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土耳其政治危机:威权统治、民粹主义与军人干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 次 更新时间:2016-12-25 23: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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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  

“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


   2016年7月15~16日,土耳其发动了一场“未遂的军事政变”(stillbornjunta coup attempt),[1]导致3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这是继1960年、1971年、1980年以来的第四次暴力“军事政变”。1997年曾发生所谓的“后现代军事政变”(postmoderncoup),2007年则有一次“软军事政变”(soft coup)。土耳其政治似乎难逃每十年一次的政治危机循环。

   分析者指出了关于此次政变的三种可能性解释:一种猜测是说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Erdoğan)自导自演了“假标志”(false flag)事件,意在谋取更多的权力,但这种诠释被认为太过离谱。二是库尔德势力的观点,认为凯末尔主义者(Kemalists)引诱军队中的居伦运动成员发动政变。他们明白这一定会失败,但可以此对军队中的居伦势力进行清洗。三是来自警方的说法,称正义与发展党(AKP)政府计划在7月16日逮捕军队中的居伦运动成员。后者获悉了这一信息,从而提前采取了行动。[2]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几个月之前,美国相关机构和人员就预测,土耳其有可能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总统埃尔多安权力日益集中化,且使土耳其在内政外交方面都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为了对付库尔德工人党(PKK)的暴力行动,政府重新加强了跟军方势力的合作,这导致了后者力量的再崛起。然而,军方依旧比较担心社会大众的反对,这恰恰是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优势所在。所以,综合说来,军方很可能会采取政治而非军事的方式来介入。[3]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此次事件中军队的总参谋长等高级将领没有像以往的政变一样走在最前面。不过,土耳其政府则将此视为美国方面支持或参与军事政变的一个佐证。

  

政治结构: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

  

   土耳其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也被认为是土耳其前几次军事政变的根本原因。[4]然而,在此次政变之后,随着政府将法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的“恐怖组织”(FETÖ)认定为政变的幕后黑手,我们似乎更多地看到了政治伊斯兰内部的分裂。

   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是以世俗主义为特点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教法庭,同时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宗教事务委员会(Diyanet)以管理全国的清真寺。1928年,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国教的宪法条款被删除;1937年,世俗主义作为新的宪法条款被写入。

   政治伊斯兰在当代土耳其的复兴,得益于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一是20世纪50年代多党制的成立,民主党为争取民众支持取消了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限制;二是1960年军事政变后的宪法确定了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三是80年代军政府为对抗共产主义而倡导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Turkish-Islamicsynthesis):四是世纪之交加入欧盟的倡议为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提供了新的保障。[5]

   然而,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从来就不是团结一致的,充满了各种内部分裂和矛盾。这主要体现为以纳吉迈廷•埃尔巴坎(NecmettinErbakan)为代表的“民族观念”(Milli Görüş)运动和以法图拉•居伦为代表的社会运动。前者建立了一系列的伊斯兰政党,如1970年的民族秩序党(MNP)和1972年的民族拯救党(MSP)。其中,1983年成立的福利党(RP)将其推向了权力的中心舞台。在1995年的选举中,福利党获得21.6%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埃尔巴坎担任总理。这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可谓首例。法图拉•居伦则更强调社会运动的维度。他先是发起夏令营的活动,后又成立“阳光之家”(Işıkevler),将宗教和生活结合起来。1975~1976年,居伦访问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发表关于《古兰经》与科学、社会正义等问题的演讲。他倡导的“黄金一代”主题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响应。在1997年的“后现代政变”中,居伦公开谴责埃尔巴坎,但自己随后也选择自我流放到美国。

   在世纪之交,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发生了重要转型。一方面,居伦运动在90年代中期发展为全球性的综合网络,包括在100个国家的6所大学和500间学校,还有电视台、报纸、银行等机构。而且,通过记者与作家协会(GYV)等组织,居伦运动的公共影响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民族观念运动的年轻一代,如埃尔多安和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在福利党关闭后采取了新的策略。民主和全球化的共同目标,促成了二者之间的共同合作。在“9•11”事件之后,双方关于文明对话的共同关注,赢得了国际声誉。[6]

   然而,二者之间的合作远不止此。当正义与发展党在“保守民主制”(conservativedemocracy)的标签下蝉联执政时,居伦运动的庞大网络成为了支持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社会基础。除了加入欧盟等共同目标,二者在2009~2010年联合成功打击了军方的力量。这被称为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同时也为未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特别是居伦运动在权力系统的深层介入,以及为打击敌人而不择手段的方式,都给正义与发展党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在国内,居伦组织先是在2012年因为政府同库尔德工人党谈判的问题而对国家情报局局长哈坎•费丹(Hakan Fidan)提出质疑。2013年底,居伦背景的法官掀起腐败案调查,直接对时任总理埃尔多安等人发起了挑战。[7]双方关系由合作转入敌对。政府先是逮捕或撤换居伦运动背景的警察和法官,接着向其旗下的媒体集团发起攻击,相关的企业等也遭到关闭的威胁。2014年,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第一位全民选举的总统后,对居伦运动的清洗进一步加强。当其触角从公务员转向军队时,双方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以致只能通过冒险性的“政变”来解决。

  

政治文化:威权统治与民粹主义

  

   要理解土耳其政治危机的深层矛盾,还必须挖掘其政治文化的特征。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威权统治、民粹主义及军人干政。

   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被殖民主义瓦解,土耳其人整体上陷入了一种所谓的“色佛尔综合症”(Serves Syndrome)。共和国的创立者凯末尔•阿塔图克正是从军营中崛起,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这种战争的情结回应了突厥人在中亚草原的尚武精神,以及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特征;加之经历了二战和冷战的磨炼,这成为了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凯末尔本人即获得了带有帝国特征的“伽齐”(Gazi)称号。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主义的影响下,他以“灰狼”(Grey Wolf)的形象跟独裁者们相并列。[8]这种处境和情结一方面赋予了军人在土耳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土耳其社会中的战士精神。

   土耳其政治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也是作为共和国精神纲领的凯末尔主义的重要内容。[9]这种特征在战争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强调。前者体现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有化经济政策,这既有前苏联的影响,也有德国纳粹主义的影子。而凯末尔兴起的“人民之家和人民之屋”(People'sHouses and Rooms)项目则是后者的一个体现。最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领袖的角色日益突出,政府机构也日益专制化。穆斯塔法•凯末尔不仅获得了“永远的领袖”的称号,还被大国民议会授予“阿塔图克”(土耳其之父)的姓氏。而且在其治下,两次建立反对党的尝试都夭折了。相反,共和人民党(CHP)和政府机构日益叠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党国体制。这种刻板印象直到20世纪后半期都无法消除。

   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被称赞开拓了土耳其的多党制时期,土耳其也一度被认为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唯一成功的民主国家。然而,伊诺努的行为,这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结果。土耳其民主的推行,被看作是为加入北约的权宜行事。最重要地,多党制和民主选举的实施,没能改变土耳其社会的根本结构。如论者所言:“对凯末尔主义政权全部或部分的反对,并没有导致民主的进程,而是新霸权的整合,新的人员通过跟其敌人一样的方式实施自己的方案。”[10]当民主党在20世纪50年代跟凯末尔主义一样排除异己,甚至采取更为过分的手段,军事政变改变了土耳其政治的进程,并为20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模式树立了典范。

   20世纪80~90年代的土耳其政治体现为一种矛盾的结构:一方面是图尔哥特•厄扎尔(Turgut Özal)领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一方面是1980年军事政变确立的威权政治体系。土耳其的新兴中产阶级正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结构下诞生的。他们得益于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又在冷战的背景下得以坚持自身的伊斯兰身份。然而,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们的宗教身份区别于传统的世俗精英团体;另一方面政府的威权统治又不能给他们以足够的空间。因此,所谓的“土耳其模式”制造了自身的矛盾。[11]

   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土耳其政治文化的这一深层矛盾。在加入欧盟的进程受阻后,威权政治的特征日益明显。埃尔多安的成功,一方面基于个人的克里斯玛魅力,另一方面则诉诸广泛的“国民意志”(national will)。因此,像居伦运动这样的社会团体,要在一个狭隘的政治夹缝里生存,就只能化身为隐藏在背后的“平行政府”(parallelstate)。[12]他们跟政府的合作可以采取光明正大的方式,与政府的对抗则只能诉诸见不得人的手段。而一旦双方的矛盾陷入死局,土耳其政治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就会介入,并作为最后的方案——军事政变。

   结语

   当最近的政变发生时,笔者正好处于在土耳其职的尾声阶段。尽管已经连续几年跟踪土耳其政治的局势,政局的突然变动却使个人陷入了一种失语的状态。对政变的具体细节的追究,实在非一个知识分子之能事;但对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原因的分析,却是一个专业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为本文的最后一点补充,笔者认为,除了分析土耳其内部的结构和文化特征,还必须考虑到国际格局的因素。土耳其横跨欧亚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其成为历来诸强争霸的焦点。凯末尔•阿塔图克的“国内和平、世界和平”(Peace at Home, Peace in the World)外交政策,保证了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独立。然而,90年后,阿赫迈特•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基于“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的“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再度将土耳其推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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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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