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如何理解中国及其现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4 次 更新时间:2016-06-29 23: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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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  

认识中国所应有的态度

   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如何理解中国其实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意味的知识行为。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国,在学术思想界历来便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在这些说法里面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预设。我们大致可以从当代的语境出发,将这些叙述中国的模式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自暴自弃的模式,一种是所谓自我辩护的模式。

   我把那种站在所谓更高的文明价值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模式,称之为自暴自弃的模式。在今天的语境里,不管是所谓“公知”还是“批判知识分子”,大概都属于这种模式。为什么说他们是自暴自弃模式呢?因为他们批评中国的方式,已经渐渐变成了寻找中国不是的发泄。多年来大家往往习惯于从反封建的立场上、从所谓现代的价值出发来批评中国,而这些年则又发展出了另一种批判中国的方式,那就是从传统出发对当代中国的攻击。如果说在当代语境里从现代出发对中国的攻击,更多是以西方和美国为背景的话;那么从传统出发对中国的攻击,则更多是以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为背景的。实际上这些年的“民国热”里面,其实就集中蕴含着对当代中国的这两种不满情绪,在“民国热”(更多地其实是意指“我国台湾地区”)的映照下,当代中国是既不“传统”又不“现代”。应该说这种批判的情绪是愈演愈烈,这种批判已经超越了政治的批判,而演变成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否定,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变成了对当代中国人的批判。表面看起来这是一种内部的自我批评,因为中国确实有种种的不足,批评中国当然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好,可是在这个批评里面所蕴含的情绪,却似乎已经超越了理性地通过批评来解决问题的层面,而变成了一种愤怒和自厌的情绪,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应合着当前世界性的对中国的抹黑运动。说二者是相互呼应的,而如果我们这样来对待自己,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它有可能瓦解我们国家自立的根本。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恰恰可能是中国社会的真正问题所在。这种态度一定会带来极端的表现,一是极度的自卑,而极度的自卑一定会带来变态的极度自尊。而这并会在民族主义冲突发生时急速地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暴力化的极端民族主义态度。一个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和文明积累的国家,却如此缺乏文明和政治的定力,又岂是国家之福?

   第二个态度是自我辩护的态度。这些年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多,也是左右对峙的角力场之一。肯定中国模式论的大多是“左派”,这种论述的出发点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上来为中国成功的经验进行辩护。从已经获得的成就出发回头检讨中国之所以获得这个成就的根据和理由。在我们看来,这种方式好像不够完整,因为它基本上只是对成功经验的总结,看不到中国经验背后的所谓中国道路的内在的逻辑和动力,以及围绕这个动力和逻辑而展开的历史过程的曲折与顿挫。这个曲折与顿挫才是需要全面理解的,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所谓的成功经验而来的辩护就可以完全且清楚地加以说明的。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当前这两种舆论呢?我一直认为,如何认识中国及其现代,说到底是一个当代中国人如何重新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要打开在当下处境里面的小我,去主动地与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具有如此大规模的国家、民族、文明的历史经验发生深刻的关联感,与民族的命运发生一种共构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认识中国的任务,和日本人、美国人认识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我们在具体知识的结论上可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它背后有一个情感问题。当然,大家会疑问,这种情感态度是不是会障蔽我们对问题的客观认识?我们接受的实证主义训练基本上是一定要把主体掏空之后去面对材料、对象,似乎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真切的认识。实际上我有完全相反的意见。我们做人文社会科学,面对的世界、认识的对象,其实不是一个凝固的、不会说话的、没有意义的对象,而是一个意义世界和有意味的对象。当我们面对意义对象的时候,恰恰需要一个充满意义感的主体去发生共鸣共振,去相互感发。当我们真的用一个人文学的态度去对待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对象从来都是决定方法的,方法只有根据对象的特殊性来加以特殊的选择和设计,才能够获得所谓真正符合对象的认识。只有与对象相称的方法才是客观性的真正保障。因此,情感的态度不仅不会障蔽我们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反而恰恰可以导引出一个非常客观的认识来。这个由对象所决定的方法背后其实跟情感是绝不冲突的,跟意义是绝不冲突的,所以我们要建立对于中国的认识,就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和方法,而不是笼统袭用一种所谓“学无中西”的普遍主义方法论,以为可以用一种方法去面对一切认识对象,解决一切问题。

  

中国原理之所在

   如何理解中国,对我来讲就是去探求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也就是说,对中国原理的探求,不是我们在历史里面去寻找一些要素,把这些要素用一个理论的方式加以编织,成为一个理论性的表述。而是要采用一种“源流互质”的方法论,历史性的、动态的把握中国的原理。对我来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其实是要从中国创生的那个时刻讲起的。那么这个创生的时刻是什么?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考古学研究,李伯谦先生有一个区分非常好,他说,文明因素的起源和文明的形成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已有的很多讨论是对文明因素起源的讨论,并不是对中国文明形成的讨论。也就是说,其实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许多人类文明要素的发生,可是这些文明要素的发生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才称得上是中国文明的发生,却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苏秉琦先生也有一个特别好的讲法,他说只有一个具有中国意义的政治体形成的时候,它才可以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背后的意思是说,中国的产生其实是来自一个对中国规模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国”是为了解决“中国”规模的问题,从政治秩序的创生中产生出的自我意识。所以苏秉琦说在五帝时代其实就有一个共识的“中国”出现了,三代才有一个理想的“中国”。中国其实以统一政治体的出现为标志,在这个统一体出现的同时,还包含一种使得这个秩序成为可能的价值关怀,即使得这个统一体具有正当性的价值感或价值观。在商的时代,就出现了天命的观念,这个观念跟“中国”的概念是相应的,指涉着“中国”背后的价值正当性。

   周是一个小邦,代替商之后,统治、管理这么大的商的遗产,首先面对的就是力不从心的难题。正因为力量弱小,所以周创造了宗法封建制度。宗法封建制度包含一个特别的原理,即照顾多元的权力分享机制,它在解决政治控制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政权正当性的问题。宗法封建制的具体创设背后蕴含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意涵,意即通过差异的协调,而非差异的取消,来达成统一的秩序。从源头上来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有几个特征:第一,从政治效果上来讲是大一统,这是为了解决中国规模的问题所需,是中国规模的问题推动了“中国”这一文明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第二,在价值性意义上来讲有一个天命观,即使是在“天命眷宠”的观念当中,“天命”的成立也必须以天命分享的意识为前提。这就成为政治正当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来源;第三,宗法封建制的创制则把这种天命分享的观念与天命眷宠的观念更加辩证地结合起来,在照应政治现实的前提下成为一种具有原理性的创制,这就是礼治原则的基本精神,亦即正当性分享的原则,亦即通过差异的协调而非差异的取消来实现政治秩序。周代在解决具体政治问题中创制了礼治原理,因此成为了主导“中国”后续政治和历史展开当中所蕴含的价值原理,尽管每个时代所遭遇的具体历史问题各有不同,但这一价值原理却始终成为导引中国历史的价值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中国作为中国创生之后,中国的历史展开就始终在两个层次的原理之间互动和博弈。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动力总是具有因果性的,它是由现实的利益和情感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历史发展却不能脱离价值对历史因果律的导引作用。人的价值追求尽管不是历史因果的动力,但却始终是作为历史因果的目的而存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新的历史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对礼治原则背后的价值原理进行一次创造性的激发,使其能够导引历史问题解决的方向。正是这种价值导引的意义,中国历史的经验才可以存续,因为那是使得中国规模问题的解决具有中国文明意义的经验。这些经验具有如下一般性的内涵,(1)“大一统”是解决中国规模问题的保证;(2)“大一统”必须以协调差异的“仁”的精神作为内涵,否则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规模的问题;(3)“仁”的精神指导下的礼治原则的目的,是通过差异的协调来实现和维持共同体的存续与繁荣。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对待差异的方式跟我们这种协调差异和正当性分享的方式是不同的,希腊城邦内部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城邦间的民主,在城邦之间反而是一种战国状态,不时出现霸主政治。而罗马帝国不过是罗马城邦对帝国的支配,正如钱穆先生所形容,罗马帝国好比一个中心灯柱,一旦熄灭则帝国必然瓦解,而中国则满天灯火,一灯虽有灭,然众灯尚明。

   福山曾说过一句较为近理的话,他说霍布斯所想象的政治的起源、社会的起源其实是不太符合人类学实际的。根据人类学的发现,人类从来都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因此人和人之间并不一定是斗争的,但是团体和团体之间可能是斗争的,因为人必须在团体里面才能够生存,因此“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人必须在群体里存在,绝对不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孤独的绝对个体。中国的原理,更符合人类的实际状况,也符合人类政治起源的实际。

  

如何理解现代中国

   现在可以看到,不管是革命史还是现代化的叙述里面,都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起点。认为这是西力东侵的开始,给以前一直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带来根本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带来中国进步的动能。这是革命史叙述与现代化叙述的一个基本预设。因此,对于中国现代理解里边,背后有一个来自西方现代性规范做支撑的预设。在我看来,恰恰值得追问的正是这个预设,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大的规模,它怎么可能不在世界当中?因此,关键在于中国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以及存在于一个怎样的世界当中。中国当然并不是在1840年才被拖入世界史的,中国始终就在世界当中,而且是世界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曾经是那个世界史的核心动力之一,曾是那个所谓前现代世界的中心。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就不能把中国的近代简单看成是来自外力作用的后果,即使是外因也必须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当然,这个外力作用确实有一个后果,可是这一后果的意义是什么,却值得重新评估。我认为,其实把这一个历史时刻看做是中国史被拖入现代历史过程的意义,不过是强调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对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前现代世界体系的取代。如果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的结构性的视野里面看中国现代史,就会把中国现代史尽量拉开,上接到古代去,特别是要从元代对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出发来理解中国现代。

所谓前现代世界体系是跟元代的确立有关系的。元代有两个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一是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打通了欧亚内陆市场,使得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了;二是对中国历史来说,元代打破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天限南北”的政治分裂状况,重新统一了宇内。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史的叙述中有一个正统论的观念,有一个纵向的历史叙述。宋代新儒学的兴起,成熟了一种道统论的正统观。根据这种道统论的正统观来叙述历史,认为宋是承自唐的正统。不过,这种纵向的正统历史观里面其实忽视了与宋同时存在的辽金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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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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