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排行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我们以改革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通过和平发展和国际合作，同世界各国普遍发展友好伙伴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摩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改革，是完全能够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和平发展道路，而且这条路会越走越宽广。 ...
杨福泉：怀念梁从诫先生——回忆梅里雪山下的一段往事
梁从诫先生多年倾力致力于保护中华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与梁氏家族的忧国忧民、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的家风一脉相承。逝者已去，而其高洁之志将长留人间。更多志士仁人会继续梁先生的事业，呵护中华的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和野生动物，呵护我们赖以存身的大自然。 ...
阮炜：东亚共同体
让历史积怨让位于国家的根本利益，从而推动未来东亚整合进程的进一步深入，使酝酿中的东亚共同体顺利诞生，富于成效地运转，逐渐走向成熟。唯如此，才能涵养成一种从更高的着眼点和更宽广的视野来认知和处理国际问题的习惯，才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 ...
凤凰周刊：仍未消逝的价格双轨制
1元钱能吃到什么？7、8道热菜自选，有荤有素；4、5种主食搭配，粗精结合；另有餐后水果和酸奶。时下物价飞涨，可能很少有人相信这是真的。然而，这正是国家某部委食堂的午餐标准。当社会民众在物价狂浪里颠簸起伏时，上千万体制内人群却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小湾里。 ...
许纪霖：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清末民初强国梦的历史嬗变
晚清中国人致力于模仿19世纪西方文明中的国家主义与物质主义。物质实利主义摧毁了中国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造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乱局与精神危机。世界大战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五四时代广泛而多元的文明自觉，从以“力”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转向了普世价值的新文明探求。 ...
王占阳：人类整体主义导论
从共同体整体主义走向人类整体主义，正在愈益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人类的现代文明并不是西方世界的独立创造，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人类整体主义的历史学和历史观的建构，势必导致我们对于“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再认识。 ...
柯炳生：关于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几点认识
从国情和大局出发，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如何完善现有的国家统一考试制度，而不是寻求别的替代办法，因为，别的路，在少数学校搞搞试验可以，全面铺开推行是不大可能的――至少在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 ...
卢中原：“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未来5年，我国将面临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的许多新变化和新机遇，风险挑战也将十分复杂，“十二五”前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会比较明显。总体上看，机遇大于挑战，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们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陈嘉映：民主作为“价值”
我与那些提倡普遍价值的人士，政治主张也许没什么两样，但不觉得需要借道“普遍价值”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我们能为中国应当施行民主提供很多更切实的论证。我们去考虑民主体制的历史，多种民主国家的现状，它们在哪些方面有得哪些方面有失，去考虑中国方方面面的实情。 ...
张志成：“芬兰化”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唯一选择
朝鲜失败带来的朝鲜半岛的统一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在朝鲜半岛局面日益复杂化的时刻，中国必须改变对朝鲜问题的外交思想，打破维护朝鲜政权稳定第一的思路，推动朝鲜通过经济发展而实现真正的稳定，进而实现半岛问题的永久性解决。 ...
郑永年：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
如果改革者站在既得利益一边，那么无论怎样的改革，都会深化经济过程和社会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但如果改革者在既得利益之外培植新的利益，那么不仅可以克服既得利益，塑造开放性和包容性社会，使得社会的各种利益重新回归一种均衡状态。 ...
李希光：朝鲜是中国一级核心利益
中国应该像对待巴基斯坦、尼泊尔一样处理朝鲜事务。无论朝鲜国内是何种制度，何人掌权，朝鲜都是中国的一级核心利益国家，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友好邻邦。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涉及到中国的重大核心利益。任何人在朝鲜半岛燃起战火，都是对中国的挑衅和宣战。 ...
杨福泉：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定义和认同的思考
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应该有一种动态的眼光和相应的思路、方法，而不是抱着过去相沿下来的陈旧观念来看待。这样，我们才能具备一种理性的世界眼光，不断建构蓬勃向上、活水长流的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
人民日报：人没了谈发展有何意义
安全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是一个制度上有没有保障的问题，是一个科学认识安全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科学发展的问题。发展为了什么？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生事故了，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
许建明：两岸关系、台湾政治生态与中国国家认同
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退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大陆民众不完善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大陆对台策略的失当所致。因此，中国大陆需要改进其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提高民众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反思、改善大陆对台策略，以建构新的两岸“想象共同体”。 ...
任剑涛：启蒙的自我澄清
启蒙的真正精神是“有蒙共启”。启蒙者不能置身启蒙范围之外，单纯以启别人之蒙为职志，他本身既是启蒙的行动者、也是启蒙的对象。因此，启蒙的自我澄清，不论是理论理性意义上、或是实践理性意义上，绝对不仅仅是一种限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叙事。 ...
高全喜：尘世间 一颗伟大的心灵离去了
定剑教授的这个宪法情怀，不是来自什么西方的理论，而是来自他生活的大地，来自人民的苦难。这种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使他既反对教条主义的西化理论，更反对为现实政治辩护的中国独特论。他的宪法学是中国的、本土的，但更是普世的、面向所有人的。 ...
陈云良：哭蔡定剑
我之所敬佩蔡先生，是因为他“追求真理，不恋仕途”。当前中国象他这样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官，一心追求国家富强的学者、官员太少，太少！说到这里，我悲从中来，忍不住要失声痛哭，我哭中国法治彷徨徘徊之际，民主宪政的中流砥柱突然坍塌。 ...
周大伟：“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谈谈中国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关系网
法律职业群体的关系网今天正在每时每刻地触及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最敏感的神经。这个关系网不解决、不理顺，不把它引向健康的轨道，我们中国民众的神经就不得安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就不可持续，司法的公平正义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
人民日报：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开放
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而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等复杂因素，但根源往往在于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开放正是清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
郭于华：直面矛盾，重建社会
知识分子应当超越左右，克服派系，共同面对权贵资本主义，同时对权力保持一种距离警醒，推动建设公民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建设能动社会对市场形成必要制衡；促成有限的政府、有边界的市场与自组织的社会三者之间相互制衡和良性互动。 ...
王绍光：重庆经验与中国社会主义3.0版本
重庆经验可以概括为四点：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五个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国民共进。这四点正好构成了社会主义3.0版本的要素。重庆经验最重要的，就是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
周永生：东亚安全形势和中国的选择
2010年，中国东部、南部海疆地区颇不安宁，乱象丛生。在一些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一张面对不断崛起中的中国的巨网正在若隐若现地形成。其中，既有偶然的巧合，也存在某些必然的因果关系。能否使坏事变成好事，关键看中国采取何种心态、何种战略判断、何种对策措施。 ...
马庆钰：市场经济呼唤政治改革
中国的改革领导者迫切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实行更加全面和富有勇气的自身改革战略,及早点燃政治改革的第三级火箭,从而为中国发展的全面、健康和可持续性增加源源不绝的动能供给,争取在2020年前后,使我国能够有一个更加科学、民主、法治的政治与行政体制。 ...
韩大元：论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权
本文首先分析了《共同纲领》制定权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认为，作为《共同纲领》制定权主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民主的正当性，并发挥了提供政权合法性的功能。而这种正当性与合法性体现在《共同纲领》的制定经过与程序。 ...
郭世佑：事实评判与职业伦理
学者作为理性人群的代表，作为“社会的良心”，没有权利去人为引发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如果互相对骂，打成一团，就只能是学府、学术与学人的斯文扫地，不可救药，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在今天，读书人的体面和尊严本来就剩下不多了。 ...
《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三期编辑手记
我国社科界目前弥漫着一股浮躁而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严重影响到为国家提供务实方案和为民族贡献精神食粮的目标，已经到非下大决心彻底自省不足以改观的程度。纵观社科研究大局，除一部分扎扎实实、安安静静地进行调查研究的人员之外，有两类“学术玩家”令人深为忧虑。 ...
李克强：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深刻理解《建议》的精神实质和“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主线，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战略与管理》2009年第三期编辑手记——暨《战略与管理》编辑理念
我们为刊物设立的主旨定位是：实证调查基础上的大国战略研究。即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为终极目标，在全面详细了解国情的基础上，进行战略目标确定和价值评估，战略路径分析和选择，并权衡可用资源和制约因素，得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
贺雪峰：中国城市化之忧
迄今为止，中央在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上，一直保持了较为清醒的头脑，采取了较为稳定的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实践效果。不过，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在如何城市化的道路选择上，明显表现出激进情绪，这种激进情绪如果不受到控制，可能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