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克:从“社会分工”角度研究中国民族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 次 更新时间:2017-04-16 00: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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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克  
而有效地参与社会生产分工就要具备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合格劳动人才,即掌握现代知识技能,说到底就是提高民族的综合教育水平。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提高落后民族的教育水平是改变他们的根本出路。一个先进企业落户到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大部分技工还是外地人,这说明当地少数民族的分工水平没有达到要求,但客观上这种先进的生产分工会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不过,“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具有极大地启发意义,让我们意识到“从属”并不是融合,甚至在差距太大的情况下,落后民族会主动拒绝开放,避免传统生活秩序被撞击的支离破碎。从整体上看,当代中国正在改变这种“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状况,也在国内改变民族间分工的差距,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民族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面临严重挑战。因此,对少数民族和地区来说,国家建设先进的教育设施、有效地教育规划建和吸引人才计划,比投资楼堂馆所和广场住宅更重要。

  

二、从“社会分工”观察民族的政治容纳力和民族问题

  

   “政治容纳力”的宏观含义是指在接受一种新制度和改造一种旧制度时,一个民族社会的分工水平是它接受和改造能力达到什么程度的客观标志。在不同时代,所有制度性变革都与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民所拥有的社会分工水平直接相关,它不单纯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问题,而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分工可能具备的变革能力和接受水平,所有失败的革命实质都是社会分工的客观水平无法接纳和消化变革带来的社会震动。当新中国建立起来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劳动分工水平是相当落后的。新制度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全体劳动者都一下子跨入到社会主义制度时代,这不是一个通过机械改变和调整就能够适应新政治体制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有序进化”,任何“跃进”和“超越”都是对人类分工能力进化规律的无知和漠视。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胜利后从旧社会向新社会迈进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认识,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毛泽东也认为这个过渡期至少需要20年,然而,随之而来的实践却违背了这个理论认识,结果只能用意识形态的跃进取代物质形态的进步,最终一场长期的意识形态革命以“戏剧”的方式收场,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代价。

   事实上,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改造农民”,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改造农民”的历史任务是由资产阶级和工业化来完成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让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农民的民族”(马克思语)几年就接受社会主义所有制,违背了民族社会分工规律和人类意识发展规律。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个自马克思就开始讨论的问题,历史也没有因为一国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就证明哪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范本”,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却证明超越“革命民族”的政治容纳力,历史的“反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尽管革命的阶级在夺取政权上获得成功,但革命必须拥有的物质基础和革命者必须拥有的先进意识形态却没有完善或者根本不具备,这种情况并不能依靠过渡和超越来完成,历史的发展再一次证明现实的合理性必然是与历史的合目的性是一致的,否则最终结果就是悲剧。

   存在决定意识的核心是指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程度,先进的意识是指首先掌握改造物质世界能力并形成新的劳动分工的那部分社会力量,如果以量子物理学的观点,这部分社会力量的先进意识也属于物质范畴。20世纪初,中国缺乏新的劳动分工,却拥有先进意识的革命家,所以,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这些先进的革命领导者带领被压迫者完成了一场“农民革命”。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社会才算是发生了真正革命性变革,因为城市第一次真正压倒了农村,中国的农民意识第一次面临摧毁性的打击。然而,当社会劳动分工通过改革重新回到客观的社会历史发展轨道和水平上时,我们的理论却显得相对滞后。就中国民族理论研究而言,这种滞后表现在:一是还没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上来,却马上投身西方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当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学和人类学对立起来。事实上,那些被他们奉为圣贤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家没有一个不是从学习和批判马克思理论中获益得道的。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观点并使之中国化,就不能够科学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很难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和教学上取得突破。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身应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而不仅仅是解释中国民族政策和解释民族问题实践。如果只是片面引用经典作家针对当时情况提出的一些观点,证明以往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就沦为工具,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就难以实现创新和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观点并非散落在他们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中,而是与经典作家的系统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必须通过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而不能生吞活剥,更不是摘抄式的引用。现在,距真正把马克思经典作家们的基本理论观点科学地应用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当中还很远。

   马克思当然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学者,他所创立的理论体系,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主义阶段民族问题如何解决,而且,现实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两个历史任务共同进行,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民族要求发展,成为两个并行的又相互影响的方面,在革命成功以后,民族发展的要求获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支持和帮助,使在旧制度下这一对立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这问题,但是矛盾的转化决不意味着矛盾的消失,问题就出在一些人简单地用社会主义革命代替了民族解放运动,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民族自身发展。这样就造成了两个错误的判断;第一,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少数民族的继续存在已意义不大,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面发展和各民族之间差别的消失,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指日可待,因此,只要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矛盾自然而然地就会消失。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的“苏联人民━━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就是这一思想的表现 。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矛盾的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第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给予少数民族最充分的发展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应该自觉放弃与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族不相容的地方,特别是在国际斗争空前激烈,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要求各族人民同心协力、顾全大局、全力以赴地巩固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忽视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严重的民族问题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并不能代替民族自身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一些原本处在封建制度、甚至奴隶制度之下的民族进入社会主义后,民族自身发展的要求刚刚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却人为地“拔入”先进的社会主义民族行列,对这些民族发展起来以后可能出现的转化趋势存在认识上的简单和政策上的前后矛盾。

   在当今中国,民族问题由于苏联裂变而加重了决策层的担忧,理论研究也自然遵循领导们的担忧而进一步提出脱离实际的对策,甚至没有问题时夸大问题以便引起注意,真的有了问题又竭力掩盖。导致民族问题的真相不清,频频出台一些“一刀切”的民族优惠政策,不断用经济支援来消除矛盾。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从社会分工角度分析民族问题和矛盾的正确方向,导致矛盾和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反而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总之,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社会主义国家都或轻或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因而在政策和实践中必然表现为对民族问题的简单化或短期行为,这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逐渐暴露和尖锐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中国社会分工的快速发展必然使少数民族面临“统一性”的挑战


   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分工”,本质是人的自身能力的不断对象化。也就是说,人自身蕴含的改造自然对象的能力不断在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劳动中体现出来。人们在各式各样的劳动分工中施展着自己的能力,最终达到了今天人们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500年前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世界,一个100年前的人根本无法适应的世界,一个50年前的人已经难以追赶的世界,一个10年前的电子产品已经被称为“古典式”的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统一性”,因为所有的产品必然是为所有人生产的。为所有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的产品才能够获得最大利润,这就需要打破一切民族的差别和界限,使产品在功能上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这是一个制约人性的社会发展规律,在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无论东方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无一例外。当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本质含义是一种艺术欣赏,一种销售心理,与这一规律并不矛盾。

   中国社会分工的快速发展,一是把分割的、保守的乡村打破了,它不分民族地把年复一年式的劳作方式化为日复一日的雇佣劳动。只要你能够满足分工的要求,就可以在不同劳动岗位实现自己。二是城市化生活方式要求人们不分民族地适应城市的节奏和生活方式,传统生活方式和习惯面临大众化的挑战,任何个人或者家庭单位在这样的挑战中只有适应。三是随着生产和消费方式的“一致”,导致了主体文化越来越具有“强制性”,逐步强化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民族。 也正由于如此,中国少数民族客观上面临中国社会现代化带来的“统一性”的挑战,出现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甚至民族冲突都是现时代的正常现象。然而,现在一些民族理论简单地秉承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把自己放在民族文化保护者的位置上,认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不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是单纯保护的问题吗?人为的保护是否违背族群社会本身发展规律?况且,是否非少数民族地区就没有遭到文化破坏和生态恶化?如果不是,那么,这显然不单纯是少数民族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分工快速发展导致的社会代价。如何恢复被破坏的生态和减少商业化的民族文化,根本还在于调整和提高社会分工的水平和科学性。

   首先,现代劳动分工主要表现为集中的、有序的大规模机械操作,在有关工程和大规模设计研究方面也要求“工业化”操作。这就意味着单个的、局部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必将面临被“升级改造”或者“兼并淘汰”。换句话说,他们越来越需要由当地政府或民族团体组织起来,以群体意识的方式表达接受、反感、容纳、排斥的情绪。所以,大规模工业化分工对少数民族团体和社会边缘群体而言就是“外在凝聚力”。当差距快速拉大的时候,疏离感加深,情绪得不到合理的释放,矛盾频发。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边缘群体的矛盾冲突有时来得比少数民族更激烈。在这个问题上,少数民族表达的正常诉求时常被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分子绑架,把“发展造成的差距”歪曲为歧视,从而煽动分离主义思想和恐怖暴力活动。所以,应该使人们认清造成差距的根源是社会分工发展的自然结果,让少数民族认识到提高教育水平和适应劳动分工发展是改变民族社会生活的必由之路。这也应该是民族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目前,正确的作法是健全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生态保护和特殊生产方式的保护性存在,比如游牧经济。

其次,如同经济的全球化加剧了区域化一样,分工的“全国化”也加剧了民族社会的“民族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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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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