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 邱林川 韩孝荣: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9 次 更新时间:2017-02-06 12:16:40

进入专题: 乡村治理   社会治理   民族关系  

戴震   邱林川   韩孝荣  

   当然,那时还有起草《新闻法》。现在说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有法可依。80年代《新闻法》起草、修改至第三稿,之后没再持续完成。可以说,对现代城市社会治理而言,新闻媒体是少有的“无法可依”的行业。虽然如此,治理新闻媒体也还是有一套体系的。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还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都是媒体改革和城市社会治理中比较高级的提法。

   列宁主义新闻学是不是只有“喉舌论”?英文文献中讨论列宁主义新闻观一般都会提到媒体要为革命服务的概念“revolutionary concept”。就是说,除了作为党的喉舌之外,列宁主义政党实际上是一个革命政党,所以在革命时期,它需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人民的主体性。毛泽东时代也如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两个重大”,这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延续,但其前提是大家要有主体性,而不只是被动地接收媒体信息。

   农村的媒介体系在80年代也发生了重大变迁。最重要的是广播电视系统“四级改三级”。在毛泽东时期,国家、省、市、县每一级都有主体地位开展广播电视工作,比如当时很强调有线广播,权利下放到较低的基层。到了1983年,四级改三级,其中虽有反复,但结果是砍掉县台,削弱地方广电的主体性,这是后来农村文化凋敝的一个起点。以上说的是第二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邓小平南巡开始,1992年是拐点,也是传媒新自由主义化的重要拐点,市场化的脚步大大加快。之前就出现了晚报,之后进一步发展出都市报,向相对发达的城市地方放权。1996年开始出现传媒报业集团,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就是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以前我读书时,报业集团还是被批评的,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媒体形态。这时则开始把不同报纸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大的实业公司,经营各种业务,比如有的报业集团主要经济来源是房地产,根本不再靠卖新闻。传媒市场化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联通,媒体市场内部多元性开始急速增加。我负责的这本书里有两篇相关分析:一篇是丁未讲的城中村里网吧管理的情况,还有一篇是刘亚讨论网络上关于“二奶”的话题。《开放时代》还有一篇更早的文章,叫《有钱的、下岗的、犯法的:解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小报故事》,是赵月枝老师写的。这些文章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市场化也好、互联网也罢,都使我们可以从媒体中看到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化过程,而是使一些以前不能进入公众视线的现象,如“二奶”,被折射出来,得到大众的关注与讨论。所以,这一时期的一个基本特色是多元性。互联网及商业化都使媒体内容的多元性有明显增加。这一趋势一直保持到北京奥运会时达到高峰,直至2009年。

   2009年是继1992年之后的另一个拐点。具体说来,乌鲁木齐“7•5事件”是重要分水岭。可能大家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媒体行业内部此时开始发生重大改变。有的传媒人认为2013年权力交接是分水岭。对此我觉得值得商榷,因为2009年形势就开始收紧了。纸媒表面上说是因为受到网络媒体的冲击、受到监管压力太大,但我看其危机也与前一阶段过分商业扩张有关。自己不好好去做新闻,哪怕娱乐新闻也没做好,而只是成为了金融资本统领下的一个小分支系统,相对的独立自主性自然会打折扣。

   从2009年到现在,网络越来越普及,管控也加强了。这是一种有选择的国际化:在娱乐、经济方面,空间更大了,但同时也有2010年的谷歌事件。谷歌撤出中国,这是具有指标性质的。大约从此开始,不但是外资高科技企业,包括外国传媒机构在国内起到的作用都越来越边缘。

   总体来看,表面看似乎仍很多元,但如果进行一下实际分析,我看其对多元社会的代表性是下降了。新旧媒体内容呈现的结果究竟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声音?什么利益集团的声音?王维佳和杨丽娟在《开放时代》的文章中有清楚说明。他们论证“吴英案”当时在微博里的讨论具有“党性”,这个“党”不姓共,而姓资。

   回到我们关注的历史,回到城市治理的问题,新闻行业无法可依这一点,从境外学人的视角来看,是具有一定倒退性质的。如果有健全的法制(rule of law),这当然更好。但是,近期出现的央视庭审,恐怕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法院还没判,就把疑犯放到央视上进行“公审”,这对媒体行业治理本身也不好。

   互联网治理的主体,不是单一的中宣部。其中涉及很多网络关键治理领域,包括最高单位对网络安全的直接介入,中宣部也只起辅助作用。地方利益集团与中央部委之间就互联网治理出现博弈,这与传统传媒行业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比如,参与治理的范围,以前四级改三级,现在越改越集中,真正能够参与的人群哪怕在精英之中也越来越小了。至于治理的效果,当某些民众的声音合乎精英集团利益的时候,它就变得更加可见。但是,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情况是,网络民意日益被精英主导,同时在权力与市场中被重新结构化。

   总体来说,媒体对社会力量的形成越来越无力。特别是在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中,媒体主要宣传的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去政治化、去社会化。这是曾繁旭老师在其合著文章中的一个观点,也是我负责的这本书中另一篇文章,即赵月枝和吴畅畅的论点——工农的话语现在越来越少,恐怕又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时候了。

  

民族关系的前后三十年

韩孝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和新疆地区常常发生的一些骚乱和冲突事件使得一些人对中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做出过于悲观的评估,并由此衍生出两种舆论。一种是“怀旧”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三十年的民族关系好过后三十年的民族关系。“那时候大家都和睦相处,根本不在乎谁是汉族、谁是藏族(或维吾尔族)”是在边疆地区常常可以听到的议论。另一种是“崇外”论,主张某些国家(比如美国)在民族关系方面比中国处理得更好。在政策取向上,怀旧论的支持者们主张向后看,要恢复前三十年的某些政策;崇外派则主张向外看,要通过借鉴某些国家的经验来制定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两派的共同认识是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存在严重问题,需要彻底改弦更张。

   一、前三十年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真正贡献在于确定了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基本方向。中国创立了适合本国情况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没有采行苏联的联邦制;通过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调查和研究,中国政府在三十年间识别出五十六个民族,构建出“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相对稳定的民族格局;中国政府倡导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主张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并且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教育和文化。这些形成于前三十年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至今仍然代表着中国民族政策的根本精神。

   前三十年虽然创立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前三十年的民族关系却并不比后三十年更加和睦、和谐。西藏自1950年解放军进藏到1959年拉萨事件期间曾经历过几度紧张局势,1956年以后藏区越来越不平静,终于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民族矛盾。1969年爆发的影响到西藏多个县份的尼木事件就涉及民族之间的冲突。也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新疆“伊塔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和云南“沙甸事件”等都与民族矛盾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比后三十年中最严重的民族冲突更具破坏性。

   造成前三十年民族问题的原因至少有下面三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有政府中最强势的一个。自清朝衰落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离心势力,某些地区某些民族甚至试图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独立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功地制止了这类分离势力和分离倾向,并致力于在边疆地区重建和加强中央集权,这势必引起地方实力派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常常就表现为民族冲突;第二,中央政府虽然制定了基本正确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并没能得到始终一贯的执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正确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的政策,都受到批判和背弃。民族政策的激进化和极端化在一些民族地区引起反弹,而这种反弹也常常表现为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第三,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干涉。西藏的分离主义势力就得到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支持,而新疆的分离主义势力则得到苏联、土耳其等国的支持。

   前三十年没有爆发更多和更严重的民族冲突是和当时严密的社会政治管控分不开的。首先,人员的流动受到严密的控制。内地人去往边疆或是边疆同胞移居内地,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边疆社会也同内地社会一样,每个城乡居民都由至少一个政治、经济或社会组织管理着,而所有这些组织都直接从属于政府。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在政府掌控之下,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够组织和策划不被政府认可的社会、政治活动。其次,信息的流动也受到严密的管控。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人员与信息的交流非常有限,而国内的信息流动也都由政府掌控着。例如,有关云南“沙甸事件”的消息就曾经被严密地封锁着。试想,如果当年就有政府不能完全控制的互联网,而“沙甸事件”的过程能够以正确的或歪曲的形式在网上实时传播的话,势必会引起其他一些穆斯林地区,特别是回族地区的连锁反应。再次,与上述两种管控相联系,人的思想和情感也受到严密的控制。政府通过媒体、学校、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把官方的主张灌输给大众。政府提倡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则受到批判。由于政府鼓励对于民族情绪和民族意识的压制,有些时候人们不得不装着忘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这是现在一些人认为前三十年某些地区民族认同完全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原因之一。

   这种装出来的民族和谐在当年就曾经迷惑了一些人士。改革开放之初,在达赖喇嘛派往藏区的访问团到达西藏之前,西藏的地方干部就曾经向中央保证:西藏的民族关系没有任何问题,藏族同胞都幸福而满足,没有不满情绪。他们甚至担心藏族同胞会因为抑制不住内心对于达赖喇嘛那帮阶级敌人的仇恨而对访问团做出不敬之举。后来发生的一切令这些地方干部和他们的上司都大为震惊。访问团所到之处,都受到藏族民众的热烈欢迎。藏族同胞们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似乎一夜之间就复活了。先前的和谐和幸福感也消失了,他们开始向访问团诉说那些年所经历的痛苦。这些诉说经访问团反馈到北京后,北京的主事者们才意识到:原来藏民的幸福感和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不在乎至少部分地是装出来的,而原来西藏还有很严重的问题。这是后来胡耀邦进藏的缘由,也是中央通过召开一系列西藏工作会议而出台对西藏新政的开端。

   在很大程度上,后三十年的一些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是前三十年的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被遗留,主要是因为很多与民族有关的问题,比如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宗教冲突和文化冲突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来就不是在三十年之内可以解决得了的。我们曾经误以为一些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在前三十年高压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一些矛盾和问题被压抑和掩盖了,而这些被压抑和掩盖了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高压被解除就自然地爆发了。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和新疆所发生的问题的根源之一。

   二、某些国家也不比中国做得更好

崇外论并不比怀旧论更令人信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乡村治理   社会治理   民族关系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033.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