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书七篇，第一篇便是《梁惠王》，这位梁惠王，就是战国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当然，他之所以有名气，不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有何种建树值得名垂青史，也非由于他在文化上有什么创新需要大书一笔，乃在于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生生将乃祖魏文侯、乃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败家子，完全的失败者。

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揭幕。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个实行改革，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贤达，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来发展农业，施“平籴之法”来稳定物价，创“武卒之制”来提升军力，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充当三晋老大。他曾联合韩、赵诸国，先后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击楚，夺楚睢（三点水＋岁）之间；东攻齐，入齐长城；北征中山，一度奄有其地。使得魏国在当时诸雄当中率先崛起，称霸中原。继起的魏武侯循规蹈矩，“萧规曹随”，不越雷池一步，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应该说，父祖辈给梁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观、人人羡慕的诺大家业，他完全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守成之主，享现成之福，谋社稷之安。

然而，梁惠王似乎是天生不安分，喜欢瞎折腾的现世宝，他好大喜功的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抉择失误，终使他走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从战国兵备地理考察，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内线地位，这决定了魏国的中原霸权有着天生的内在脆弱性。所以，梁惠王上台后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凭借已有的实力地位，适当选择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正确选择无疑应该为东守而西攻，即牢牢据有河西之地，乘秦国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势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流域，控制崤、函险要，争取战略上的主动。遗憾的是，梁惠王本人是彻头彻尾的战略短视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贪图的是虚幻意义的荣耀。在他看来，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史记·秦本纪》），完全不配当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服之无名，激发不起自己追求大名的兴趣。相反，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煌煌伟业，颜面有光。在这种自高自大心理的驱使之下，他轻率地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选择，西守而东攻。为此，他把都城从今天山西境内的安邑搬迁到四通八达、无险可守的大梁（今河南开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

意识深处的霸主心态越是强烈，表现在行动上的乖张轻妄也就越是极端。它使得梁惠王在当时的军事外交上变本加厉地推行“单边主义”，动辄对其他诸侯国付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来发言。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逐渐破裂了，与齐、楚等大国的关系日趋恶化了，至于与秦国的矛盾也丝毫未因迁都大梁而有所缓解。一句话，梁惠王终于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锋芒毕露、四面出击而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播种下了使魏国霸业迅速中衰的祸根。

尤为可悲的是，梁惠王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继续营造“慕虚声而损实利”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对手恰好利用这一点，将计就计，推波助澜，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头脑简单却自视甚高的梁惠王果然中计，进了人家预设的圈套。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梁惠王接受商鞅的献策，释秦攻齐，自称为王。商鞅入秦主政后，敏锐地看到秦、魏互为死敌的本质属性，认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史记·商君列传》），于是处心积虑“借刀杀人”，以图削弱乃至摧毁魏国的实力地位。为此，他出使魏国，实施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之策。商鞅对梁惠王贪图虚名的个性特征早已胸中了然，所以一到魏国，他便当面给梁惠王戴高帽，灌迷汤，反正空口白牙，并不需要什么成本，更不必为此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 （《战国策·齐策五》）爱面子的梁惠王当然听得满心舒坦，整个身子飘飘然起来。商鞅见招术奏效，进而居心叵测地建议梁惠王“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即鼓动梁惠王公开称王，然后联合秦国，用兵齐、楚。“王”是当时的最高称号，地位在一般诸侯之上，梁惠王对这个名号早己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担心他国的反对才踌躇犹豫，不敢仓猝行事，现在既然得到秦国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讲什么客气了，“恭敬不如从命”，于是乎，梁惠王兴致勃勃地按照周天子的礼制准备舆服仪仗，修筑宫殿，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称王。同时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会盟，把气氛弄得热热的，把场面撑得大大的：宋、卫、邹、鲁诸国国君应邀与会，秦国也派使节到会捧场。这时候的梁惠王真的是挣足了面子，摆够了身段。殊不知“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喜欢的是平均主义，最讨厌的就是个别冒尖，当别人都是鸡的时候，你先变成了仙鹤，这如何了得，所以魏惠王这种利令智昏的举动，恰恰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的困境，到头来为一时面子上的光鲜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战国策·齐策五》）以桂陵、马陵之战为标志，魏国的霸权宣告终结，梁惠王的面子亦随之丢得干净。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梁惠王的可悲，正在于他既不知人，更不自知，既无法胜人，又不能自胜，好高骛远，忘乎所以，对国际形势茫然无知，对自己位置未能摆正，不干实事尽说虚的，热衷做秀，喜欢露脸，稍有资本便要炫耀，一旦得势便要摆谱。更让人可叹的是，他至死也不曾悟出自己之所以倒霉的原因，而只知道一味抱怨命运，责怪天道，从来不曾正视过自己身上的不足，典型的“有哗众取宠之意，无实事求是之心”，这从他和孟子的谈话中反映得很清楚：“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这里你可闻得到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的气息？可看得到一星半点儿的改弦更张的端倪？一个人不虚心、不自重到了这种地步，的的确确是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