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辐射区，从我国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发生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网络化的跨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跨区域社会体系是跨越了家族、社区、民族、国家与跨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是全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关 键 词：海上丝绸之路/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跨区域社会体系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相当广泛，通俗而言是指以我国为中心，通过海路和陆地中转，与亚、非、欧之间的交通贸易之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心是丝绸、瓷器、香料等商品的跨区域贸易，但从整体上看，尤其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其核心意义在于促进了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辐射区，从我国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多重网络关系相伴而生。近代以来，随着资本、劳工、资源、商品等跨国流动的日益频繁，这种网络关系得以在更广泛的层面扩展和流动。环南中国海区域经过长期的文化交融，共同构筑了整体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多中心文明体系，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

　　 当前，环南中国海区域逐渐进入理论研究与政治经济实践的视野，成为当代国家利益焦点问题凸显的核心场域之一。如何正确理解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进而促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在资源与人文价值上的共享，以达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识，需要从跨国家(trans-state)和跨民族(trans-nation)的视角对区域研究的整体方法论进行探讨。

　　 正如《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发凡》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是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而由多种社会网络及象征体系构成的跨区域社会体系，则是这个区域社会得以延续的基础。这个体系就像一个万花筒，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发现不同的区域社会。①换言之，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发生的所有人文交流的时空过程，不仅形塑了区域的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这种交流，包括人和物的流动，本身就暗含着这一区域某种稳定的深层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网络化的区域社会体系构成了讨论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而抽取和剥离这个体系中多重文化与社会网络的过程，正是笔者一直强调的环南中国海区域研究的视角。进一步探讨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体系的历史过程与网络结构，以及网络空间里各族群活动的结构性特征，便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研究基础

　　 在人口、商品、信息快速流动的全球化社会中，对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简单概括，都不足以分析当前世界体系中复杂的交叉性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的边境，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研究需要重新审视。边民如何跨越国家边界进行不同形式的跨界性活动？其背后所蕴含的族群认同与地域认同如何？而认识环南中国海区域、山地东南亚社会这样的复杂社会系统，更需要采用整合了区域社会结构、族群历史脉络和文化变迁过程的“系统性观察”的方式来加深理解。以往已有不少学者通过对该区域内社区、地区、国家间的类推和比较，从地域空间、文化圈、宗教传播和社会比较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学术创建。强调华南、西南与东南亚社会区域之间的联系性、互动性、整体性，成为这一区域研究的一大特点。

　　 (一)交错地带与跨国社会领域

　　 在对缅甸高地克钦社会的研究中，利奇(Edmund Leach)注意到东南亚北部山地与中国西南的地域联系。正如其书中的描述，从云南到印度的通道在公元一世纪就建立起来。该地掸人最初在河谷定居正是与维持这些贸易要道有关，而克钦人的梯田系统都横穿或靠近几条东西走向的贸易要道。②莱曼(F.K.Lehman)则认为，中国西南(尤其云南)不仅是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更是一个交叠地带。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商贸关系和政治支配关系中，云南许多族群扮演了“文化中间商”的角色。③

　　 所谓交叠地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区域社会和族群文化被民族国家再定义之后的互动问题。缅甸的克钦族在我国称为景颇族，我国的哈尼族在老挝、泰国与缅甸等国一般被称为阿卡人。这些同属一个民族却归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民至今仍保持着频繁的跨境交往活动。其二，这片区域既是民族交接的边界地带，又是民族结合的地带。各族人民利用区域中的通道频繁地穿梭往来，贸易、婚姻、文化、习俗、宗教相互交融与叠加。生活在此的人们利用河流、山间平地等通道进行流动、迁徙、贸易来实现区域内物产与资源的共享。

　　 在对地域关联性的讨论中，尤其要重视区域内“界”与“跨界”的再定义与过程性。“接触区”是刘宏建构“中国—东南亚学”(Sino-Southeast Asian Studies)体系时用来描述“界”的概念。④中国与东南亚因不同族群的跨界活动而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而货物、资本、信息依靠已有的网络关系保持着频繁的双向流动，这些互动关系又不断生产出新的社会网络或使原有的网络向其他文化事项及社会领域进行扩展。从某种层面而言，这些“界”是一种不同群体、文化与社会事项接触、互动、交流、碰撞乃至融合的状态或场域。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化带来的日益频繁的跨境行为与传统的区域网络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华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跨国社会领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跨界实践的主体在保持各自族群特征的同时又呈现出区域共有的文化特性。由多族群共同构建的文化圈为超越时空限制来理解区域的历史形成过程提供了极佳的研究视角。

　　 (二)通道与圈域

　　 滨下武志通过对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及东亚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倡导以“亚洲经济圈”的视角来研究发生在环中国海这片海域内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地域圈”。他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以及朝贡贸易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地区的内在纽带。⑤孔飞力(Philip A.Kuhn)基于华人移民的历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Corridor-Niche Model)模式，以文化通道来解释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往来与互动。他认为，亲缘、乡缘等关系网络构成了华人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潜在通道。在通道两端，移民文化又与地方本土文化相结合，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形成了特殊的“生态圈”。⑥“通道—小生境”模式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形成逻辑，还提供了以跨区域的视野来研究华南与东南亚社会关联性的范本。

　　 不同于孔飞力的历史视角，陈志明突破了大多人类学研究以地区、国家作为研究之地理单位的限制，强调在“民族学文化圈”内展开世界华人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华人虽受地方化和文化变迁的影响而具有多样性，但他们仍然共享着华人“文化”的某些相似特征。“华人民族学文化圈”这个概念适用于考察中国与不同地区海外华人的涵化与文化认同的多样表达。⑦环南中国海华人社会及以血缘、地缘及信仰为基础形成的多重网络关系是“华人民族学文化圈”的关键组成部分。区域内华人社群的信仰、饮食文化、认同心理、跨国社会组织、本土化过程等构成这个跨区域圈层结构中华人文化特性的主要表达方式。陈志明的研究实际上是倡导从跨区域的视野来看待某一类族群的文化在时空中扩散、流动与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更大范畴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又凭借群体内的认同意识编织出一张巨大的跨社区、跨国家甚至跨地区的社会之网。

　　 笔者曾经用“跨国文化圈”这个概念讨论过包括华人在内的跨地域族群的问题。“跨国文化圈”，主要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共同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华人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是同根的跨国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物。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华人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当成是中国本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相反，这是中国本土文化由华人带入各地方社会后，经过“文化调适”逐渐趋向当地化的结果。东南亚华人社会并非祖籍地社会的“移植”，而是一个在当地社会脉络下再建构的历史过程。⑧全球化过程中华人文化的生产与地方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祖籍地、东南亚社会与华人跨国文化圈的文化认同。

　　 环中国海海域并未成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阻碍，反而依靠沿海的港口或开港口岸将东亚至东南亚的陆地地区连结成有机的网络。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区域港口间的往来，无疑是推进“亚洲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基础。多个世纪以来，以区域港口为中心的经济往来，及港口城市中海洋移民文化的层层融合与沉淀，构建了一个以海洋而非陆地为基础的跨区域共同体。这实际上构成了历史人类学与亚洲史学中的“翻转亚洲”(Asia inside out)的概念。⑨在这个跨区域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商品、信息、资本、商人等成为“地域经济圈”的塑造主体。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在这片海域交会，在不同类型网络的作用下整合出全新的地域关系。⑩滨下武志的研究实际上是从“海域”意识出发来重新思考亚洲的空间秩序。

　　 (三)区域亚洲、文化中国与世界单位

　　 1.区域亚洲。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提出“区域亚洲”的概念。“作为区域的亚洲”首先是根植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季风推动的海上贸易通道，自下而上形成的一个自然的非线性的历史概念。而后，区域又被不同主体通过政治的、物质的和知识的方式，创建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区域，实现了“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的过程。(11)萧凤霞(Helen Siu)也认为，“华南”作为一个有利视角可以用来说明“历史性全球”(historical global)的多层次进程。(12)对于“区域化”的过程，汪晖用“跨体系社会”来进一步阐释。在他看来，“跨体系社会”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按照汪晖的说法，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区域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种视角：一是“针对国家及其行政区划而产生的区域主义叙述”；二是“针对民族国家和全球主义而产生的跨国性区域主义叙述”。(13)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和东南亚山地社会，并不只是一个“空间”上的“地域”概念，它实际上是由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跨界华人社会以及其他不同社会构成的跨区域社会体系，是一个由不同地域文明与区域社会构成的有机整体。

　　 从当代全球人类学的研究视域而言，华南研究提供了“从中心看周边”和“从周边来看中心”的双重视角，对重新审视华南汉人社会结构、华南各族群互动及东南亚华人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4)灵活地转换“中心”和“周边”的概念，不仅是要跳出民族国家的限制，从区域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华南”，而且更为提倡突破传统的大陆视角，转而从“海域意识”出发来思考华南到东南亚这片区域的整体性与多样性。

如果我们将焦点重新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来思考区域间的流动性与联系，那么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在沿线国家的传播也是区域社会网络形成的重要载体。另外，这个地区复杂的社会联系与人文交流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