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琦:再论清朝对中亚宗藩体制的维系与巩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 次 更新时间:2017-02-16 15:50:01

进入专题: 宗藩体制   清朝   中亚  

耿琦  

   内容提要:清朝统一新疆后,相继与中亚诸部确立了宗藩关系,从而将宗藩体制拓展到了中亚。对清朝而言,中亚部落在成为外藩的同时,其领主便自觉地与乾隆皇帝结成了非对称性的私人关系。为确保和强化这一关系,乾隆皇帝对外藩给予恩惠或奖励时走向台前,对外藩加以拒绝或训诫时则退居幕后。乾隆皇帝与中亚外藩领主间的私人关系,推动了清朝对中亚宗藩体制的维系和巩固,从而为清朝在新疆的统治营造了良好的地缘格局。

   关 键 词:清朝 中亚 乾隆皇帝 外藩领主 私人关系

   作者简介:耿琦(1983- ),男,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新疆史、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

  

   清朝对中亚宗藩体制的维系和巩固,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以清朝中亚宗藩体制的构造、清朝的中亚政策、处理中亚外藩问题时的重大举措作为切入点。对乾隆帝利用他与中亚外藩领主的私人关系巩固中亚宗藩体制的做法,认识则稍显薄弱①。这些问题的存在,将不利于我们对清朝巩固中亚宗藩体制方式多样性的认识。故此,本文拟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寄信档,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对乾隆帝为维系他与中亚外藩领主间的私人关系所采取的技术性运作,进行检视和探讨,希望能够借此推动我们对清朝巩固中亚宗藩体制方式的进一步认识。

  

一、强化私人关系

   清朝在某种程度上,将外藩地位视为给予特定统治者个人,而非其所在政权的一种“权利”。正因如此,外藩统治者的继承人,“即使是合法的和没有争议的继承人,也得通过同样的程序争取中国的承认”[1]。根据这一观点,乾隆帝在接纳哈萨克、布鲁特、浩罕诸部为清朝外藩的同时,他与这些中亚部落的领主之间也自觉地完成了非对称性私人关系的构筑②。

   在接纳中亚各部落为外藩之初,乾隆帝对强化自己与这些部落领主的私人关系并无多少热情。所以,在乾隆帝与各部领主的早期“对话中常常蕴涵相互对抗的权力诉求和限制此等诉求的详尽策略”[2]35。譬如,哈萨克首领阿布赉借朝觐之机向乾隆帝恳请到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游牧时,乾隆帝立即加以拒绝:“哈萨克游牧,颇属宽广,理宜守其旧界,不可妄思逾越。”[3]卷613,895阿布赉恳请将一些土地赏给哈萨克,乾隆帝“乃妄行陈奏,朕必不允”[3]卷629,10。然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得以初步巩固后,乾隆帝逐渐开始转变了原有的态度,开始对强化他与中亚外藩领主的私人关系产生兴趣。

   除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步入正轨之外,我们有理由相信,乾隆帝之所以产生加强自己与中亚外藩领主私人关系的念头,很可能是受到了浩罕遵从清朝指示退还侵占布鲁特土地事件的鼓舞。乾隆二十七年(1762)浩罕出兵侵占了额德格讷布鲁特所属的鄂什等处地方,并掠走了许多牲畜、财物。该部布鲁特领主在不敌浩罕之下,急向驻守新疆的清朝官员求助。新疆官员由此派人至浩罕,责令其领主额尔德尼退还所侵布鲁特之地。尽管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断言浩罕伯克必定会遵从新疆官员的指示,退还占据布鲁特之地。但是实际上,乾隆帝对于浩罕伯克会否听命并无充分的把握③。然而不久之后,却从新疆传来了浩罕伯克“谨遵约束,将所侵阿济比之鄂斯(鄂什——笔者按)等处交还指给”的消息。这无疑大大提振了乾隆帝对清朝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信心,同时也为乾隆帝强化他与浩罕伯克等外藩领主的私人关系凭添了动力。所以,当巴达克山领主于不久之后向清朝讨要磨匠和琴师时,乾隆帝毅然决定“派人前往”④。

   在某些情况下,乾隆帝甚至会为了确保他与中亚外藩领主间的私人关系,对这些外藩领主属下部民的不驯之举乃至犯罪行径预做开脱。例如,乾隆帝曾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接到奏报,“哈萨克鄂罗木拜等十几贼入卡伦伤人、盗马”⑤,其中八名贼匪在被新疆官兵捕获后,又乘机逃归所属部落。然而就在案情尚未明朗之际,乾隆帝却预先为他们进行了辩护:“尔等哈萨克以为现今盗取之马,并非大皇帝之官马,系参赞大臣马群之马,关系不大,亦未可定。”⑥从而规避了哈萨克蓄意挑衅乾隆帝本人权威的可能性。不久之后,逃跑的盗马者的领主阿布勒比斯就对乾隆帝的提点进行了回应,将此前一直拒绝交与新疆官员的属下鄂罗木拜等,“交付伊子卓勒齐解来”⑦。

   另外,乾隆帝曾因浩罕伯克纳尔巴图违背清朝指令,拒不交出寄居在浩罕的和卓后裔萨木萨克,一度剥夺了其作为外藩领主遣使朝觐和在新疆贸易的特权。但是在新疆官员发给浩罕伯克给纳尔巴图的札文中,乾隆帝却刻意将浩罕拒绝交出萨木萨克的责任,归结为浩罕领主“听信属下歹人之言”⑧。也即是说,并非纳尔巴图本人有意违背乾隆帝的意志拒不交出萨木萨克,而是他的属下从中作梗。从而为日后修复乾隆帝与纳尔巴图的私人关系,保留余地。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最终恢复了纳尔巴图通使朝觐和在新疆贸易的权利。在颁给浩罕的敕谕中,乾隆帝向纳尔巴图强调了他对自己与历代浩罕伯克私人关系的重视,“自尔祖额尔德尼,受朕深恩,至尔犹不时遣使朝觐”[3]卷1420,6并借此暗示纳尔巴图,他也应该同样地珍视他们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

   在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乾隆帝对强化他与中亚领主之间私人关系的热情,是具有选择性的。换言之,乾隆帝乐于强化私人关系的对象,仅限于哈萨克汗、浩罕伯克这种对清朝新疆权益具有较大影响的外藩领主。而对于那些距离新疆甚为遥远或实力弱小部落的统治者,乾隆帝显然并无兴趣拉近与他们的私人联系。譬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巴达克山伯克素勒坦沙曾代表布哈尔和达雅尔领主向乾隆帝表达了请为清朝外藩的意愿:“今有布哈尔之诺罗斯伯克、达雅尔伯克二人,至巴达克山。闻我等归附后身受重恩,其汗阿布勒噶子等情愿率属归附。”[3]卷713,956虽然布哈尔是中亚的一大部落,但因其对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影响不大,所以乾隆帝最终还是拒绝了其领主请为清朝外藩的请求。再如,新疆官员曾于乾隆四十九年(1783)将未主动前来的布鲁特领主召至新疆,赐给顶戴。乾隆帝得知此事后,即指责新疆官员“所办殊属过当。”并由此阐明了他对布鲁特的看法:“布鲁特人等,不足轻重。其来附者,量予施恩,赏给顶戴,尚属可行。”[3]卷1217,323对于不愿前来的布鲁特领主,则大可不必唤来,更加无需赏给顶戴。由此可见,乾隆帝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对所有外藩一视同仁,他对自己与中亚的那些遥远或弱小部落领主的关系,并不十分在意。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乾隆帝强化他与外藩领主的私人关系,其意图在于将清朝与中亚外藩部落之间的宗藩关系“限制在一个统治者与另外一个统治者之间而非一国政府臣服另一国政府,从而简化这种关系”⑨。从而利用这种关系来巩固和强化清朝在中亚的宗藩体系。

  

二、施恩外藩领主

   乾隆帝出兵统一新疆的决策,早在公布伊始就招致了广泛的非议。即便是在取得空前的军事胜利,成功统一新疆之后,朝廷内外“仍经常出现对征服西域所付出的生命、劳动和国家财产的代价的批评”[2]50。尽管乾隆帝总是不遗余力地对自己西向用兵的正确和英明加以申明,但是对他穷兵黩武的指责却从未真正平息。然而令乾隆帝颇感意外和欣喜的是,中亚诸部的争相输诚竟意外地起到了“稍可免众人之浮议”[5]的作用。或许正因为如此,乾隆帝开始有意地弱化中亚诸部与清朝的地缘利益互动,坚持将中亚诸部请为清朝外藩的根本动因,归结为对他恩德的感佩。与此相对应,乾隆帝也不忘提醒中亚外藩各部的领主,牢记成为他“臣仆”后所得到的加恩抚恤和从前频遭准噶尔侵扰的悲惨际遇,叮嘱他们“惟当感激朕恩,益矢诚敬”[3]卷1420,956。并继而向这些外藩领主允诺,只要他们保持对他的诚敬和恭顺之心,他就会慷慨地对他们赐予“恩惠”⑩。而乾隆帝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清朝在统一新疆后,准许外藩商民到新疆进行贸易。而外藩领主本人的货物在进出新疆进行贸易时,可以享受免交商税的优待。假如我们将清朝给予外藩商民到新疆进行贸易的权力,视为国家优待外藩的政治举措;那么我们大概也可以将乾隆帝赋予外藩领主的免税特权,看做是清朝皇帝赐予外藩领主的私人恩惠。而清朝之所以赐予外藩领主恩惠,其根本目的在于强化皇帝与外藩统治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因此,即便这种个人特权被某些外藩领主所滥用,清朝也往往不加过问。例如,尽管乾隆帝知道浩罕伯克为得贿赂,常将商人货物指为自己所有“代为禀请免税”[6],但是为了不破坏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乾隆帝却索性装作对此一无所知。

   如前文已经论及,哈萨克部落首领早在清军尚未将准噶尔彻底平定之前,就已开始向清朝谋求到塔尔巴哈台、伊犁游牧的权利。在多次遭到拒绝之后,甚至不惜捏造消息,“谬言爱呼斯地方,已蒙大皇帝赏给哈萨克游牧”[3]卷629,10。即便在谎言被戳穿之后,一些哈萨克牧民仍连年偷越到新疆边境牧放牲畜。虽然乾隆帝也对哈萨克牧民不断越境感到不胜其恼,但是为了示恩外藩,乾隆帝不仅会将越境游牧哈萨克牧民概行释回,甚至还会对听命离境者的领主给予奖励。乾隆二十六年(1761),一批哈萨克牧民越境至新疆布木察罕乌苏、勒布西等处游牧,被清朝官兵驱逐出境。乾隆帝在得知这些哈萨克牧民听命离境的消息后,随即令新疆官员将他们的部落名目“查询存记”,待该部来新疆贸易时,以他的名义奖给其领主绸缎和布匹(11)。

   当然,与外藩属人的遵檄听命相比,外藩领主本人的恭顺效力显然更能激起乾隆帝施恩的意愿。乾隆五十二年(1787),哈萨克领主杭和卓听闻新疆马匹被自己的属人所劫,“立即亲率属下前往杜兰哈拉,拿获正犯;将被盗马匹如数追回,一并解送前来”(12)。乾隆帝得知此事后十分欣喜,随即降旨对杭和卓“赏给缎匹、荷包,以示鼓励”。而负责处理此案的新疆官员却认为,此时仍有盗匪在逃,而且杭和卓送来的马匹也并非新疆丢失之马,所以要求杭和卓继续寻找在逃案犯和被盗马匹。此后不久,杭和卓之弟博普又将“缉获偷盗厄鲁特牧场马匹之贼中之二人、马五百余匹”押送前来。然而新疆官员却因涉案人员仍未全部归案,命该部继续进行缉捕。面对新疆官员近乎苛刻的要求,博普不仅遵照指示立即“前往特穆尔绰霍之拜济吉特鄂托克,努力办理”,而且还提出在他解来的马匹中选取良马,抵偿新疆的被盗马匹。乾隆帝在获悉此经过后,不禁为博普的恭顺效力大为赞叹,“此乃感戴朕恩效力矣”(13)。立刻降旨赏给博普以公衔、红宝石顶和双眼花翎,以表彰其此次感恩效力之举。乾隆帝于事后宣称,博普之所以如此恭顺效力,“本因其兄杭和卓平素感戴朕恩”(14)。换言之,在乾隆帝看来,正因为他对该部领主频施恩惠,该部落才会对清朝如此恭顺听命。

   另一方面,清朝为优待外藩,决定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准许哈萨克交纳“马租”(15)后在新疆边境游牧。与哈萨克同为外藩的布鲁特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也向清朝提出申请,愿照哈萨克之例到新疆边境游牧。乾隆帝认为,布鲁特进入新疆边境后“必至终年居住”,若数年后再想逐回“反难免埋怨”,故此决定不允其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乾隆帝竟巧妙地借此次拒绝布鲁特,达到了示恩于哈萨克的目的。乾隆帝命新疆大臣代其向哈萨克首领宣称,他是为了顾全哈萨克的安宁——从前布鲁特常到哈萨克劫掠,“今若准伊等于特穆尔图诺尔等处游牧,则相离甚近,以后此等事必将较前甚多。”——才拒绝布鲁特入边度冬之请。乾隆帝对自己此番的巧妙安排甚为得意,继而断定,“哈萨克等知此,想益加感激朕恩矣”(16)。

除此之外,乾隆帝还曾以赦免外藩所属案犯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宗藩体制   清朝   中亚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226.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