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邦爵:勳猷并懋——民国一级上将周至柔传略(七)

——六、八年抗战 浴血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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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邦爵  
巫家坝位于市南郊,与市区相距六、七里,是原云南航校旧址,此处有两座旧营房,可供两团人驻扎,还有飞机场。经蒋介石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商量,又拨东边一座营房供航校使用。航校西面是昆明湖,东北是丛山,中央是个大盆地,气候温和四季如春,是适宜飞行训练的好地方。

   周至柔对学校教育方面进行了整顿,特别是对技术人员和学员、官生有新的要求。他对航校首先提出“空而不军”的批评,他说“过去的航校,只能做到‘空’之一字。一般学员、官生以为只要能飞就算了,连一点军队的气味也没有。今后应该既要‘空飞’,还要‘军事化’才好。所以他认为“航空学校”这四个字的招牌也要更改。迁址昆明后,把“航空学校”改为“空军军官学校”。周至柔为教育长,陈栖霞任教育处长。洛阳分校也从柳州迁来与本校合并,分校主任王叔铭升任教育处副处长。

   1938年5月,武汉大空战失利,航委会改组,再调周至柔任航校教育长。周平时应酬不多,喜欢下围棋、打网球。当时航校地面警卫军队由航委会特务旅二团六营负责,周至柔接任教育长后,建立了一个学校直辖的特务营,令方耀为特务营中校营长,原属第六营主要军官均回航委会特务旅。此时学校面貌亦有了新的变化;增设了一个高级班(在校本部),负高级飞行技术训练全责。少校本级主任为陈嘉尚,杭州人,黄埔军校第六期与航校一期毕业,此人工作负责。后来成立中级班,调陈嘉尚担任主任,高级班则由张之珍接任。张系山东人,黄埔六期与航校一期毕业,曾在意大利学习航空,也是一个工作尽责,生活朴素的人。

   初级班设在祥云县云南驿,主任为少校徐康良。在校学生有七、八期。第七期学生于1938年在昆明毕业,第八期学生于39年毕业,第九期以后学生绝大多数人有两个学历,即军校与航校。

    教育处中校副处长陈栖霞,浙江青田县人,是一个老资格的空军,因与学校负责人意见不合而调走。继任者为中校本级副处长邢铲非,东北人,东北航校毕业,不久升任桂林空军第四路司令。学生总队陆军少将总队长王秉戊,东北人,讲武堂与陆军大学毕业。管理科少校本级科长王可赞,山东人,黄埔军校第六期与航校二期毕业,曾在英国学航空。

   航校设有粹刚子弟小学,吸收学校教职员士兵的子女入学。刘粹刚是航校二期毕业生,抗日战争时任空军中队长。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被誉为“四大天王”的优秀飞行员之一。生前曾拥有击落敌机11架的官方记录。因战功被国民政府授予七星星序奖章及二等宣威奖章,在驰援娘子关途中以身殉国。刘粹刚烈士殉难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下令奖励刘夫人许希麟女士大洋一万元,并追赠刘粹刚为空军少校军衔。为了纪念刘粹刚,在航空委员会批示下,内迁至昆明的空军子弟学校,改名为“粹刚小学”。由刘粹刚遗孀许希麟女士任“粹刚小学”第一任校长,政治部由徐鹤林任上尉本级主任。全国解放前夕许希麟女士去任往台湾。现在台湾的空军军官学校子弟小学,仍叫“粹刚小学”。

   国民政府与意大利合作,在南昌东郊建立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在工厂西边比邻的还有航空委员会为清华大学投资建造的风洞。这是世界上当时著名的最大的风洞之一,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还大50%。

   第二飞机制造厂从南京搬来昆明,厂址在离市区西边十几里的山坑里,是中德合办的,航校飞机需要大修均送该厂。特务营少校营副为贾贞元与金保民。该营辖十二个步兵连,两个重机关枪连与一个通讯排。每一连士兵有一百四十多名。全营官兵两千多人,轻武器从苏联运来,官兵照陆军待遇,薪饷不打折扣,担任空军学校、机关、仓库的地面警卫。

   此外,还设有训育组、学生队、机械士队。初、中级班均设有美国顾问室,掌握学生飞行技术训练。在笕桥时每个学生要飞足一百小时才能毕业,到昆明提高到一百二十小时,大权基本上操在美国顾问手中。

   航校还设立了测侯训练班,这是学校气象台代航委会在昆明办的短期训练班,其目的是为了在云南全省建立预报气象与防空监视线。由学校气象台台长刘衍淮负责(德国留学生。获博士学位,夫人是德国人)。每期招收初中毕业生学生二十至三十名,受训时间为三个月或半年。受训期满由气象台拟定分配名单,航委会统一分配,分别派往各地工作。待遇照航委会规定,比普通行政人员要好,此测候训练班办了两期即停止了。

   还有“大鹏书报社”,资金由学校军官佐自筹,每一期为一百元。书报社任务,一是印刷书报刊物,二是师长在市区开了一家书店,出售书报刊物,三是向沦陷区采购物资。此书报社是航校政治部政治教官毛以亨创意的。毛是法国留学生,获博士学位,在校内担任国际形势的讲授,是江山人。书报社向沦陷区采购物资运到广西时,以学校的名义出面,可以减少关税。1941年军委会下令停办。

   这时,新成立了几所空军学校。空军参谋学校,校址设在成都。目的是培养空军参谋人才,提高空军军官的指挥水平。招收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且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军官,录取后原职薪金照发。教育内容是空军的战略与战术,政治课程主要讲授《三民主义》与《蒋介石言论集》。1948年冬,校长为上校徐康良(后去台湾)。

   空军通讯学校,校址也设在成都。目的为了统一培养空军通讯人才,招收高、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周至柔认为军事的四大要素为迅速、确实、祕密、肃静,这四个条件,在空军通信勤务上更为绝对的重要。一、“迅速”为成立通信兵种的重要理由。二、“确实”为通信服务的必要守则。三、“祕密”为空军通信人员的第二生命。四、“肃静”不但为良好军风纪表现,也就是为达成迅速、确实、祕密的基本条件。抗日胜利后此校迁往南京,由空军上校方乾钧任校长,方后来去台湾。

   空军入伍生总队,抗战时设在四川铜梁县,1939年时由陆军少将王秉戊为总队长。凡考航校飞行的学生,都须经过入伍生总队接受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然后再由入伍生总队送入航校。

   钱大钧撤职后,航委会特务旅副旅长兼一团团长吴雄飞也离职。提升第一团团长高赢为少将副旅长,第一团团长由范麟上校充任。由于空军地面警卫力量的增加,1940年奉命成立第四团,杨仲平任上校团长,第四团成立时在成都集训。杨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去英国学军事,是周至柔的联襟。

   1943年,昆明空军军官学校迁到巴基斯坦的拉哈尔,该校特务团归并于特务旅,番号为第五团,调第一团团长范麟任团长。特务旅兵力分配大致如下;一个团在甘肃与陕西两省,一个团在湘、桂、黔三省,一个团在四川,一个团训练。武器全是我国自己造的,步枪是中正式的;高射炮都是二公分的小口径。干部绝大部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大多数军官缺乏作战经验。特务旅的前身是特务大队,该大队是由家乡教导总队提拔去的,所受的训练均是新式的,重视器械操与射击教育。

   1939年3月,中央航空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是年周至柔调回航委会,仍任主任。

   1939年5月,在成都召开空军军官会议,蒋介石亲自出席,会议提供一份大队长以上人员的详历。发言时蒋介石不单对照材料听,还用笔记,充分表现他对空军人员的重视。

   会上周至柔说:“中国空军制胜之道,一在士成其人的力量,二在器材成其物的作用。人既尽其力,物又尽其用,任何困难必将克服,任何功业必可完成,此理甚明……”

   此次会议揭露了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的贪污案,蒋介石当即宣布撤职查办,调周至柔升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教育长由张有谷升任。张早期在昆明学习飞行,与云南军政首脑有私交。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恳,与他相识的人很少有说他坏话的,由他当教育长,可以减少中央与地方的摩擦,这时航校特务营扩充为特务团,于7月1日正式成立。方耀为上校团长。中校团副为金保民,少校团副贾贞元,第一营营长为党维清,第二营营长为洪锦城,第三营营长为和雅典,第四营营长为宣志纯。扩编为四个步兵营,二个高射机关枪连,还有军士连、通信排,特务排,全团官兵三千多人,步枪是苏联制造的六八口径,轻重机枪是我国自制的。初级班与中级班各派一个营担任地面警卫,其余均在昆明巫家坝。

  

   9、 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此,苏联不仅在道义上同情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而且开始对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在这阶段,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远远超过美国。苏联先后派出援华顾问300余人,在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关,各军兵种、各战区帮助工作,其中成都战区航空大队即有苏军顾问7人。这样,聘请俄语翻译,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

   此时,周至柔同乡好友李瑾侯的胞弟李敬永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苏联留学5年,周至柔即叫他在空军充当俄语翻译,但宋美龄提出反对,说李敬永是共产党员,靠不住。这分明给周至柔难堪。周斩钉截铁地说;“李敬永是我同乡,他兄长与我是生死之交,他有什么差池,由我负责。现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全民抗战,人才奇缺,用他不用他等他的业务考核后再做决定。”当时李敬永正好在周至柔家,周至柔接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周放下电话对李敬永说,宋美龄想安插另外一个人,我说必须经过考核才行。通过考核,李敬永当然合格,终于被录用。后来苏联人回去了,李敬永调任空军通讯器材修造厂任厂长,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李敬永任教育部专家办公室主任,高寿。他回忆时说;“当时要不是周至柔的魄力,我在空军是站不住脚的。”这一事,足见周至柔的“刚性”.办事有原则,连有“航空之母”之称的宋美龄也不怕她。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的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此,苏联不仅在道义上同情,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而且开始对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这些援助一直持续到苏德战争爆发。

   1937年底,中国空军所用的战前积聚下来的美、意、德、法等国飞机,经过三个月的对日作战,损失惨重,所剩无几。这时,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四队战斗机和两队轰炸机在沙阿诺夫将军率领来到中国。首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随后在武汉保卫战中予敌重创。1938年4月29日,根据预先制订的计划,四十个苏联飞行员驾机在汉口以东三十公里上空痛击已很疲惫的日本飞机,击落三十九架日机中的三十六架。苏联空军志愿队还在归德、广州、南海等地进行多次空战,还为中国培训空军人员。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先后派出援华军事顾问300余人,在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关,各种兵种,各战区帮助工作,其中成都区空军就有苏军顾问7人。与此同时,苏联还派遣空军志愿队约2000人来华参战。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2月,先后向中国分批提供了1235架军用飞机,在华参战的苏联空军人员编制曾一度扩充到4个大队。抗战前期的多次空中战役中,都洒下了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汗水和鲜血。许多苏联空军将领如:日加列夫、库里申科、赫曼诺夫、雷恰戈夫、阿尼西莫夫和波雷宁等人都为中国的抗日事业作出了贡献。

   1938年12月23日,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0架轰炸机袭击日占台湾松山机场,共投弹280枚,炸毁日机40架、营房10栋、机库3座,焚烧大量航空油料等物资。

   苏联空军志愿队的英勇作战,缓解了当时中国空军力量暂时空白所带来的危急状况,打破了日机横行一世,垄断制空权的被动局面,并迫使日军前线机场后撤约500千米。抗战中,为了协助中国作战,苏联志愿队先后进驻南昌、广德、武汉、重庆、凉山、成都等地,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有200多名官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

据苏联公布的战史资料,从1937年12月在南京上空秘密参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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