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

——恩师杨祖陶先生《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付梓随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5 次 更新时间:2017-01-23 05: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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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 (进入专栏)  

   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康德黑格尔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教授杨祖陶于2017年1月22日上午9:20分在武汉去世,享年90岁。杨祖陶,1927年生于四川达川市,1945年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诸教授,195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文学士)后留校任教。1959年调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在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做了三个月的访问研究,刚刚回到武汉,欣闻恩师杨祖陶先生的新作《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即将交付出版社,深感高兴;但是在电话中听到肖静宁师母说这将是杨先生的封笔之作时,又不免产生了一种怆然的感伤。回想起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教诲与爱护,心底油然泛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恩之情。虽然不久前自己由于不慎摔伤了腰椎,难以久坐,但是仍然想趁恩师大作付梓之际,把自己心中的真切感受略抒一二。于是就半倚半躺在沙发之上,忍着时隐时现的腰痛,梳理头脑中翻腾起伏的思绪,撰写了这篇小文。文章之宗旨,除了感激先生对我的栽培之恩和彰扬先生的人格魅力之外,也想对先生之于我的学术影响做一点理论概括。

  

  

   我在1993年秋季考入杨祖陶先生门下,开始攻读德国古典哲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但是在此之前十多年,我与杨先生的师生之情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1978年春天,我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大学生进入武汉大学,尽管当时填写的四个专业志愿中有三个是哲学,但是我还是阴差阳错地被武汉大学历史系所录取。面对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我虽然无力改变既成事实,但也决不愿意放弃对于哲学的热爱,于是我就只能以旁听生的身份到哲学系的课堂上去听课,而杨祖陶先生主讲的“西方哲学史”则是我最喜爱的课程。在读本科的四年时间里,这门学年课程我从头到尾反复听了两遍,有些部分(如德国古典哲学)甚至听了三遍。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杨先生讲课时的神韵风采。先生在“求学为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老师郑昕先生在讲康德哲学时的情景:

   “郑昕先生在课堂上,极少注意堂下的学生,而是近乎虔诚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学精髓里。讲到重要处他总是提高声音,睁开眼睛,直视听众,仿佛在问‘你们知道吗’,接下来似乎又闭上眼睛在那里喃喃自语。”

   与此情景相似,杨先生在讲德国古典哲学时,也常常处于一种怡然忘我的精神逍遥状态。我记得他在上课时总是先把几张小卡片往桌面上一摊开,然后就沿着狭窄的讲台,一边悠闲地来回漫步,一边以夹杂着浓重四川乡音的普通话娓娓讲述起深邃难懂的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每讲到得意之处,他似乎忘记了台下听课的学生,思绪奔涌如泉,语言一泻千里,完全融入到康德、黑格尔的精神意境之中。虽然先生的语音并不高亢,但那深沉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却极具感染力,而严谨缜密的思想逻辑性更是丝丝入扣,引人入胜。有时候,我恍若觉得站在讲台上的不是杨祖陶先生,而是康德、黑格尔本人在那里讲述他们自己的哲学。艰深晦涩的德国古典哲学,从杨先生嘴里讲出来,竟是如此的清晰贯通、趣味盎然。每周四节课的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悄然逝去,直到下课铃响,我们才从先生所引导的精神遨游境界中惊醒过来,不由得感叹光阴之短暂和思想之绵长。

   杨先生讲授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显著特点在于,注重概念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看作是“一个严整的具有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发展过程”(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指出,哲学史并不是“对于一大堆在时间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哲学意见的罗列和陈述”,它面对的不是“死人的王国”, 而是“活生生的东西”。“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这种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各种多样性的形态之内在的辩证法则。”[①]这种强调哲学概念自身的辩证演进、强调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正是杨先生一生治学所坚持的基本原则。

   先生在“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一文中总结道,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系统地形成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1、注重作为时代精神典型表现形态的哲学与同时代其他意识形态以及实践领域之间的内在平行关系;

   2、注重哲学概念自身的逻辑发展和内在规律;

   3、注重哲学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哲学体系的历史发展之间的一致性;

   4、注重导致上述发展的“关键之关键”,即概念的内在矛盾性或辩证法则。

   正是由于炉火纯青地运用了这些方法论原则,才使得先生能够把一部晦涩难懂的德国古典哲学讲得深入浅出、清晰明白,使我们这些听课学生获得了莫大的精神教益。

   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是由于经常出现在西方哲学史的课堂上,而且由于天性喜好形而上学的思辨,爱追问一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因此引起了杨先生的注意。在课间休息时,我常常向先生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先生则会非常耐心细致地回答我,并且推荐一些课外书籍给我看。由于杨先生的鼓励,1981年底,在历史系“捱”过了大学四年的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且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然而由于某种非学术方面的原因,我再一次无缘于哲学的神圣殿堂,又被鬼使神差地调剂到历史系美国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②]。直到十二年以后,即1993年,我才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德国古典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成为杨先生门下的弟子。

  

  

   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期间,以及毕业以后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工作的十余载寒暑之中,杨先生在做学问和做人两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先生毕生钻研德国古典哲学,以上述方法论原则为挈领,熔教学、研究和翻译于一炉,既能于细密处剔精究微,又能在宏观面纵横驰骋。其对于康德范畴先验演绎的分析,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探讨,微言大义,见解深刻,体现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其对于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之逻辑进程的梳理,对于德国哲学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辩证关系的论述,视域开阔,气度恢弘,显示了举重若轻、挥洒自如的大家风范。梁启超在评价清初经学大师胡东樵时说道:“他的学风,不尚泛博,专就一个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开后人法门不少。”[③]

   杨祖陶先生也是这样一位求学务精的学者,他一生治学严谨,不为浮云遮望眼,不趋时髦迷本性,一生心血都倾注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之上。在“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一文中,杨先生这样写道:“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我就下定决心,不赶浪潮,不趋时髦,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一头扎下去,长期沉下去,默默奉献,辛勤耕耘,运用我所发现和得到的方法论原则,去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去原原本本地研究和探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一个一个关键性的、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难题。”

   先生视学术为神圣,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若非深思熟虑之作,是决不肯拿出去发表的。所发表的每一篇论著,都经过精雕细琢、反复推敲,篇篇堪称中国学者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上乘之作。先生的几部主要著作,如《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与邓晓芒合著)、《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等,均是荟萃了毕生研究心得的精专之作,到了晚年才在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公开发表。这些著作对于国内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成为本领域研究者们不可绕过的经典。

   在翻译方面,先生早年即在贺麟先生的指导下翻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有关章节,在洪谦先生的指导下翻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后来又在研究和教学的基础上,与弟子邓晓芒教授合作,依据德文本编译出版了《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在此书的基础上,毕七年之功,师生二人再度联手翻译了100万字的康德三大批判。2006年,近于耄耋之年的先生又以惊人的毅力独自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述这些论著和译作,每一部都体现了先生的深厚功力和深邃睿智,更体现了先生“咬住青山不放松”、将毕生心血都浇灌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之上的坚强意志和毅力。

   先生在为人方面更是深令学生敬佩折服。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与恩师相识以来,凡数十载,每次相见,先生脸上总是洋溢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在我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每次登门求教,先生都以诲人不倦的耐心、循循善诱的言谈来为我排除疑难、溯寻正解。有时候,心高气傲的我在某个学术问题上固执于一孔陋见,先生也总能善意地予以开导,以充分的理据和严谨的逻辑令我心服口服。先生严于律己,却宽以待人,在与哲学系同仁和各位弟子讨论学术问题时,从来都是理智驾驭情感,倾听多于言说,谦虚谨慎,虚怀若谷,丝毫也没有学术权威的架子。

   先生对于自己的学生惜才如命,悉心栽培,但是在学术方面却要求严格,决不苟同纵容。记得在1996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我自恃已经发表了几部文化学方面的专著和数十篇论文,准备申报教授职称。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杨先生时,他却并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样表示支持。当时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做学问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事业,不要太在乎一时一事的得失。你虽然已经发表了一些论著,但那都是绿叶,现在还缺少红花。”先生所说的“红花”,就是指我在德国古典哲学专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久以后,我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后正式出版(即《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一书),并且又在国内一些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到了第二年,杨先生就全力支持我申报教授职称,结果也就如愿以偿了。由此可见,先生虽然一向爱惜呵护我,但是在学术要求方面却决不放松,无论对其弟子与否,均一视同仁。

   另一件在国内学术界传为佳话的事情,就是杨先生与其弟子邓晓芒教授长期通力合作而完成的康德三大批判翻译。关于这次合作的具体经历,邓晓芒教授在《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序里这样写道:

   “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很多重复抄写的麻烦。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在初稿上用极细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所用的时间还多得多。这种认真的程度,在目前的国内翻译界还是很少见的。”[④]

邓晓芒教授所说的这段话丝毫也不夸张,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杨先生修改校正的初译稿底本,那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令我眼花缭乱,我很难想象年迈眼花的杨先生当时是如何伏在案头进行这项校正工作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康德三大批判的全译本是以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教授此前共同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为基础的,《精粹》的40多万字译文原封不动地被纳入到三大批判全译本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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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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