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实:我如何看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03 次 更新时间:2017-01-01 11: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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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克实   周俊  
探讨政治与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与和解问题是有关系的。作为国家而言,政治利害层面上是不可能退让的,比如领土问题,谁能退一步?而经济、文化、人情面的连带,却是互惠的,也可以改善险恶的政治环境。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实证,强调的不是侵略,而是历史上的连带关系。国内的亲日派,在此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其研究的特征在于强调形成平等连带感的人的要素、文化要素、经济要素,而避开政治层面的问题。例如强调孙中山与头山满、犬养毅的个人友情,中日近代文化交流的具体事实等。但是,这些不能取代国家间的政治关系。

  

   周:您的意思是说在和解的过程中,国家间的政治利害无法让步,但经济、文化要素能起到缓和的作用。战后日本的学者用经济、文化的要素来修饰亚洲主义,应认清这种方法特征,不要以文化、经济层面的连带感来解释政治层面侵略的历史。这样才能使亚洲主义脱离政治利用,从“辩解”变为“和解”的要素。谈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最近日本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反日情绪并不是一直存在的,而是受到了1990年代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刺激。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姜:刚才讲过,爱国有两层含义,一是自然的爱乡土,爱自然,爱和平,尊崇民族文化的自然感情,一是被政治诱导的爱政党,爱体制,爱领袖,捍卫国家利益的国民性面的表现。这种观点指出的是后者。可以说是受政治操纵后形成的一种“爱国主义”。即后天性、人为性的、有政治含义的爱国。经教育而产生,是一种潜在意识,平常隐藏在人性之后,即前者的自然爱国感情之后。我认为并不一定是越来越强烈,而是由于改革开放下的经济来往和国家政治关系缓和,这种激进的情绪一直没有浮出水面的机会。一旦政治关系不稳定时,政治家会通过各种手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管制,人为地刺激爱国主义情绪的爆发,以利用在政治上。从1990年代到现在越来越强烈了,可以看作是晴雨表,说明国家政治关系趋向恶化。但我认为不会是持续性恶化,而是随着政治背景的变化时好时坏,时紧时松。只要政治缓和,没有人为刺激,被绑架的国民性总是愿意回归自然的。

  

   日美关系无法等同中日关系

  

   周:您讲到政治性的刺激,这让我想起日美之间的问题。您也知道,日美在太平洋战场上战斗的激烈程度可以说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甚至使用了禁忌武器原子弹,而且是两枚。但是,从现状来看,日美两国的国民似乎对于太平洋战争都抱有放下的态度。为什么日美的民众没有受到政治性的刺激呢?另外,在您看来,对于历史问题,日美之间放下的态度是真正的放下吗?还是具有政治操作的要素?

  

   姜:日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日美关系的基本背景是日美同盟,双方具有非常紧密的利害、利益关系。所以,双方可以一时和解。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和解。奥巴马可以去广岛,安倍可以去珍珠港。因为在将来,双方政治层面上是一致的。从文化上、经济上来看,两国之间、两国民间的利益也始终是一致的。战后日本接受的基本是美国文化。经济上来看,日本经济的成长与美国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日美关系不仅在文化、经济层面上,而且有日美同盟的背景,在政治层面很容易得到一致。我想这些都不能与中日关系相等同。

  

   东亚共同体的推进与和解的意义

  

   周:确实如此。日美关系是多层面、多角度的。以日美同盟作为外交出发点的日本到底如何定位自己在亚洲位置呢?大约十年前,东亚共同体一度是热门的话题,日本也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依旧错综复杂,东亚共同体的论调似乎销声匿迹,几乎没有学者再去积极地触摸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东亚共同体与历史和解的关系实际上非常紧密。在您看来,东亚共同体的问题是否仍然具有意义?

  

   姜:东亚共同体的问题我非常关注,也是我现在专门在研究的一个问题。亚洲主义研究的出发点也在这里。我的基本论点是,从战前亚洲主义的历史来看,政治上不可能形成长久的共同体。这是一个原则。所谓东亚共同体构想,实际上的是政治性的共同体。还没有出发,已经发生了争夺霸主地位的暗斗。中国与日本都想做梦幻中的东亚共同体的领袖。两国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是中华思想(儒教)、人民币经济圈,汉字文化圈。而日本则捡起了战前的亚洲主义。从历史经验看,政治共同体中的国家关系不可能平等。地位随政治势力的消长而变化。若不需要政治面的连带时,小国自然也没有存在意义了。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主要是中日两个强国的对立。一时的和解,也建筑在利害关系相对稳定之时,基础非常脆弱,由于蕞尔一小岛,共同体构想突然消声匿迹的现实,也证实了这种政治共同体的虚妄性。若只是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肯定能顺利做好。像欧盟一样,从经济角度出发促进融合,就会比较顺利。但从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看,带有政治层面融合的倾向,这样矛盾就很难调合,并因政治对立而失败。即使一时成立,也不会对等,尤其是没有地位的小国。

  

   周:在您看来,中日各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思想的不一致或许是造成对立的一个根源性问题。不仅影响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也影响着和解的进程。那么,在您看来,中日两国的思想有找到共识的可能性吗?

  

   姜:我认为有。主要就是放下政治层面的对抗,推进人、经济、文化层面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并不需要什么指导者、霸主的存在,所以没有必要强调国际政治组织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共同体本身就不是一个和解、和平的名词,而是带有对抗性。需要拟定假想敌。在国际化的和平时代,建设东亚共同体,就等于需要在东亚修筑起一堵围墙,选择确认共同体内部的成员。那么,其目的到底是要把谁挡在墙外呢?要和谁进行对抗呢?这种共同体难道是和平时代的组织形式?所以,绝对不能搞什么政治共同体,若需要合作体制,可以促进一种开放性性的人、经济、文化层面的交流合作。也没必要使用什么指导思想和地域名词。

  

   周:您对于共同体的分析很独到。全球主义与地域主义确实存在一定的冲突性,这是一个悖论。您也谈到,过于强调政治性的共同体可能会走向失败,我想欧盟的问题也与这个相关。人、经济、文化的开放性网络确实非常重要。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在人、经济、文化等要素之外,也应该建立知识共同体,也就是一种跨国共享的知识网络。例如,知识分子的跨国交流、各国历史资料的共享、各国联合培养大学生、中学生的交换留学等这样一种多角度、多层次的知识网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姜: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但是,应该注意不要让国家政治介入。因为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是一时的,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共同网络建设应是一个半永久的、长期的构想,一时的国家政治利益的对立,很可能会影响这种长期的历史进程。而所谓的亚洲共同体主要是出于政治企图,不是经济、文化层面的需要。我认为,当人、经济、文化、知识的交流达成某种成熟的状态,也不需要去强调什么所谓的共同体了,因为实际上的交流网络已经形成。

  

   国际间的史料公开与共享打开和解之路

  

   周:在跨国知识网络的建设中,已经开始着手、或者说可行性比较大的就是各国历史资料的共享。史料的公开与国际共享显然有助于推进历史和解的进程。如果能在东亚各国之间形成一个共享的历史资料电子数据库,让东亚各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相关史料进行事实确认,我想那时东亚的氛围与社会思想一定会是另一番风景。您是思想史的专家,对于史料共享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姜:在史料公开的这个问题上,日本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我并不赞同日本政府的政治立场,但是我对日本政府建设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是举双手赞同的。此计划从村山富市内阁时开始,建设费还赶不上半艘神盾型军舰(约500亿日元),却统合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几乎全部档案文献,将这些档案文献(约2800万张)的网络电子版免费地向全世界各国公开。包括对日本立场不利的历史文件。其中大部分是二战时日本政府以及军队系统的内部机密文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我想这就是促进历史和解最好的一个方法。先抖出自己的老底,不隐藏任何东西。相反,中国的史料公开情况还比较滞后。许多档案的保密性非常强,通过各种方式阻碍学者的研究。退一步讲,这样可能导致历史事实的研究迟迟不前,形成历史和解的一种主观性障碍。如果双方都能够将战争时代的政府档案资料全部公开,会解决不少历史事实层面的对立,使历史和解向前迈出一大步。这个问题上,日本已经走在了前列。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中文版网站(https://www.jacar.go.jp/chinese/)

  

   周:是的。您谈到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情况,所以我补充一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史料数据非常庞大,但没有百分之百涵括所有的日方史料。部分涉及个人立场的史料,例如日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与日记,以及作战地图、兵力布置等资料并没有公开在网络上,而是要到各个史料馆进行调阅。但是,仅需要简单的手续,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可以轻松调阅。我最近也在写一篇文章,就是史料公开与历史叙述霸权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史料公开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不知道中国方面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姜: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而且敏感了(笑)。信息公开的程度,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平时政治宣传越多,思想教育越严,就越不敢如实公布档案,比如北朝鲜,怎么能公开国家的历史档案?在此只谈日本的情况。日本是民主与法治国家,国民有纳税义务,对此国家也负有对纳税者公开国家信息的义务。这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日本称为“知”的权利,特别是过去的历史资料,并不受国家利益的制约。即使在史料公开后政府被揭短,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例如说,关于领土争端的问题,对日本自身非常不利的史料也都是公开的。我们可以见到1877年当时日本政府(太政官)放弃竹岛(独岛)的布告,对钓鱼岛等五岛企图占岛的经纬。日本政府并不害怕,也没有理由以此来封锁国民的“知”的权利。因为,日本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并不依靠历史文件。相反,专制国家肯定会封锁可能动摇自己执政基础的历史文件。

  

   史料公开的时代潮流无法阻挡

  

   周:但是,在史料公开的问题上,近几年东亚地区似乎开始倾向保守化。例如,原本可以自由查阅档案的台湾国史馆就开始拒绝大陆籍的人士进行资料调阅,而且在内部也将蒋介石的大溪档案提升至保密级,这给历史研究增加了障碍。您认为保守化会持续下去吗?或者只是暂时性的回潮?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姜:史料的公开确实会受到现实政治的利害关系的影响。战后70余年,现实政治的许多利害关系仍然在延续当中,所以出现将历史记录封档保密的现象。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史料最终还是要公开。当过去成为历史的时候,许多政治利害也会随之消失。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认识也会改变。我想,100年后的人们看待中日战争的态度,肯定会和现在不一样。总之,我认为总的趋势还是会越来越开放。如果政府能认识到这个趋势,早公开反而更有益。

  

   希望年轻人成为国际人

  

   周:对于这个问题,看来您是乐观的。希望史料的公开情况能够有所改善。最后,回到和解的问题上来,您开头就讲到,和解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年轻人身上。那么,对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年轻人,您最想向他们说的是什么?

  

   姜:我想说的是,年轻人应该要成为一个国际人。跳出国家、国民这个狭隘的圈子,以更开阔的视野与胸怀去接触与了解世界。

  

   周:这让我想起之前中国网络上流行的一个段子,“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笑)。希望年轻人能够以更开阔的视野与胸怀“向前看”。很高兴能与您展开此次内容丰富的对话,谢谢!

  

   姜: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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