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国际关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日关系史。 原文载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日本南进思想始于19世纪末的民间，20世纪30年代转为政府主导并趋于兴盛[①]。二战前所谓的南进思想一般指着眼开发、殖民、占领南洋上诸多岛屿的扩张性理念，广义的范畴指现今东南亚地区及南太平洋诸岛。

　　 概观近代日本的国际关系史，便可发现其主要矛盾基本聚焦于北方。更准确地的说，矛盾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日本近代史中数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对外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等都是围绕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的矛盾展开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忽视了南洋的存在。1874年台湾出兵、1879年吞并琉球、1895年《马关条约》割占台湾等行为都显示了日本对南方海洋的早期注意。实际上，概观一战时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日战争时期攻占海南岛，进驻法属越南，南下英属马来、荷属印尼、澳大利亚的历史轨迹，便可以勾勒二战时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框架，战争的方向最终发展至美日太平洋战争。此意义上而言，日本近代史上的对外矛盾有一个由北至南的大转变，因此，可以说南进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如果从历史的构造变化出发，或是从已知的历史结果倒推原因的话，日本南进之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日本的扩张野心。二，东亚、东南亚地区出现的力量真空。但是，在此基础上，仍然有必要更为微观地、深入地观察当时国际政治的复杂动态，实证性地、批判地考察日本南进思想的具体演变进程。这既符合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又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实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日本民间社会的南进思想是起源于何种历史脉络之下、又是出于何种原因被提升为国家政策的这一变化过程做一考察。

　　 一、近代日本南进思想的第一种历史脉络

　　 理解近代日本的南进思想，首先要把握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相比于福泽谕吉代表的“脱亚入欧”论以及冈仓天心代表的“亚洲主义”而言，南进思想只是近代日本思潮中的旁系。福泽强调“脱亚”——实为脱离中华秩序，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对待东亚。相反，冈仓强调“兴亚”，呼吁建立日本主导下的亚洲一体性以对抗欧美列强。

　　 “脱亚”与“兴亚”这两种思想在日本近代史进程中相互对立、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呈现出高度复杂的动态。那么，我们需考虑的是，南进思想的起源与演变与这两种思想是何种关系？

　　 1903年，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中开卷明义地提出“亚洲是为一体”，“如果亚洲是一体的，那么亚洲各民族形成一个强大的单一体系也就是必然的事实”。冈仓强调的“事实”，其实只是一种期待，因为百数十年以来直至今日，亚洲的一体化仍然处在缓慢的进程之中[1]。但是，当时日本的亚洲主义者确有在南洋活动的迹象。例如，1893年，泰国在法国炮舰外交的胁迫下，割让了湄公河以东地区并赔款。对此事义愤填膺的宫崎滔天、岩本千纲、石桥禹三郎等人立刻进入泰国，试图通过日本移民帮助泰国锄强扶弱[②]。可这类案列并不多见，难以说明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具有足够的相关性。

　　 当时南洋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与东北亚国家差别甚大。南洋既有盘根错节的欧美势力，又不属于传统的儒教汉字文化圈，在宗教与人种上也与东北亚国家存在极大差异。因此，所谓“同文同种”的概念无法适用于南洋。此外，在日本早期的认识中，并不存在“东南亚”的概念，南洋的岛屿（例如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岛、瓜哇岛、菲律宾）被认为是属于大洋洲的范畴，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则属于亚洲[③]。因此，亚洲主义的理论显然难以通用于整个南洋地区。事实上，亚洲主义者在南洋的行动也是浅尝辄止[④]。尽管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思想之间关系薄弱，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事实上逐步形成的人员、物品、资金、思想的网络。

　　 19世纪后半期，南洋地区基本上已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此时，日本首批集体性进入南洋的群体是各类娼妇，俗称“唐行小姐”[⑤]，以及小商贩、农民、苦力、渔民等日本社会中苦于生计的底层人士。正如当时的日本民谣《流浪之旅》的歌词描写的那样——“不断地流浪，落脚之处，北方的西伯利亚，南方的瓜哇”[2]，这些早期进入南洋的日本人并非受日本政府的政策驱使，而是为了谋求生计的偷渡行为[⑥]。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偷渡南洋的日本底层人士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社会中人地不均的矛盾。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日本利用列强在欧洲战场对抗的机会，加强了对南洋的渗透。特别是日本在一战中从德国手中夺取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后（1914年实际控制，1919年通过《凡尔赛条约》获得委任统治权， 1922年在科罗尔岛设置南洋厅负责群岛事务），日本获得了进入南洋地区的前进据点。此后，日本向南洋的人员移动和资金输出转变为具有政府背景的大型企业为主导，日本的金融银行系统也随之在南洋铺开网络。南洋地区因此逐渐成为了日本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并且是衔接日本、美国、中国贸易网的重要环节之一。日本通过向美国出口生丝换取棉花和机械，运用棉花与机械生产棉制品出口东南亚，以换取石油、橡胶、锡矿等重工业原料，再将从东南亚获取的重工业原料生产为重工业产品，出口至中国、台湾、朝鲜等地，换取煤炭、铁矿等原料以及大米、砂糖、盐等生活必需品[3]。一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出口额增加了8倍，进口额增加了5倍，常驻日本人口也增加了2倍（2万余人）[4]。但是，日本必须面对来自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竞争，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这种竞争变得十分激烈。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欧美列强在东南亚的贸易受到巨大冲击，但日本反而凭借廉价劳动力、低汇率以及地理上的交通优势快速地扩大自身在东南亚的贸易[⑦]。日本过于“优异”的经济表现引发了欧美列强的反感，加上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影响，欧美列强认为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行为同样是“具有政治野心的”[⑧]，像是“宗教般的狂热爱国主义”[⑨]，因此，南洋地区的西方殖民地宗主国都对日本采取了针对性的贸易壁垒政策[⑩]，南洋社会甚至爆发了反日运动。反而言之，欧美列强的反弹行为也加深了日本社会的焦虑感——日本人开始担心南进的大门会不会就此关闭。

　　 除人员、资金之外，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还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网络，其内容主要是围绕革命和民族独立展开的。例如， 1888年，日本作家末广铁肠陪同菲律宾民族独立英雄何塞?黎刹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后，以菲律宾民族独立为故事背景出版了畅销政治小说《南洋之大波澜》。1898年，菲律宾独立运动作为主要议题的东洋青年协会在日本成立，日本、中国、菲律宾、泰国等国的青年皆有加入，该会成员山田美妙在1902年出版了《菲律宾独立战话》一书[5]。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也强烈地刺激着南洋地区的民族主义。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正是一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风一阵，真是令人心旷人怡之事”，“日俄战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6]。1905年，潘佩珠游历日本谋求军事援助，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在梁启超的劝说下开展了“东游运动”，帮助约200名越南青年到日本学习政治、军事[7]。除此之外，与缅甸佛教徒协会总会渊源颇深的缅甸民族主义僧侣乌奥塔马在1905年写道，“日本是历史上未闻其名的东瀛小国。俄国人的体格近日本人的两倍”，“从未入流的日本和俄国人开战，为何会取得胜利呢？简直不可思议”[8]。1907年，乌奥塔马东渡日本学习。印尼独立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哈达在1923年的文章中称，日俄战争是影响印尼民族主义的三要素之一，对马海峡的一声炮响打开了20世纪[9]。当然，南洋的民族主义者们并未在日本找到理想的答案，相反，收获的只是对日本的失望——日本在后期所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与西方列强并无不同。但是，日本与南洋之间的思想网络曾经存在的这一事实却不可忽视，尔后这也成为日本进入东南亚地区时的一种政治资本。

　　 总而言之，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的这种人员、资金、思想网络与欧美列强在南洋地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利害关系，双方力量关系上的相互作用是刺激日本南进思想快速成长的重要要素之一。并且，从日本内政的角度而言，日本国内的诸多利益集团开始与南洋的网络建立紧密的关系，由此而生的政治、经济诉求也使得南洋地区变得更加重要。需注意到，这种网络和现代意义上强调发展、平等、合作的地域统合概念在本质上相异，当时的南洋对于日本而言，只是没有“发言权”的一种客体存在。

　　 二、近代日本南进思想的第二种历史脉络

　　 与冈仓天心代表的亚洲主义思想相反，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如此写道，“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方法，不必因其为我邻国而予以特别的同情，只需模仿西洋人对其态度即可”[10]。这象征着日本开始试图脱离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关系——华夷秩序。为了使自身的主张更具有说服力，福泽谕吉将历来被日本尊为师长的中国刻画为不可为伍的落后国家。福泽强调的脱亚论虽然没有谈及南洋地区，但实际上，南进思想的起源却深受福泽的影响，同时也存在不同之处。

　　 近代日本早期出现的南进论者主要由立宪改进党和政教社的人物构成，而这两个派系中的南进论者大多受到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立宪改进党中多为福泽的弟子，其中出现了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南进论者。该党派主要强调海权与商权，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东亚的大英帝国。正如该党派中的南进论者须藤南翠所言，“日本帝国并不希望与英国对抗，只想在东亚享有与英国一样的威信” [11]。南进论的另一个重要派系——政教社主要由日本国粹主义者组成，强调权力政治与民族主义，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其中著名的南进论者志贺重昂是福泽的弟子，相比于立宪改进党的南进论，他的南进论带有激进的帝国主义色彩。可以说，两种派系的南进论所强调的海权下的通商、帝国主义特征是为南进思想的起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进论的这两种特征不断地被进一步论证、强化，并开始向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竹越舆三郎在1910年出版的《南国记》就是一个代表。《南国记》出版后广受日本社会关注，日本各大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该书的再版达十数次[12]。作者竹越不仅是福泽谕吉的弟子[?]，还非常受日本政界元老陆奥宗光、西园寺公望的赏识[13]。《南国记》渲染了一种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帝国主义思想，并主张与欧美列强展开竞争。例如，竹越在文中强调“掌控热带殖民地者，掌控世界市场”，“法国人控制越南，英国人控制马来半岛，美国人控制菲律宾……（中略）今后二十年间，恐不太平”，“我国之将来在南不在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