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事君数,斯辱矣”:从胡惟庸到年羹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5 次 更新时间:2017-02-27 1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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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孔子毕竟是“圣之时也”,对人情世故有着最透彻的观察,对荣辱贵贱有着最深刻的感悟。一部《论语》,有不少的篇章可以用来给孔子“圣之时也”的评价作注脚。譬如孔子在人际关系上,即提倡“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原则,反对跟别人走得太近,过于密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君数,斯辱矣;交友数,斯疏矣。”意思是说:与君主打得太热乎了,不免君主日后翻脸,招致悲惨的下场;与他人交往到了形影不离、卿卿我我的地步,到头来很可能像刺猬似的互相伤害,势如水火。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君臣、朋友才能彼此欣赏,相安无事,即所谓“距离产生美”。

   由此可见,保持距离,留有空间,既是人际交往上的成功秘诀,也是政治生活中的杰出智慧。

   用它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可以发现,不少功臣之所以没有好的下场,走的几乎都是建功立业——横遭猜忌——举事谋反(或受谗去职)——身败名裂的人生历程,让人浩叹“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的历史轮回,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或忘却了孔老夫子“事君数,斯辱矣”的明训,没有在君臣关系上保持合适的距离。

   综观历史,功臣勋将在建立大功、骤致富贵后忘乎所以、胡作非为,因而遭罹杀身之祸的,可谓是不胜枚举。但这些功臣勋将之所以会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皇上最亲近的人,与皇上有过命的交情,渊源极深,关系特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是以为皇上的宝座是自己舍命帮忙给抢来的,自己功盖天下,勋高五岳,纵情享受是应该的,做事出格说话骂娘是可以的,施加影响指指点点也是允许的。说到底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圈子”意识在作祟。于是乎,他们死抓住权力不放,占着位置不让,霸着财富不松手,滋生欲望永不满足,却始终不曾闹明白,名利富贵,犹如过眼云烟,白驹过隙,对它们的追逐等于是追逐幻影,迟早是会落得一无所有,甚至于身陷祸难的,正像《红楼梦•好了歌解》所称的:“只嫌官帽小,反把枷锁扛。”

   历史上“事君数,斯辱矣”一类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中明初胡惟庸、蓝玉的遭遇,清代年羹尧、隆科多的下场,最具有典型性。

   要说对待功臣宿将心肠之歹毒,手段之残暴,臭名之昭彰,自刘邦以下,第一个当数那个游方小和尚出身的明朝开国者洪武皇帝朱元璋。他早年趁元末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之机,混迹于义军队伍,凭借市井中跌打滚爬熬炼出来的那份狡诈干练,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成为称雄一方的主帅;更靠着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刘伯温、宋濂、胡惟庸、蓝玉、汤和等一伙文臣武将、铁杆哥们的运筹帷幄,浴血厮杀,先后战胜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等武装势力,并打败元朝的铁甲精骑,攻克北京,统一天下,成为新兴明皇朝的开国皇帝。可是,尽管朱元璋心想事成,富有天下,但他骨子里仍然不改市井泼皮的本色,狡狯、残忍、无信无义、刻薄寡恩、反目为仇、自私无耻种种人类最不好的品质伴随其一生丝毫不减。这样的先生当上了皇帝,功臣宿将大祸临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场惨绝人寰的“兔死狗烹”悲剧从此拉开了血腥的帷幕,而他屠刀首先指向的,就是那些核心圈子里的人物。

   就是这位朱洪武皇帝,从他立国伊始,就居心叵测向最亲近的文武勋臣发出警告: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切切不可效法西汉时期的韩信、彭越,“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对功臣勋将的歹毒杀机。尔后他再也按捺不住杀人的嗜好,先后毒死功高盖世的徐达、刘伯温等人。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更大规模的屠戮还在后头呢!遗憾的是,胡惟庸、蓝玉等人依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一心以为自己是朱元璋核心圈子里的人,“淮西故人”,大树底下好乘凉,“车至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根本不用担忧自己的前途。殊不知,人是会变的,“圈子”也是会改的,自己辅佐朱元璋荡平群雄、灭亡元朝,夺取江山固然是事实,赴汤蹈火,居功厥伟同样不假,可遇上了无赖出身、嗜血如命的朱元璋,他们的功劳就变成了让他们命归黄泉的催命符,他们的“圈子”里人的身份,只是提醒了朱元璋更早地对他们下毒手。

   “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如果他们自己能够早点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尽量淡化自己身为“圈子”里人的色彩,夹着尾巴做人,唯唯诺诺,装疯弄傻,那么也许就不大容易被朱元璋抓住辫子,可以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即便是最终逃脱不了一死,至多也是及身而止,无需几万人跟着陪自己殉葬,做屈死的冤鬼。要知道,尽管朱元璋几乎将功臣屠戮殆尽,但毕竟还是放过了一个汤和将军。

   令人惋惜的是,胡惟庸、蓝玉都不曾学张良和汤和,甚至不曾学石守信、王审琦,而偏偏效法了韩信和王敦,在功成名就之际,私欲急剧地膨胀起来,做出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正好让一直想打破原先的“圈子”、拿功臣开刀的朱元璋抓到把柄,有了口实。

   如胡惟庸倚仗着自己淮西旧人、朝廷丞相的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廷上生杀黜陟等大事,他往往不待奏闻皇上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经常先行拆阅,凡是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同时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打击压制与淮西集团存在着矛盾的江浙集团。朝廷内外的势利小人,竞相公开向他贿赂,纷纷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所收受的金帛、珍宝、名马、器玩,多到不可胜数。又如大将军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以千计,恃势暴虐,在军队内部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尊重朱元璋的绝对权威。北征回师,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候,他一股蛮劲上来,居然纵兵毁关而入。朝廷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却目无王法,令家人到云南私自贩卖食盐,带头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对此进行调查,他竟然下令逐走御史。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功臣的腐化堕落,骄纵不法,严重妨碍统治效能的提高,加剧了社会上各种矛盾的激化,而以“圈内”人自命,功高震主,藐视朝廷权威,更威胁到皇权的集中。朱元璋是何等人物,本来他就准备磨刀霍霍向功臣,只是苦于少了必要的借口,如今功臣勋将自己大不检点,贪赃枉法,骄横滋事,这岂不成了自己造成“圈子”、杀戮功臣的最好理由。不是我朱洪武不厚道,而是你老弟逼得我出毒招!恰好这时有人告发胡惟庸有“不臣之心”,又勾结北元残余和倭寇势力。

   这对朱元璋来讲,真是剥夺其权,送胡惟庸上西天的大好时机,于是立即将胡惟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并借机大兴冤狱,一家伙砍掉了三万多人的脑袋。后来又说李善长知道胡惟庸“谋反”却没有及时报告,竟也将这位明朝开国的第一号功臣,还是朱元璋自己的亲家,全家处死;顺带着把第二号谋臣宋濂也给杀了。虽然李善长有朱元璋亲赐的两道免死铁券,况且年已77岁,可是在朱元璋的眼里,他的性命还抵不上一条狗,照样不免一死。

   对大将军蓝玉的处置也基本相同,先是给安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兴起大狱,一刀砍掉蓝玉的首级,并且穷究所谓的“党羽”,一万五千多人一呼隆跟着蓝玉下了地狱。其他的将领除了在战阵上殒命的以外,绝大多数也不得善终。譬如傅友德、朱亮祖、华云龙等人就都是承蒙朱元璋的“恩典”而喋血刑场的。甚至连朱元璋自己的亲侄子朱文正、亲外甥李文忠等“圈子里的圈子”人也在劫难逃,无所幸免,“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同样以屠戮功臣而“青史垂名”的汉高祖刘邦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清代雍正皇帝能在与诸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最终胜出,除了他本人善于玩弄权术,惯于搞阴谋诡计之外,主要是依靠了年羹尧、隆科多这两员心腹干将的两肋插刀,鼎力辅弼。隆科多是康熙病危时唯一的顾命大臣,又以国舅之亲担任步军统领这一要职,掌握着拱卫京城和畅春园的兵权,雍正即位的所谓康熙“遗诏”就是由他之口传达的。他为雍正登基立下了头功,由此备受雍正的尊重。

   年羹尧长期以来就是雍正的心腹。他多年担任四川陕西总督,替西征大军办理后勤,处在牵制和监视雍正的强有力对手、十四皇子允禵(时任征西大将军)的有利位置。在雍正抢班夺权的斗争中,正是这位年羹尧使得允禵无法兴风作浪,束手认命。另外,他在雍正即位当年出任抚远大将军之职,迅速平定了青藏地区和硕特部的叛乱。这次军事胜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对新即位的雍正皇帝是个极大的支持,有力地提高了他在朝内外的威信,大大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堪称一场“及时雨”。年羹尧因此而得到雍正皇帝的多次褒奖。

   很显然,年羹尧、隆科多都是雍正核心集团的骨干,典型的“圈内人物”。雍正成功爬上帝座,两人功不可没。对这一点雍正心里最是明白。因此即位之初,对他们极尽恭维感激之能事,尽心笼络,恩宠无比:“舅舅隆科多……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赞誉年羹尧:“从来君臣之寓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尔之庆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伦。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这类甜言蜜语,出自一个皇帝之口,实在闻所未闻,听起来令人肉麻,浑身上下起一层鸡皮疙瘩。可实际上这正是雍正准备向功臣下手的先兆,是最典型的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年羹尧、隆科多是雍正的铁杆死党固然不假,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处于最核心的圈子,对雍正的历史与心理太熟悉了、太了解了,这就犯了最大的忌讳;与他们在一起,雍正身上的神圣光环就不复存在,这对于九五之尊的皇帝而言,无疑是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

   所以,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的感激与信任只能是暂时的,在他内心的深处,对这两位最铁的“圈内”人物其实存在着深深的猜忌,双方之间的关系迟早会搞僵闹翻。而雍正心肠之坚硬,手段之毒辣,丝毫不亚于明太祖。只不过雍正比朱元璋更加工于心计,更加善于从长谋划,“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他不愿让自己担负一个“杀功臣”的名头,而愿意让功臣宿将自己上钩,于不经意中自陷死地,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收拾他们。

   年羹尧、隆科多不是智商偏低的人,可是在雍正皇帝面前,却顿时成了少不更事的小学生,根本看不出雍正的险毒用心,不知道雍正的褒奖言论其实是裹着糖衣的砒霜。他们自恃是雍正身边的大红人,来头大,靠山硬,是“圈子”中的“圈子”,遂放弃了应有的警惕,误以为自己替雍正立下如此大功,放任自己、作威作福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乎,一个个为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如年羹尧在建树大功之后,很快便忘乎所以,恃功骄纵。军中及川陕用人,往往不经奏请,即自行决定,称为“年选”。他以这种方式拉拢一批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随着权力和势力的增强,他更加骄横不法,目无君上,凌辱同僚,甚至令总督、巡抚跪道迎送自己。对雍正派往军中的御前侍卫(其实是雍正派去专门监视他,寻找除掉他口实的特务),年羹尧竟然“作奴隶使令”,为“伊登镫”。这样一来,他恰好中了雍正的圈套,打击收拾他的理由找到了。雍正的花言巧语犹在耳畔,便“图穷匕首见”,对年羹尧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了。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先给年羹尧安上一个“怠玩昏愦”、“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的罪名,将其调任杭州将军。同时讽示群臣继续给年羹尧罗织罪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负面性,是它曾经造就无数看皇上眼色行事,惯于顺竿子爬的无耻宵小。这等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现在皇上要治“年大人”之罪,墙倒众人推,赶紧落井下石吧,遂有许多臣僚纷纷劾奏揭发年羹尧的“滔天罪行”。这正是雍正所需要的局面。等到各种“罪证”收罗完毕(恐怕至少有一大半是“莫须有”的),雍正便理直气壮地决定让“年大将军”命归黄泉。同年年底,以九十二项大罪,勒令年羹尧自缢以谢天下(比起朱元璋功辄开斩数万人,雍正皇帝“仁慈”多了,也无怪乎会有《雍正王朝》这样的“历史正剧”来替这位暴君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了)!这位可怜的“年大将军”,至此终于为他“事君数”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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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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