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汪道涵先生给我的回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27 次 更新时间:2006-07-15 2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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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道涵先生谢世了。我喜欢这个老人家。知道他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元老,思想开放,其它知得很少。是我之幸,见过汪先生两次面。

  第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四日,在上海,汪先生宴请佛利民,我在座。那天晚上我有点失态,汪先生坐在身旁没有顾及他的存在。事缘大家坐下来,要进膳了,厅房门外一位朋友向我招手。跑出去问什么事,朋友说刚刚收到北京的口信,说佛老和我将要到北京拜访的赵总书记,希望会面时佛老呈交一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回进厅房征求米尔顿的意见,他立刻同意,认为该建议书应该写。他答应得容易,但我知道主要的责任在我身上。米尔顿对中国当时的情况知得不多,要向他解释,而汪老之宴后的清早,我们要赶路,从上海到苏州到无锡到南京然后飞北京。当时要坐汽车走烂路,住无星之所,没有谁听过今天小孩子也拥有的手提电脑,要怎样写下这份改革建议书呢?米尔顿是老朋友,知道他的品性,说做一定做,而赵总的要求合情合理,虽然不知道我们将会有「逃难」似的旅程。汪老之宴,坐在他身旁我没有说过半句话,只在盘算怎样处理那份建议书。

  后来在汽车上我不断地向米尔顿细说中国的发展,晚上他在住宿的房间用废纸起稿,过了一天在汽车上读给我听,我提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地方。如是者读读改改地过了几天,九月十八日下午到了北京,得到周安桥老弟的协助,晚上在他当时主事的天安中国公司在北京饭店的一间办公室由员工打字成文。相当狼狈,员工打字,米尔顿和我站在背后逐字读出,这里那里修改一下,搞了两个多小时。十九日下午会见总书记时,还没有握手米尔顿二话不说,双手把建议书呈上。总书记先是一愕,但不用我解释就知道是什么事,把建议书交给身旁的人,说:「你们要细心研究。」这建议书后来发表在佛老和太太合着的Two Lucky People之内。

  写到这里要感谢张永珍的女儿——是她带我们从上海到南京的。没有她的细心照顾,旅途不堪设想。只是十七年前的往事,今天中国的青年不会知道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在无锡遇到一件趣事,写过出来,北大某天才写《对「张五常热」的冷思考》时,指我吹牛、说谎。但千真万确,这里不妨再说一次,以飨读者。

  一九八八年的无锡是穷乡僻壤。下午大家累了,我带米尔顿夫妇走进一间四面没有墙壁的茶寮,坐下来休息,萝丝(佛老的太太)在那里买了几只香蕉(过了一天作早餐用)。不知从哪里跑来一位青年,穿着西装,结上领带,比我们穿的便服高很多,与无锡的环境很不相称。这位青年认得我,跑上来打招呼,说曾经听过我的课,说他崇拜经济学家,而我是他的偶像,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我等他说完,指着身旁的老头子,彷佛若无其事地说:「让我给你介绍,这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那青年看来要晕倒,我急忙把他扶着。

  第二次见到汪道涵先生,是一九九三年十月,日子记不起了。那是我带米尔顿夫妇到北京会见江总书记,途经上海,朋友安排了汪先生之会。跟着我们去凑热闹的香港朋友不少,没有饭局,只是会见。汪先生给我的印象实在好。谦谦君子,记忆力奇强,很懂得把我文章的观点提出来说一下。我坐在那里衡量汪老这个人,认为他那排山倒海而来的诚恳与开放的思维是真的,假不了。思想清晰而又诚恳可信的中国经改老人家,我遇到过的还有……与杜润生。江泽民没有机会倾谈;邓小平见过,但他忙于应酬,不便走近;十多年前朋友安排了会见朱镕基,但后来因为他事忙而取消了。皆憾事!中国今天的形势不是偶然的。

  昔日母亲批评自己的幼子,说除了两项不成,其它一百分。一点不成的是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口不择言;二点是我只凭直觉看人,缺少了一点应有的自卫盘算。母亲说得对,但我毕竟达到了从心之年,那就继续从心下去吧。

  十多年前周南作香港新华社社长,无可避免地有非议,但我就是喜欢周南。他是个诗人,好的。我送他一整套莫扎特唱碟,他从头听到尾;送他一大套毕加索画册,他说不懂得看。他送给我的东西更多了,古灵精怪的,都与中国的文化有关,例如说到某地见到一套线装书,想到我,就买了下来。周南像我一样,不喜欢政治,但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何必知道呢?与周南结交有一个麻烦:他要不断地谈诗论词。这方面我的功夫不俗,问题是诗词我不能用普通话背出来!

  一九九三年与陈复礼、简庆福、何藩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盛极一时的四友摄影联展,无端端收到周南的电话,说:「张五常,听说你要开摄影展览,要不要我来剪彩?」他以谢绝剪彩知名,却毛遂自荐,我于是响应:「当然要。」「那我就来剪好了,但千万不要请我讲话。」这是周南,一个明知我喜欢就要让我喜欢一下的人。

  说过了,我反对共产制度,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也说过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让共产党推行。我同情昔日北京搞民运的青年,但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读过的论着与知道的史实不容许我同意他们。有人说我奉承北京,胡说八道。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与一些高干晚宴中,记不起他们说了什么,我拍案而起,说:「民不聊生是你们搞出来的,你们要负责搞好他们的生活。」母亲当年说我口不择言,会招来横祸,但今天七十从心,见到人民生活的改进是历史奇迹,死可暝目矣。

  从来不问,但不怀疑一些朋友是共产党员。既然是朋友,那管他是什么党。这种心安理得的处理,与一些其它朋友的心理状态有别。他们认为「共」字当头不会是好东西,此见何其陋也。难道他们没有听过邓主任的「黑猫白猫」理论乎?我不怀疑在中国的高干中有些胡作非为,有些老气横秋,有些官腔十足——虽然这些年有了明显的改进。但一九七三蒋经国请我到台湾一行,听到的官腔使我入睡,跟着不参加会议,惹来非议。香港的官腔本来绝不后人,只是传媒言论成功地约束了一下。最讨厌还是香港的大学听到的官腔。学术靠知识当家,学问不足而口出官腔令人反胃。

  说到底,摆出官式架子而又官腔频频的,炎黄子孙超人几级,是杂气,俗不可耐,与党不党无关。谢世的汪道涵没有,健在的温总理与胡总书记也没有。中国看来真的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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