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逸:对党史研究客观性与学术性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17-05-11 11: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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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逸  
其结果只能是思想市场关闭,将鲜活、多样、复杂的历史变成几条抽象的结论。这样的史学研究不可能接近而只能远离历史的真相。梁任公对此早有警惕:“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14]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也说:“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15]

  

   每一代人、同一时期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打开自己的手电筒把光柱射向自己感兴趣的任意一个未知的领域。中外史上,那些强迫所有的人放弃探知未知领域的权利,只能论证亘古不变的唯一正确的真理的企图,不仅从未实现而且十分危险。I·柏林对此有深刻地见地:“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历史“决定论,虽然它的锁链上装饰着鲜花,尽管有它高贵的禁欲主义以及辉煌而巨大的宇宙设计,却把宇宙视为一所监狱”[16]。中国历史上接连不断上演的悲剧,其思想根源基本上就是这种“唯一正确”的不宽容异于自己意见的一元论。所以学术自由虽不顶吃不当喝,但关乎民族的命运与未来。对言论的钳制,不管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和愿望,最终会引起暴力的普遍横行与文明的倒退。所以,“只有放弃在意见上以权威自居的态度,只有确立平等交换意见和乐意向他人学习的态度,我们才可望控制由虔诚和责任所激起的暴力。”同时,“我们还领悟到了:只要互相倾听意见,互相批判,我们就能越来越接近真理。”[17]

  

   毋庸置疑,作为国家应该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表达,这是国家长治久安和文明进步的基本前提;作为个人也应该容忍和宽容与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这是学术进步与繁荣的基本保障。中共创建人陈独秀对此早有洞见:“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的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18]陈先生的意思是说,今天好的法律和制度,是因为昨天的言论自由;明天要想有好制度好法律,今天就得允许老百姓自由地发表意见。

  

   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要想使史学接近历史真相,史学家们还应该自觉地遵守学术规范。有人很不喜欢来自西方的这些学术“洋八股”,认为其过于繁琐,反而妨碍了自由地表达;有的学人甚至认为,没有这些西洋劳什子,自己的作品照样“绝对真实”。这实在是很大的误解。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作品的写作理应遵守海内外学人共同认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实际上就是学者参与学术活动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只有当每一个学人都自觉遵守这些规则时,才能保证学术活动秩序井然和学术见解的相对公允。具体到史学研究,学术规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史学家过于激进情绪的宣泄和过于偏执观点的表达;可以规范史学家对各种史料地整理、甄别与使用;可以使史学家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到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和谱系之中,在归纳总结前辈和同行学术成果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研究的对话对象,就会很自然地凸显自己的学术贡献并避免了学术剽窃等等。概言之,史学的学术规范很大程度上能使史学作品保持相对的价值中立,并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史学研究规范是一个大题目,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此仅以近年方兴未艾的口述史学为例。许多学人甚至业内人士认为,所谓口述史学就是找到若干当事人,以“我说你记”的形式将当事人的口述材料,按照历史事件演进的顺序和逻辑(实际上是作者自己设计的顺序和逻辑)记录下来。其实,史学研究的经验和研究规范早有揭示,口述史料在一手材料中是不可靠甚至是最不可靠的。当事人在口述历史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或无意地“歪曲”历史真相;只有将口述史料与当时的文字记载(比如档案、信件、新闻报道等)和实物史料(比如生活用品、各种票证、当时的器物等)相互补充、印证和互证之后,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当然,在多种史料的互证过程中,史学家的史识、学养以及搜集、整理和剪接史料的技巧等,亦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质言之,仅凭口述记录这一种史料写成的所谓口述史,按照一般的史学规范,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

  

   著名口述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口述史学实践证明了上述判断:“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补充资料与考证而成的”。[19]照此理解,口述史学的真正内涵,显然不完全在于“以口述史料为主”;而更在于历史学家根据研究命题、路径及方法的需要,同时将文字、文物史料与口述史料相互对证,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并证明作者的理论假设。唐德刚的另一部口述史学著作《张学良口述历史》,便是“以口述史料为主”,主要采取“你说我记”的方式编纂而成的。由于缺少了作者对口述史料的“考证和补充”,就史学成就而言,显然不能与作者的另外两部口述史学著作《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和《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比肩。这一点,就连作者本人也是承认的:在写作《张学良口述历史》时,“全凭记忆执笔,冰天雪地,连身边所积,盈箱累架的史料,也无力翻查。……至恳知我的编者读者,赐谅赐恕,为幸为感”。[20]

  

   三

  

   我觉得,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还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最好明白自己是多么得无知,更要警惕自己对所谓科学及其规律的盲目自信。作为史学家,还要对历史学科能否揭示历史真相保持足够的审慎。要谨小慎微,规范研究。如果自认为自己资质一般但有一定的史学功底且能够做到研究规范,工作勤奋、态度认真,这样的史学家一辈子能写几篇自己满意的文章就应该满足了。史书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那得有相当的积累、思想和睿智。当下已经很难看到真正的史书了。

  

   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云:“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之社论时评。”[21]史学研究本质上是对今日生活的关照和评价。所以,史学家首先应该是热爱生活的。布洛赫曾说过“和亨利·皮雷纳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轶事。刚到那里,他对我说:‘我们先参观什么地方呢?好像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厅,我们先看看那里吧?’似乎是为了打消我的惊愕,他又说:‘如果我是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为我热爱生活。’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22]布洛赫本人在徳寇入侵自己的祖国时,毅然投入到抵抗法西斯的地下战斗中,1944年被德军枪杀于里昂郊外。正是对生活的挚爱,布洛赫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依然对史学的前途抱有信心:“‘过去’就是以后不会改变的资料。但对过去的认识却在逐渐深化,这种认识时常变化,并日益完善。如若不信,就请回顾一下近一百多年来的进展吧:许许多多人类活动的领域已从黑暗中显露出来,人们已揭开古埃及和迦勒底神秘的面纱。”[23]

  

   余相信,随着学术环境的逐渐宽松,再加上后学们勤勉努力,历史的大体轮廓还是能够显露出来的;只要历史显露出本来的基本面貌,它就会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影响今天的生活。因为,思想界的革命、社会的巨变往往是从重新解释、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开始的。

  

  

   [①] 大科学家拜神敬教,曾让余大惑不解。因为余所受的传统教育,一直将科学与宗教完全对立起来,视宗教为“精神鸦片”。然有智者云:科学对社会、信仰、人事、心理等问题难有作为。科学与宗教各有其使命与功用。科学之上应该就是宗教。因而两者的关系不应该是相互对立而是互恰与包容的。忽想起丰子恺先生论及李叔同先生出家的一段名言:“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厦门佛学会讲稿》,1948年11月28日)。

   [②] “过去实况好比一座大山,历史学家不过是从山上选取一些石块和花草,制作成可供观赏的盆景。对于盆景制作者来说,整座大山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最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可以制作盆景的材料”(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3页)。

   [③]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读书》,2001年第1期。

   [④]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读书》,2001年,第1期。

   [⑤]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建构”与“构建”同义,意为“建立”(《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第671;483页)。余觉得,前者更强调主观的自上而下的建立;后者则有在水平层面上的组建之意。

   [⑥] 胡乔木认为:“党史的战斗性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还表现为对国内外论著中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议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杜玉芳:《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⑦] 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35;28;25;9;15;54;127页。

   [⑧] 杜玉芳:《胡乔木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⑨] 景军著,吴飞译:《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8-19页。

   [⑩] 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第619-621页。

   [11] 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8、177页。

   [12] Frank Dikotter,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62,Bloomsbury Publishing,London,2010.

   [13] 高默波:《书写历史:<高家村>》,《读书》,2001年,第1期。

   [1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第167 页。

   [15]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02页。

   [16] I·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156页。

   [17] K·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08;536页。

   [18] 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19] 唐德刚:《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20] 唐德刚:《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2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8页。

   [2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

   [23]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46-47页。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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