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昊:利益与形象: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特权之争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2 次 更新时间:2016-08-14 17: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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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昊  
使中国贸易状况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一面。这些自由贸易者宣称“只授予东印度公司的两千五百个贸易伙伴对华贸易特权,却将其他两千五百万英国人民排除在外,本身便是一种侵犯公众权利的暴政”。(33)在此基础上,他们联合自由贸易理论的笃信者以及一些企图在宗教上“打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对东印度公司人士的论调展开了逐条反驳。

   关于英人在华贸易的现状,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指出,东印度公司的诠释完全是主观和片面的,这对英国公众明显是一种误导。首先,东印度公司过往的表现“远没有他们宣称的那样出色,相反,在每个方面它都做得极差”。(34)根据加尔各答英国商人提供的资料,克劳福德在《中国垄断考查》(ChineseMonopolyExamined)一书中断言,“不管是从资本的投资还是从国家财政的收入方面来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表现都远不能令国人满意”。(35)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价格“高得离谱”,但在质量上“完全不比美国和欧陆国家引进的茶叶更好”。(36)而且,纵观过去二十年,“不仅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茶叶吨数按英国人均计算大大降低。而且,英国产品向中国的出口也从每年一百万磅跌至每年远不到五十万磅。尽管如此,他们在这二十年里向英国公众课税共四千万磅。这个公司还有何脸面宣称自己是为国家为人民在东方经商呢?”(37)

   除去直接抨击东印度公司糟糕的经济表现,自由贸易者群体还着重指出,东印度公司人士通过刻意夸大中国广州体制的障碍,以使人们相信只要中方垄断的局面不改变,英国方面的任何调整都将徒劳无效。对此,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把自己塑造成“戳穿谎言者”的形象,他们指责东印度公司在介绍对华贸易时,故意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该公司和广州十三行间的“授权贸易(authorisedtrade)”上,却完全掩盖了自由贸易者们从事的“非授权贸易(unauthorisedtrade)”。(38)而事实上,只要人们稍微考察一下规模可观的“非授权贸易”,就可以看出“广州体制在实践中并没有对中国沿海一带的贸易带来多大的限制”。(39)例如,作为自由贸易者群体的代言人,克劳福德以一副专家的姿态指出,“尽管一些贸易在严格意义上说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授权,但实际上中国方面已享有充分的自由贸易。十三行以外的中国商人可以很容易地绕过政府与外商贸易,因此,虽然听起来中方的垄断极其严格,但实际上我们贸易对象的数量是极其庞大的,这一点和在利物浦或纽约没有什么两样。(40)

   在引入“非授权贸易”的基础上,为打消公众的顾虑,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又针对东印度公司提出的“自由贸易会使中国市场混乱”的论调进行批评。他们指出,事实证明,在过去二十年中,自由进行的“非授权贸易”非但没有引起什么麻烦,反而建立起极好的秩序和互信的机制。一方面,“在硬件和效率上,广州的状况绝对好于伦敦”。(41)另一方面,不仅英国的自由贸易者“从未和当地族群产生过任何矛盾”,而且那些已经进行在华自由贸易多年的美国、荷兰或是丹麦商人“也从没有因为这一贸易形式受到过什么困扰”(42)。很明显,自由贸易者们在这里暗示的是——既然自由贸易和广州体制都不是什么问题,那么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东印度公司从英国方面对中国贸易的垄断。

   自由贸易者不仅在英中贸易的现状上全盘否定了东印度公司一方提出的观点,还对其树立的一系列中国形象表现出强烈的质疑。为此,他们的一批支持者在1832年组织了一次从广东沿海北上的秘密侦察活动,尽管这次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考察广州以北港口的商业情况(43),但它同时为自由贸易者建构符合自身利益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基于这些新近获得的“本地知识”,自由贸易者一方提出,中国人及其文化其实并没有东印度公司人士描绘得那样与众不同。相反,中国与西方有很多共通之处,而很多普世的原则在中国也同样适用。

   首先,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坚信,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并不妨碍她参与正常的国际交往,实际上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是一个“很爱经商的民族(highlycommercialpeople)”(44)——他们不仅“乐于交易”,还“渴望拓展与外国人的商业交往”。(45)新教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Gützlaff)(46)在1832年的北上活动中积累了大量与此相关的一手证据。他记录道,他所遇到的中国人大部分都“很想通过贸易营生……他们时常抱怨当前这种与外国商人隔绝的体制”。(47)这次侦察活动的领导人休·汉密尔顿·林德赛(HughHamiltonLindsay)也证实,有些名义上要依法镇压非法中外贸易的中国官员私下里也向他承认“对外交往好处良多,乃民心所向”。(48)基于这些所谓“本地经验”,克劳福德更加自信地写道,“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中国人爱财,也爱想尽办法赚钱。他们和我们一样对贸易感兴趣,也和世界上的任何民族一样渴望与外界进行商业交往。在这一点上,就连他们的政府官员也不例外”。(49)

   其次,相对于东印度公司人士将中国人描绘成反感对外交往的民族,自由贸易者一方声称实际上中国人“友好、亲善,渴望与外国人自由地交流”。(50)在1832年的北上活动中,英方人士强调他们受到了各地民众的热情欢迎——“中国人大多性格开朗、好客、待人和善,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仇外的迹象”。(51)例如,郭实腊记录道,他有一天路过一个看似极其穷困的人家,“没想到主人却特别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小坐,还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和我们分享”。(52)虽然郭实腊很少在日记中直接引用别人的语句,但以下这句话却被郭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这位不知姓名的中国人说:“如果官府能允许我们能和你们通畅地交流,那该有多好啊!可惜我们总是被强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情!”(53)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中国人渴望对外交往的特性跃然纸上。

   再者,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还宣称中国人渴望了解外部知识,特别是关于基督教和英国人的一些情况。这一观点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在北上侦察的途中,英方在中国民间广为传发一些关于基督教和西方科学的材料,以及一本名为《简述英国性格》(ABriefAccountoftheEnglishCharacter)的小册子。这些书籍据称在各地都受到了欢迎,闻讯的中国民众甚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索要这些免费的材料。对此,郭实腊的解释是“中国人热切渴求外部知识,他们极其渴望听到来自上帝的福音”。(54)在这一基础上,郭在日记中大为感叹:“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如此希望灵魂得救,但他们却不得不被禁锢在当前这种状态中。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55)

   经过证明中国人民既不仇外或反感商业,也不抗拒外部知识,自由贸易者们赢得了充分的理由宣称中国政府及其法律并不值得敬畏。相对于东印度公司劝告英国公众尊重中国主权,他们的主要论调是满清政府的法令并不能代表亿万中国民众的意志,因为,在中国,“一个满族暴君的个人意愿……使四万万人民长期无法与外族友人正常交流”。(56)为证明这一观点,自由贸易者将中国的政治现状演绎为满族统治者对广大汉人的暴政。他们指出,“当权的满族人并不受人民爱戴,他们成天担惊受怕……唯恐汉人联合外部力量将他们赶出这个国家”。(57)对此,郭实腊评论说:“满人政府虽然不承认,但他们心里清楚,在军事上他们根本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所以,这些统治者总是尽一切手段隔绝广大民众与外国人的交流。”(58)具体来说,自由贸易者断言满清政府常年在中外之间培育一种相互反感的情绪。对外国来华人士,“他们把中国民众描绘得既愚笨又不可靠”。(59)对中国大众,尤其是广州居民,他们把外国人说成“无知的蛮夷、低贱的种族”,并鼓励他们对外国人“保持傲慢的姿态”。(60)为进一步证明外国人有时在广州受到的不良“礼遇”是政府宣传政策的结果而非中国人的真情实感,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再次将北上侦察活动的经验当作证据。他们指出,一旦离开广东省,“外国人受到的就不再是冷眼和轻视,而变成友谊与善意”。(61)

   随着将满清政府塑造成中外人民交流的首要障碍,中国法律在自由贸易者看来更加不值得尊重。郭实腊直言:“普世众生都由上帝创造,因此天然地具有相互交流的权利。……任何法律若与这一至高的法则相悖,则是对上帝的亵渎,应受世人谴责。”(62)通过这样的形象塑造,中国政府和法律成为中国人民乃至上帝意志的对立面,其合法性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此基础上,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指出,以相对强硬的方式来挑战这样一个政权是完全正义的事情。特别是,相对于东印度公司人士声称中国人儒雅讲理,他们宣称“中国人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民族”(63),因为,过去的两次使团已经证明“在外交中对中国好颜相待是多么没有意义”(64),而且纵观中国历史,“但凡外族人尝试以讲理的方式说服他们,则全部无功而返;但如果外来者姿态强硬,特别是在有武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人通常会乖乖妥协”(65)。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此时自由贸易者及其支持者对调整对华态度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共识,但在具体的强硬程度上,其内部还存在一定分歧。具体来说,一些人认为“为了赢得中国政府的尊重,我们必须派出一定规模的军队”。(66)另一些人(如以郭实腊为首的传教士)则认为“虽然摆出更强硬的姿态完全必要,但在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情况下,以暴力手段实现目的是万万不可取的”。(67)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初,这些态度还难以统一,但相对于东印度公司要维持现状乃至无限度容忍下去的提议,这一号召改变姿态、寻求突破的对华策略已越来越具有说服力了。

   在19世纪30年代初的这场争论中,围绕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特权是否应当持续的问题,东印度公司和自由贸易者站在各自的经济立场上,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然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毕竟已被广为接受,所以,尽管东印度公司及其支持者极力辩解,全面废除该公司在东方的独占贸易权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新的“特许状法案(theCharterActof1833)”,正式单方面开放对中国市场的自由贸易,这宣布了这场基于经济利益的中国论争以自由贸易者一方的获胜而告终。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中国市场的诱惑,不论是英国官方还是数量不断增长的自由贸易者群体,此时都没有心思再去仔细斟酌中国这个他们实际并不了解的“他者”。由于自由贸易者在争论中获胜,人们对于他们呈现的中国形象基本照单全收,这对鸦片战争前的舆论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号召尊重中国的声音明显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府的藐视和不屑,以及一种解救中国民众于苦海之中的救世心态。在此,必须要严正指出的是,尽管自由贸易者借助当时的经济思潮在论争中占得上风,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呈现的中国形象是公正客观的。实际上,和他们的对手东印度公司一样,自由贸易者的诸多观点都很值得商榷。笔者认为这至少体现在如下几处:

   第一,自由贸易者们之所以在呈现中国形象时表现得充满自信,主要是因为他们以1832年的北上潜行为根据,自称获得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然而,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大量类似的观点就已经在广东的英人群体间流传。1830年,一些在华的自由贸易者甚至还集体向英国议会提出过一次请愿(68),其中很多看法都与林德赛、郭实腊等人后来的所谓“发现”极其相似。因为参与这次侦察的大部分人员早前就已明显倾向于自由贸易者一方,那么我们则很难判定他们考察的结果到底是一种客观的“发现”,还是一种基于主观意图的歪曲和诠释。若是后者,那么这些论调的说服力则应大打折扣。

第二,郭实腊和林德赛等人在介绍中国人时,将他们对外国人的友好和对基督教知识的向往理解为中国人的“本性”,却没有考虑或深究中国人在他们面前表现得热情好客到底有没有其他原因。简单设想一下,这些人在和英国人接触时,是否会有其他的目的?鉴于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的识字率很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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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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