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和志 夏亚峰 马佳士: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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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外交与中美缓和

南和志

   我主要讨论20世纪70年代中国石油外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是中美两国关系缓和的年代。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到1979年1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七年之间,两国的非官方关系逐渐发展,特别是贸易关系。70年代中美贸易总额几乎从零逐渐增加到20亿美元左右。中美两国曾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过程,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过其中一个重要的产品——石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是“石油穷国”,石油供应基本上依赖苏联的援助。苏联的石油技术和工程师对克拉玛依、独山子等油田的勘探和开发起了较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在1960年后,苏联突然撤回所有的技术援助。中国当时除了从匈牙利、罗马尼亚、东德、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以及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有限的石油技术之外,基本上依靠本国自主的能力开发石油能源,石油政策自此体现了中国在外贸上的“自力更生”政策。此后,中国连续发现了大庆油田(1959年)、胜利油田(1961年)和大港油田(1963年)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油田后,石油业迅速发展。1978年石油日产量已超过2000桶,但因为伴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量也同样大幅增加,所以此时的出口量还是微不足道。然而,这些统计数字并没有正确地反映中国石油对其外交的重要性。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导致了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石油来源大部分依赖中东地区的西方国家面临了由此导致的各种经济困难。与此相反,中国的石油生产则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根据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来看,在中国的东南海地区可能存在世界储量最大的海上油田。所以,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中国突然从“石油穷国”变成了未来的“石油大国”,甚至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把中国看作另外一个中东。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日商人陆续来华,迫不及待地与中方进行石油进出口合作。

   然而,冷战时代的中国对外石油政策十分复杂,所以中国对美国石油商人要求出口石油的回应始终并不积极。中国一方面对北越、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石油,表示对他们反抗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希望由此减少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影响的同时,加强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也对很多非共产主义国家出口石油。例如,中国从1973年开始向日本出口石油,虽然出口量并不多(约为日本一周消费量的五分之一),但这减少了日本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能源开发的必要性,打击了苏联用外资开发石油,避免石油生产量下降的能源政策。同时,中国为了加强国际影响,向香港地区、泰国和菲律宾等亚洲地区出口石油。在尼克松访华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对美国商人也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比如,1973年5月驻美联络处建立后,主任黄镇(前驻法大使)对很多美国企业家如是说:“中国石油业很有希望,将来可以对美国出口石油。”中国确于1975年底邀请多家美国石油企业来中国商议石油出口的相关问题,虽然最终并未达成合作共识,但是事实表明,在1976年4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导致邓小平下台之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石油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而,1974年2月毛泽东开始主张三个世界理论,这个理论把世界各国划为三个世界,美苏两霸属于第一世界,拥有财富和核武器;日本、西欧和东欧等美苏两霸的同盟国属于第二世界,拥有略少于第一世界的财富和核武器;其他国家,就是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属于没有财富和核武器的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因为受到第一世界的压迫,所以要紧密团结,对抗美苏两霸的影响。对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来说,石油不仅是经济产品,也是反抗美苏两霸的政治武器。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谴责美苏两霸在第三世界疯狂地进行扩大影响的竞争,削弱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压迫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他表明支持中东产油国对西方国家禁止出口石油的决策。同年10月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也在联合国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视其为历史性的、正义性的斗争。在1974年中国第一次试水海洋勘探船时,这一成就被看成是对美苏两霸控制世界石油能源的有效打击。早在1970年中期的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也影响了中国的石油政策。“四人帮”开始批评邓小平等现实派支持对西方国家出口石油的决策,认为石油是中国自力更生的象征,把它卖给外国是忽视人民利益的卖国主义行为。1976年7月李先念与美国商人代表团交谈时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石油的可能性很小,中国虽然在继续开发新的油田,但是不会借助于外国”。

   中国此时虽然不再对美国出口石油,但是对美国的石油技术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从1972年起中国开始进口西方的石油技术,特别是海上勘探技术。李先念和李强等领导人,甚至毛泽东本人都承认当时的中国石油技术落后,如果开发海上油田,中国需要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中国进口了挪威、日本和新加坡等国的海上勘探技术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各种海上石油勘探设备,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进口石油技术时经常把日欧企业放在技术水平世界最高的美国企业之前,引起美国商人对两国关系进展缓慢的不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等新领导人立即逮捕了“四人帮”,进而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后被称为“洋跃进”。其目的为更快地进口西方的先进技术,包括石油技术,以便加速经济发展,早日实现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争取在20世纪结束之前赶上并超越西方国家。1977年5月华国锋在大庆油田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赞扬大庆石油业的领导人和工程师,说他们在“洋为中用”的思想下勇于引进外国技术,并且宣布要在1985年以前建设十来个“大庆油田”。与此同时,尼克松、福特政府企图减少美国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但因为各种国内经济原因,他们的能源政策基本上没有取得成功。所以,70年代中期后,美国的石油(技术)企业越来越重视中国,开始对中国出口各种先进技术,包括海上勘探设备,谋求开发中国海上油田,盼望将来分享其成果。虽然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一直没有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中美的技术合作却由此徐徐展开,比如两国石油工程师与官员的互访,加深了双方关于石油业的了解与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球局势突变,由于苏联在中东、非洲等第三世界的挑衅行为,美苏关系的缓和局面破裂,导致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在石油产地附近扩大自己影响力的行为,会威胁到美欧日等国家的石油供应,中国领导人也有此类观点,屡次警告美国政府官员苏联有扩大政治影响的野心。同时,因为苏越军事同盟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邓小平于1977年7月再次上台后,立刻开始了新政策,其内容为比以前更积极地引进美国先进技术,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全球扩张。此时,石油给新的中美战略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70年代的中国,虽然进口了诸多外国技术,但是一直拒绝用任何合资的方式开发海上油田。这个政策是中国现代史的教训。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如果允许外国企业在国内开发能源,很可能导致领土主权受损。然而1978年5月中国突然撤回之前的决定,邀请四家美国石油公司向中国派遣代表讨论共同开发海上油田的可能性。这个前所未有的举动震惊了美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他们认为中国的新领导在“自力更生”和“引进外国技术”之间没有看出任何矛盾。中国的新石油政策也确实表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愿意与美国开创战略性的能源合作关系,以便开发海上油田,牵制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其实,这个新石油政策是中国石油业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过去开采了过多陆地油田,中国石油生产量的年增幅在1978年和1983年之间下降到百分之五,国内最大的大庆油田生产量的年增幅也在1981年到1985年之间下降到百分之十。中国虽然进口了很多外国的技术,但还是缺少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这些因素也让70年代末期中国石油生产和消费的局势越来越紧迫。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康世恩也承认,中国邀请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到中国开发海上油田是经济上的需要。中国海上油田的新政策推动了中美战略合作。1978年10月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访问了中国(他同时是尼克松、福特政权的国防部长,因为反对美苏缓和跟基辛格发生冲突,后被开除)。此人一直主张美国要靠近中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威胁。他在北京与中国石油产业之父余秋里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共同谴责苏联在中东、非洲地区的领土野心,并且对于加深两国在煤炭、核能等各种能源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余秋里对施莱辛格说:“石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由此表明,石油不仅是中美经济合作的关键,而且是两国战略合作的重要环节。因为当时的中美两国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们没有达成具体的石油合作意向,但是美国石油企业跟中方已开始深入讨论海上油田的开发问题,所以中美两国之间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以石油为主的能源合作关系。1978年11月21日中国和美国公司(The Coastal States Gas Corporation)签订协议,来年向美国出口石油360万桶,相当于美国一天总消费量的六分之一,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效果。这个数字虽然很小,但是在政治上的意义却很深远。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卡特和邓小平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的能源合作也开始迅速发展。中美建交前后,很多美国企业跟中国企业达成了各种技术合作意向,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979年3月中国石油公司和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ARCO)签订了两国之间的第一份海上油田开发协定。后来其他美国公司也签订了相同的协定,自此中美海上油田开发合作持续到1985年左右。此时因为世界石油价格下降,美国石油公司失去了对中国海上油田的投资动机,但是能源合作象征了中美同盟的开始。1979年2月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美国基本上没有抗议,同年12月苏联侵犯阿富汗后,中美两国一起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在中国的眼里,美国从冷战时代的死敌变成了新冷战时代的同盟。

   总之,中国石油并没有挽救美国的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美国人想象中的中国大量出口石油的现象也并没有出现。但是,中国石油确实挽救了一个东西,那就是中国自己的“四个现代化”:1979年1月伊朗革命引起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让世界石油价格再次大幅上升,虽然中国石油生产量和出口量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小,但是石油出口额达到了中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以上,给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引进外国技术的政策带来了极大的财政支持。一言蔽之,中国石油对中美经济关系的贡献或许是有限的,但它对中美战略合作关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外交转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夏亚峰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他关于国际政治的思想不断在变化。毛泽东在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理论,主要是根据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以及他本人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理解。毛泽东希望建立一个反美统一战线,以便在国共内战中打败国民党。到1949年,为了抵消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政策,寻求与苏联结盟。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以便与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称这些国家为“人民间接的同盟军”。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试图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到“文革”期间,中国实行全面的激进外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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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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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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