尴不尬的特殊身份,无怪乎是进退维谷、动辄得咎,从这个意义上讲,伍子胥之死在很大的程度上只能责怪他自己。可谓“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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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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