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红:海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研究评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1 次 更新时间:2016-12-13 0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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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红  
他的这部著作在当时的西方对“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评价产生了广泛影响。

   到了60年代,魏特夫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观》,连载于《中国季刊》1962年第11、12期,详细阐述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中国观(14)。对于他的观点,马思乐等人进行了批评,认为他并未掌握马克思论中国的实质,即马克思当时关注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15)。这一时期还有两本重要著述提及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是出生于上海、后到了美国的唐纳德•洛威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1966年出版的《论“中国”在马克思、列宁、毛思想中的作用》;另一本是先在法国出版、后于1969年在伦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由德恩科斯和施拉姆合编,并由施拉姆从法文译为英文,这本书在70年代美国关于“毛主义”的讨论中影响很大。

   进入70年代,特别是随着中国“文革”的开展,《近代中国》杂志主编黄宗智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有关“毛主义”的讨论,在讨论中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魏昂德认为,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毛泽东的战略与思想,魏特夫否认乃至攻击其原创性,史华慈捍卫其原创性,而施拉姆则有条件地肯定其原创性,但在他们与此有关的论述和研究中,却只对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分析。例如《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一书,只用了10页的篇幅来阐述马克思的著述,而且几乎全部是从马克思论述殖民主义的信件和文章中零散摘出的(16)。施拉姆在回应魏昂德等人的质疑时也承认,在他和德恩科斯共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亚洲》这本书中,因为论述的重点是列宁以后对马克思的发展,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非欧洲世界的著述只摘编了有限的部分。魏昂德在随后的答复中并不否认,从马克思所写的新闻和政治小册子里可以拣选出许多预言、断言和华丽的词藻,其中有的包含了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也有许多是相互矛盾的,但他要批评的是一些编选者误将这些构成马克思整体理论中一个阶段的侧面大加阐述,而这些阐述却与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著作割裂了。事实上,马克思有关亚洲的零散论述并不能指导我们去掌握其理论的实质内容,孤立探讨这些不完整的章节只会产生误解,因此人们需要详尽掌握有关此类问题的其他著作和论断(17)。之后,施拉姆又针对魏昂德的上述观点进行了评论。他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关于亚洲社会的观点,真的如魏昂德所说与其基本理论假设不一致吗?当然不是,而是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亚洲社会不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而如此落后,而是因为社会自身性质里天生的弊端使其生产力无法得到发展,因此文化诸因素的重要性很难与作为马克思哲学观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一致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见解是马克思的非代表性思想,而是从黑格尔和孟德斯鸠那里学来的东西,只是反映了马克思所生活时代的知识界的一种时尚。而最能反映19世纪中期特点和马克思思想特点的,是认为亚洲的进步只能是欧洲工业革命影响的结果,直到生命将尽时,马克思仍坚持认为欧洲是世界进步和创造性的源泉,即使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需要欧洲无产阶级的倡导。虽然魏昂德在大肆渲染和误解这一问题,但他肯定从《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中读懂了,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的理论是理解亚洲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指南,相反,我们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企图恢复亚细亚生产方式、试图将中国逐出世界历史的法国、匈牙利和其他欧洲共产党员,以致于我们遭到了这一运动的主将们的责骂。尽管马克思与毛泽东有诸多连续性因素,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却作了一些重大修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错了。因此,对于那些旨在证明毛泽东是一个伟大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在思想与行动的一切重要方面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人来说,应该看到马克思历史观中的“欧洲中心论”偏见和对工人阶级作用的推论,应该研究这些是否是马克思思想实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仅是马克思偶尔提出的、只具有暂时价值的理论(18)。

   此外,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道娜的《马克思论中国》在1968年重印,有关这本书的书评也随之陆续发表。其中洛威认为,从20世纪来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中国的论述既不深入、也已失去光泽,与今日的中国共产党无关(19)。德里克在一系列论述中,特别是在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也谈到“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问题,他的这一著作在海外引起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广泛讨论。进入80年代后,在关于中国政治以及国家权威主义、全能主义等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魏昂德的《共产新传统主义》。

  

三、1984年至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研究多维视野审视阶段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不断崛起,海外中国研究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获得一手资料,因此人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又开始了新一轮考察。同时,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出版,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也掀起一次热潮。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再次被一些学者提起。

   在历史学领域,美国历史学家石约翰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中指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兴趣与中国大同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有关,但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评价有一个从赞许到斥责的过程。使用“郡县社会”这一概念对中国进行非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石约翰认为:“马克思认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然而令人震惊的是,马克思从未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政治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分析。马克思对此的不确定性反映了以下事实,即他说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不一定契合中国,无论是封建的、亚细亚的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都不适宜描述这个实际上没有工业但又充分发展的郡县社会。例如,马克思清晰而合理地将日本确定为封建社会,而那时的中国呈现的情形却与日本大不相同。”(20)

   文学领域有人指出,马克思曾将英、中之间的冲突喻为一场决斗,并经常用假设等创造性、幻觉性文学世界的修辞来描述世界事实,以便读者将其作为文学来理解(21)。1985年,以研究“中国形象”见长的德国汉学家夏瑞春编辑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出版,共收录了18篇文章,其中就包括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对华贸易》以及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1994年台北出版的《西方思想家论中国》一书,收录了武汉大学刘纲纪撰写的《马克思眼中的中国:“以人道的真诚谴责殖民主义”》一文。2000年德国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英国在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卡尔•马克思对儒化中国和西方殖民扩张冲撞的描述和预言》。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发表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德国及意大利刊行的书刊杂志中所见太平天国的形象》一文,也用不少笔墨谈及马克思的“中国形象”。台湾学者杜奉贤在比较了马克思与韦伯关于中国的论述后认为:“马克思对中国的解释整体来说非常粗糙,在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意义上用处不大。但是他原本志不在此,又何能见怪,可怪的应是那些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误用马克思的历史公式来解释中国,或是以政治企图来扭曲马克思的言论。但至少马克思把他所知道的写了出来,而且秉持公道对中国寄予同情和期盼,这点是值得肯定的。”(22)

   此外,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中,还有三种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倾向性观点需要澄清。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是否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日籍华裔学者谢世辉认为:“欧洲中心史观是在19世纪由黑格尔、马克思、兰克等人提出的。”(23)霍布斯鲍姆也认为:“西方的哲学家们包括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欧洲而不可能在亚洲或非洲找到。这一错误信念至少部分源自其他地区在文字和城市文明上的连续性与西方历史的非连续性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别。”(24)1998年,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重识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马克思与韦伯及其信徒用狭隘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视野看问题,“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韦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发表的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稽之谈的落脚点”;马克思将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推广至中国、亚洲和整个东方,“他断言,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25)。以上评价有失偏颇。事实上,自1840年起,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终生都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们始终关注着中国。在早期,他们确实沿用了西方传统思想中以欧洲中心主义来评价中国的话语,但也同时说明了中国在特定社会阶段表现出的历史事实,后来他们则直接关注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殖民地和欧美地区)相互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科技文化、革命形势、民族精神等一系列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把关于欧洲研究的结论套用到中国,相反,他们非常注意中国所表现出来的与欧洲的异质性和不平衡性,并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这恰恰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超越。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是否表现出鲜明的“颂华”或“贬华”倾向,还是从掌握的材料中得出了较为客观的中国印象。启蒙时代曾描述过中国的欧洲思想家,常被后人划分“颂华派”(Sinophilies)或“贬华派”(Sinophobies),如沃尔夫、伏尔泰和魁奈属于前者,孟德斯鸠、狄德罗则属于后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也受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对中国既有赞誉之词,也有批判之语,例如对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就是如此。但整个来看,他们更多是对中国社会现实运动进行客观评述,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并得出了一系列较为客观的结论。近年来,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美化”了英国侵华战争,有“歧视”乃至“丑化”中国人的倾向(26),这类观点广泛传播后产生了较坏影响。事实上,马克思确曾谈及奴隶贸易对资本主义的重要影响,甚至指出:“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用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机器大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27)他还将鸦片贸易和奴隶贸易相比较,并引用蒙哥马利•马丁在《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中的话说,“‘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进而强烈谴责了鸦片贸易以及殖民者对“中国苦力”“华工”的压榨。关于其他地区对于欧洲革命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也并未仅仅承认或赞誉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他们对印度、俄国甚至爱尔兰的民族运动也持肯定态度。例如马克思认为,相较于英国人,爱尔兰人更富有革命性,且由于爱尔兰还存在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因而爱尔兰革命可能是英国革命的先决条件(28)。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一些赞誉之辞并不是独有的,也不具有什么“颂华”倾向。

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研究相比以往是否发生了倒退。安德森认为,由于当时欧洲的东方史研究刚刚起步,马克思恩格斯在缺乏资讯的情况下,很多关于中国的看法或推论都与现实经验不符,例如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和治水社会这两个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实际上全盘继承了欧洲关于亚洲的传统论述,几乎未作修正而加以转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欧洲人反思亚洲的传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比他们的前辈倒退了。”(29)这种评价有失公允。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其欧洲前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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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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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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