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实:我如何看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49 次 更新时间:2017-01-01 11: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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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克实   周俊  
但是,国家与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存在复杂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对于历史教育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各国都会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来宣传自己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以此来教育学生。但是,如果国家意志干扰了历史抒写,历史教科书就会出现问题。我并不是说历史教科书在说谎,历史教科书上所描述都肯定都是事实。但是,这是一种选择性的事实,依照政治意图选择的事实。例如,之前谈的日本“和平教育”,就是在有意识地选择受害者的史料,来维护国家的立场。并且,细心的人都会注意到,日本的政府媒体(NHK)绝不会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个单词,因为日本政府不承认当时战争的连续性。日本政府的这种政治立场,在无构造、无历史观的历史教科书中是怎样表现的呢?一种方法就是关键词的链接技术。描述太平洋战争之前的历史时,日本的教科书总是使用三个关键词的链接。一个是“赫尔备忘书”(在日本一般被解释为战争的最后通牒),一个是“ABCD包围圈”,一个是“对日经济封锁”。这3个关键词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就是“珍珠港奇袭”。也就是说,日本教科书虽没有明确地告诉学生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对学生进行诱导,即日美战争是在这种形势下不得已被迫发生的,因此日本的行为有自卫的一面。此点正是日本国家历史认识的基本立场。

  

   人性与国民性的相生相克影响和解

  

   周:我对日本这方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日本关于二战的纪录片与电影非常多,对于史实的描写很细致,但总体而言,基本上都认为二战中日本的行为是一种防御性的进攻。防御与进攻本是矛盾的词语,但却被拼凑在一起。也就是说,为了保卫日本的安全,不得不先发制人,所以战争的动机是被动的。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势力范围却在不断的扩大。显然,日本的历史解释存在不合理之处。这或许就是您所说的国家意志的干扰。回到现代社会中历史和解的问题,您认为能够影响和解的要素有哪些?

  

   姜: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人。我认为人是存在两面性的。一个是人性。一个是国民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人们是希望和解的。比如说,中日两国的年轻人一起参加某项活动,马上就可以成为朋友,不会有怨恨的感情,也不会为国家利益去争斗,甚至还会结交推心置腹的朋友。人性中有许多美德,这些美德在国际间也可以体现出来。但是,每个人在人性的一面之外,还存在国民性。个人在交谈、和解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发生了领土问题等政治对立,经教育播种,潜在的国民性会突然觉醒。此时和解、友谊的双方都会放下人性的美德进入国民性这种亢奋的对抗状态。此时,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国境区分、国家利益,会想起两国之间历史上的战争、怨恨、对立,并毫不犹豫地站到自己国家的立场,成为一名穿着思想军装的战士。这就是人性转变位国民性的瞬间。可以说,人性是自然发生的,而国民性是经教育产生的。人生落地,经家庭、社会环境培养会产生一种通俗道德,如敬老爱幼、礼貌谦让、对邻人的友善等。战前的日本军人,如果不进学校,不受皇国主义的忠君爱国教育,是不会自己变成残忍的杀人工具的。国内的教育也存在这个问题,在我的记忆中,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接受阶级教育,告诉你要爱憎分明。知道要爱谁,要恨谁,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特别是政治层面的爱、忠诚,阶级与民族的恨都是学校教育的重点。受过这种教育,自然的人性会附加上一种新的国民性,产生为国家利益献身,对敌国、敌人怨恨的价值观。“爱憎教育”,可以说是国民性教育的特征。意在强调,你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个人,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体制里的“国民”,有为国家献身效力的义务。我经历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知道当时非常悲惨的状况。但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这一段悲惨的历史却没有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学校教育没有涉及这个方面。相反,由于教科书和各种宣传中不断地在强调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所以年轻人都能够记住中日战争中的惨状和历史怨恨。这就是国民性教育而人为持续的怨恨。

  

   周:在我的理解当中,您所说的人性似乎是指自然人,国民性则是指政治人。每个人既是一个自然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自然人的人格与政治人的人格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受历史教育影响。对于历史教育的种种问题,您个人是什么态度?

  

   姜:这个问题,我一边教育一边思考,已经过了20多年。以前,我是抱有希望的。希望通过大学教育使后一代人得到和解。现在,我比较悲观,几乎已经不抱有希望了(苦笑)。因为大学的历史教育不能普及(日本每所大学从事近代史研究教育的教员定员最多只有一人),而经日本学校教育每年被送到社会上的高中生有100余万(2015年106万)。历史教育无法普及,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历史认识对立的温床。我认为学校教育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每个国家肯定都会以爱国主义为题材进行历史教育,并监督、管理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在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教科书也会失去公正性,蜕变为维护自己国家立场的工具。战后已经过了70余年,但亚洲各国的这种情况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矛盾、利害关系与历史问题缠绕在一起,使和解之路也变得更加艰难。历史的怨恨经过70余年的时间不仅没有被冲淡,反而通过历史教育传承下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各国有政治倾向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中,但是,只要存在国境,各国又不可能取消爱国主义教育。这就是和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实政治的变化影响和解

  

   周:确实如此。从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而言,爱国主义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这直接关系到国家认同与合法性的问题,也是统合民族国家的一个过程。我想,是否存在一种更为柔和性的,或者说更加客观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呢?既让年轻人形成爱国的意识,同时又不让年轻人产生排外的情绪或者说对历史的怨恨。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

  

   姜:我想这可能取决于现实中的国家关系。当两国政治关系缓和时,虽然国家立场不会改变,但相关的宣传,刺激怨恨感情爆发的政治要素可能会有所克制。当两国政治关系对立激化时则情况相反,政治家、媒体可能会煽动战斗性的爱国主义以利用于政治,使国家间的问题扩展至国民层面,对立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刻和复杂。这里要指出的是,历史教育播种的国民性只是一种潜在意识,平常会隐藏在人性的背后,如果不受某种政治上的刺激,是不会表现出来的。正如之前讲的,人皆为友的人性。但是一旦受到某种外部影响的刺激,例如政治层面的领土问题对立时,排外或者怨恨的情绪就会被媒体的渲染所唤醒。近代战争中,日本国内的“举国一致”的现象就是这种例子。我认为,历史教育的现状可能很难得到改变,但是政治上的对立却可以预防,例如对于领土争端没有必要激进地宣传,应该保持冷静的态度。如果是外交问题,就放在政治圈里进行解决,万不要操纵媒体去刺激国民的情感。这需要政治家与媒体保持谨慎的态度,意识到国民感情爆发的严重后果。不理性的感情一旦在大多数国民中蔓延,将会产生一种使政治家骑虎难下的僵局。

  

   周:激进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过度的使用民族主义武器很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我想各国理性、冷静的政治家对于这个问题都有充分的认识。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阻碍双方的和解,其实从长远上有损本国利益。那么,您认为能够促进和解的要素主要有哪些?

  

   姜:我觉得是政治家的谨慎。例如,我们可以看日本的情况。小泉与安倍的一些不谨慎的言行,事实上激发了两国感情的恶化。政治家不谨慎的言行还可以引爆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年轻人的情绪,年轻人们的感情爆发甚至有可能超出政治家们的预判。

  

   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需要反思

  

   周:除了高层政治的要素之外,还有什么是能够促进和解的要素呢?

  

   姜:那可能就是要重新审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我之前谈到,人有两面性。一种是人性,一种是国民性。从人性出发,比较容易交朋友。从国民性出发,就得考虑国家利益,这就会产生许多对立。不是每个人都清楚人性与国民性的区别,相反,经常把人性与国民性混为一谈。所以,理性的年轻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是自己的人性。什么是自己受到教育形成的国民性。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辨别能力,则很可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需要一种对政治的自觉,独立的理性的思考。如果年轻人能有这种认识,国家关系才会有好转的基础。

  

   经济文化的要素有助于和解

  

   周:听您这么说,我感觉您对年轻人的要求可是非常高(笑)。没有达到足够的知性,一个年轻人很难清晰的区分何为自身之物,何为被灌输之物。大部分年轻人可能对于自我内在的思想构造并没有那么清楚的认识。这么来看,教育还是任重道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素有可能促进和解呢?

  

   姜:我认为是注重经济与文化的要素。以经济文化层面的共同利益来取代、削弱政治层面的对立关系。经济要素可以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形成互惠的关系。文化要素是指中日两国之间历史上长期的文化交流,以及形成的文化相似性。从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两国的关系是肯定会变好的。相反,政治的利害关系(比如领土、国家利益的对立)会破坏经济、文化带来的融洽。若仔细观察一下历史,可发现两国间的关系总是被政治层面的对立所破坏,又被经济、文化层面的努力所修复。政治紧张时,国家派出的讲和使者总是民间的文化代表团。1955年12月,战后中国大陆首次访问日本的就是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也就是说文化、经济总是在为政治对立打圆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可惜的是,包括学者,大多人并不明白。总天真烂漫地列举历史文化、经济交流的实绩,来证明两国政治利害的一致,为国家的政治行为辩解。例如,日本有一种思想叫亚洲主义,强调一种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连带”的思想。战前以共同对抗西方的侵蚀为借口,宣传文化、历史、命运的连带,结果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为亚洲侵略的武器。其连带之结果,是对朝鲜半岛的吞并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实现。战后70年的安倍讲话中还能看到这个影子,称日俄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亚非国家反抗西方列强的勇气。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亚洲解放战争。这种亚洲主义的连带思想,在战后的1960年代日本对战争反省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再生,其基本方法就是利用考证历史上文化、经济、个人友谊层面的连带事实,从思想层面为战前日本的政治行为辩解。认为日本的近代并不都是侵略,侵略的事实中亦存在一种平等连带的思想。此思想也是今后改善国家政治关系的工具。

  

   周:您的意思是说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可能破坏经济与文化要素带来的积极影响?

  

姜:不是。我想说明的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为亚洲主义辩护的方法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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