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以德:1949—1950年政府在解决劳资冲突过程中的角色调整

——从动员者到仲裁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4 次 更新时间:2017-03-22 17: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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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德  

  

   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和《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规定了劳资双方通过协商和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具体办法。此后,各地抓紧工会工作,工会作为工人的代表,承担了代表工人与资方开展谈判或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任务。在这种转变中,工会获得了迅速发展。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报告中提到建国后一年后,“全国各主要产业部门和主要城市的工人基本上已经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已经有409万人,约占全国工人职员总数1/3。”新的规定和办法不仅使得组建工会卓有成效,也推动了解决劳资纠纷。

  

   四、政府转为劳资之间的协调者、仲裁者

  

   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三个文件规定了解决劳资争议的具体模式。即劳资双方直接协商、谈判,市劳动局调解仲裁;仲裁不服时得向法庭起诉,法庭判决为最后程序,双方必须服从。在劳资协商、政府仲裁的模式中,以工会来代表工人,政府从过去工运动员者的角色中退出,转而以劳资之间的调停者、仲裁者身份出现。这种转变的作用明显:对资方来说,一是通过谈判降低工人过高物质要求,二是让熟悉生产的工人和职工参与管理,有利于生产。如南京市永利铔厂协商后,“劳方主动降低工资1/4外,并协助资方清理物资,改善管理制度。从各方面精打细算,降低成本达20%。”对工人来说,物质要求虽有所降低,但工作相对有了保障。当时处于战乱恢复状态,工人工作并不稳定。劳资谈判中,重点是保障工人工作。对政府来说,以调解者和仲裁者身份出现,自身地位变得相对超然。不仅容易解决劳资纠纷,更能从恢复生产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如成都建成面粉厂工人向资方提出修建新住宅,增加工资20%等过高要求时,劳动局直接批复“不宜实行”。客观地看,劳资协商、政府仲裁的模式不可能消除劳资矛盾,却是解决劳资冲突的一种有效模式。

  

   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后,各地基本以此模式来解决劳资纠纷。以天津为例,刘少奇视察天津后,天津市经多方酝酿、商讨,制定了《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提交给9月召开的天津各界代表会议。各界代表会议期间,天津组织了政府、资、劳三方人员,成立劳资关系处理办法审委会,搜集各代表团意见加以研究修改。9月8日,全体代表通过这个办法。工人代表王春海和资方代表毕鸣岐当场发言表示拥护和执行该办法。碾砻业是南京市第一个签订集体合同的行业,从8月中旬开始酝酿订立劳资合同,从工人单方面的要求变成劳资双方的要求,对工人工资、解雇费等问题讨论更改十余次,合同条款从9条增至19条。1949年11月,南京市碾砻业签订集体合同以后的五个月,“未有任何纠纷来劳动局。”1950年5月以后,南京市的碾砻业、浴堂业和茶叶业都订立了集体合同。

  

   其他城市状况大致如此,1949年10月7日,周一峰在苏南各界代表会议上专门谈到,“劳资之间一定的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但双方均应采取平等的精神与正确的途径来解决。工人与资方之间发生合法斗争,这是允许的,但应该约束在发展生产范围之内。解决劳资纠纷的正当途径,应根据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解决方式最好是采取一行一议,如北京国药业那样订立集体合同的办法。”

  

   1950年3月8日,李立三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也称,“现在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由劳动局来调整,基本上已经或即将走上轨道……过去几个月调解劳资争议,几乎成了各地劳动局唯一的工作,要使调解的工作减少,使劳资关系走入正常状态,只有普遍订立集体合同,成立劳资协商会议,使劳资关系成为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关系之后,才有可能。”1950年4月,劳动部公布了《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明确要求私营企业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用平等协商的方法来解决企业中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一切问题,协商无效由政府仲裁解决。通过规定将这种方式规范化、其制度化。

  

   五、思考与结语

  

   解放初的劳资纠纷是当时环境下的短暂插曲而已。各地干部刚进城后不熟悉状况,对资方在生产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对工人追求利益面了解不够,因而一度偏向工人。中共迅速找到解决劳资纠纷的办法,推动了恢复生产,也稳定了社会秩序,为随后的各项社会改造打下基础。中共解决劳资纠纷时实际上作了两个调整:

  

   其一、工作着眼点的调整:从开展工运调整为恢复生产。解放初,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抓紧恢复生产,以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着手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准备开展下一步的社会改造,组建工会是自是重中之重。各地干部进城后在实际工作中也侧重于工运。中共中央发现劳资问题严重后开始调整。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不同场合提醒干部们要注意劳资两利。1949年“五一”时,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口号。各地政府开始将恢复生产作为工作的重点,组建工会服从于恢复生产。这个转变为解决劳资纠纷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二、政府角色的调整:从工运的动员者转变为劳资之间的协调者、仲裁者。进城之初,干部们以工运动员着角色出现,故在劳资谈判中偏向工人。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后,各地政府转变为劳资之间的协调者、仲裁者。政府在劳资之间处于相对超然的地位,也更容易协调劳资利益,解决纠纷,为恢复生产服务。顺便一提的是,政府转变角色后,不仅解决了劳资冲突,组建工会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为以后的社会改造打下了基础。

  

   中共解决劳资纠纷中的调整,反映了中共中央成熟的应变能力和社会问题处理能力。同时,也留下一些有益启示:政府在解决劳资纠纷中,是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由自身直接出面处理各种问题。还是让劳资双方直接谈判,政府以协调者、仲裁者身份推动解决问题。那种方式更有利于解决劳资纠纷?历史的经验或许至今仍有其借鉴和现实意义。

  

   (丁以德:浙江海洋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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